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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热眼看自己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作为电视台《我们大学生》栏目主持人,我曾采访过吴强和茹志鹃两位前辈作家。

吴强先生的长篇小说《红日》有口皆碑,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更是影响深远;而茹志鹃女士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则是中学语文课本必读篇目,清新、纯洁的文字里透露出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尤其是结尾处:“‘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目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百合花被子作为线索贯穿全文,读来意蕴无穷。

所以,听说有机会采访两位文学大家,颇为兴奋。吴强先生的采访好像是在作协进行的,而采访茹志鹃女士则是说好去她“愚谷邨”的家。“愚谷邨”是位于愚园路与南京西路之间的一条新式里弄,弄堂里住宅鳞次栉比,纵横绵延。

王安忆后来曾如此回忆“愚谷邨”:“‘愚谷邨’路通愚园路和南京路,两端均闹中取静的街市,于人间世而有冥思,合乎父母知识分子的人道情怀,他们的晚境因而增添暖意。是为市井福地。”

 

然而,那次采访究竟关乎哪些内容,完全不复记忆,只是与大作家如此近距离接触,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到底还是带来一种精神冲击。后来与王安忆相识,也常常会说起和她母亲那唯一一次的采访。

茹志鹃凭借敏锐文学嗅觉,发现女儿观察与叙述能力

按照固有思维方式,人们总以为王安忆文学才华来自于母亲茹志鹃的精心培育,但茹志鹃女士在《从王安忆说起》一文中说:“在孩子小的时候,我除了给他们吃饱、穿暖之外,还给了他们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认为这在目前盛行‘实惠’价值观的时候,提一提是必要的。给孩子一些感情上的、文学上的熏陶。孩子们还小的时候,背过一些唐诗宋词,先是背,然后让他们懂一些诗里的意境……”作为母亲,茹志鹃女士从未刻意将子女往特定方向培养,甚至不鼓励他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

尽管母亲不赞成女儿搞文艺,但一切就像命中注定一般,王安忆的人生轨迹终究向着文学步步趋近。十六岁那年,王安忆离开上海,去往安徽淮北农村插队落户。在那个物质条件与精神生活都极为贫乏的时期,其文学天赋开始显山露水。由于担心女儿身处异乡,寂寞难耐,再加上自己也处于边缘状态,故此,母女相约,通过鱼雁往来,寻找生活乐趣。

女儿来信所述,仅为周围凡人琐事,但母亲却凭借敏锐文学嗅觉,发现女儿的观察与叙述能力。茹志鹃女士说,女儿王安忆“信里写了她的劳作,生活,环境,农村里的小姐妹,老大爷老大娘,写他们对自己的爱惜,也写他们的纠纷。我发现写的这些平常的生活情景,生动,亲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使人看了就难忘。她写的有些事,我直到现在还记得。比如她们下工回家以后,农村生活的寂寞、刻板,一旦听见井边有人吵架,于是在挑水的丢下水桶,在切菜的丢下菜刀,纷纷出去看,结果,人家不吵了,大家就叹了一口气,不无遗憾地又回到屋里做饭。有一年的春天,她来信说,乡亲说燕子不来做窝,这家人一定是恶人,要倒霉的,而她住的那屋子,梁上还是空的。过了几天她来信报告说:今天早上我一睁眼,就看见梁上有燕子来做窝了。她写了一些小事,但从这些琐琐碎碎的事里,我了解到她的生活,她的思想感情,甚至她的形象,都能透过纸感觉到”。

数年后,王安忆回到上海,在《儿童时代》杂志担任编辑,并正式开启写作生活,但母亲茹志鹃依然奉行“不去管她,让她自己去探索,去走路”原则,任凭女儿在文学道路上驰骋。王安忆和我说,随着自己作品数量增多,母亲甚至都不看其作品,更遑论具体指点。茹志鹃女士也颇为得意,以为这样的“放手”,才促使“王安忆在创作上较快形成自己的一种表现方式,在她的成长道路上,我如果有点作用的话,这恐怕要算一功”。

陈丹青在地铁里阅读王安忆的赠书,泪流满面

1983年,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一起远渡重洋,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此项计划由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参与创办,每年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共聚一堂进行交流与写作。白先勇、林怀民、余光中、吴祖光、王蒙、莫言、郑愁予等两岸作家都相继参与其间。

聂华苓在《踽踽独行——陈映真》一文中回忆那年聚会:“那年是中国作家在爱荷华最有趣的聚会。吴祖光诙谐。茹志鹃沉毅。王安忆敏锐,对人对事,都有她独特的见解,她最引人注意,打两条小辫,明丽透着点儿腼腆,偶尔冒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多带批判性的。她对新鲜事物特别有兴趣,比其他中国作家活动都多一些。”

这段“爱荷华”经历,对王安忆的写作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同访“爱荷华”的中国台湾作家陈映真,以及旅居纽约的艺术家陈丹青。我曾经问王安忆,为何陈映真会对她心灵成长和文学发展带来如此强烈撞击,甚至在《英特纳雄耐尔》一文中感叹“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他却被时代已经抛在身后了”。王安忆说:“我们刚从知青的命运里挣脱出来,心中充满愤怒,要对那个曾经走过的时代进行激烈的批评,但陈映真则认为,相对于同来‘爱荷华’的其他国家的作家悲惨的命运,我所遭受的苦难不值一提。”

虽然,彼此观念不同,争论不休,但从聂华苓的文章可以看出陈映真对王安忆投以青眼:“在大陆作家之中,他对年轻的王安忆最关心,最好奇,也最赞赏。那时大陆作家的作品还不能在台湾发表,他在爱荷华一口气读完她送的几本集子。1984年,他将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发表在台湾的《文季》,也许是台湾初次发表大陆作家的作品。他认为‘作为一个年轻一代的作家,她的焦点和情感是明显地集中在年轻一代遭遇和感受的。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虽然没有大陆年轻一代哲学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质疑,却有王安忆的认真和诚实,感人至深’。”

至于陈丹青,其旅居纽约时的那份孤独与苦闷赢得王安忆的尊重。王安忆记得当时陈丹青在地铁里阅读王安忆赠他的两本小说集,泪流满面。“别人都忙着向西方认同,他却在向中国认同,”王安忆说。

而陈丹青则回忆,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曾让他感动:“第一次看到有个同代人写我们自己的生活,非常高兴。记得小说结尾写主角回城后心里苦,跑到外滩人堆里去,家人又去找他回来。这种感觉写得很对。我小时候不开心,也跑到外滩瞎走。”读罢王安忆赠予的小说《六九届初中生》,陈丹青还与王安忆在通信中讨论阅读感受,提出个人意见,并煞有介事地判定《六九届初中生》只能算是一部拉得很长的小说,而算不得真正的“长篇小说”。

但是,无论如何,王安忆始终看重与陈丹青的对话,有时候难免也会生气,会有歧见,可是,又会在某一点上达到契合。因此,王安忆将陈丹青称为自己的“思想伴侣”。

莫言对王安忆说,如果我们俩同时得奖该有多好啊!

说起王安忆文学创作,《小鲍庄》无法绕过。《小鲍庄》与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在同一期文学刊物,并引发读者关注。作为写实主义作家,王安忆曾戏言,为何非得“红萝卜”,“红山芋”似乎也未尝不可。此话传到莫言耳中,莫言自然五味杂陈。所以他起初对王安忆略有偏见。

然而,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使得他俩愈发融洽。王安忆说,她和莫言同受邀请访问瑞典。旅行期间,他们同访瑞典文学院,“莫言非常忠厚,问了句‘诺贝尔文学奖有否可能两个人同时获得?’对方说,历史上有过……”王安忆清晰记得那段有趣的对话。荣获诺贝尔奖之后,莫言对王安忆说:“如果我们俩同时得奖该有多好啊!”王安忆认为莫言得奖对中国文学最大的影响在于奖励“持续性写作”,此话意味着对职业作家的认可与褒奖。

“回顾中国文学史,只有我们这代人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之前的写作,从‘五四’开始算好了,老是被打断。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才有了持续性写作。这才是莫言得奖真正的意义!”王安忆说。不过,虽然莫言得奖是因为其长篇小说,但其实他的中篇小说更佳,因为中篇小说“有所节制,不可能泥沙俱下,而短篇太拘束,长篇又太繁复”。

当然,长篇小说往往会因为故事跌宕起伏,人物命运千转百回而受到影视工作者青睐。莫言的《红高粱》便是最好的佐证。王安忆的作品虽然向来与影视剧疏离,但《长恨歌》却是例外。王安忆对弄堂女儿王琦瑶这一人物的塑造,以及对市井百态、家长里短入木三分的描绘,显然来自她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深刻体察。

王安忆认为,上海写作只有两条路

曾不止一次听王安忆说,小时候住在淮海路,思南路附近,那里的弄堂结构和房屋布局颇为奇异,前面是五光十色的巴黎风尚,背后则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烟火气息。生活于此的女孩子必须拥有足够的定力,方可抵御繁华与喧嚣。事物总是分为两极,有进取的,也有沉沦的,这一切,才构成生活的本来面目。

因此,《长恨歌》里的人物或许都不是作者所喜欢的,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更由于人物经精雕细刻,呈现出生命感之后,一个个人物便勾串起一段历史洪流。

自《长恨歌》后,文学评论界时常将王安忆与张爱玲相提并论。她们都是生活在老上海的女作家,都以上海为背景进行创作,写作手法和风格上也有相似之处。其实,在王安忆之前,也有人探寻白先勇与张爱玲文学基因的相互关系,白先生给出的答案是,他与张爱玲的文学之路都是“喝《红楼梦》的奶长大的”。尤其张爱玲创作完全绕过“五四”,直接与《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相延续。

中国台湾作家朱天心将内地作家大致分为两类:大多数人属于“三国”系,而王安忆恰恰属于“红楼”系。不过,在王安忆看来,张爱玲与“五四”虽然关系紧张,但她仍然从中汲取养料,譬如对人生的观照,以及对人世的批判。“如果没有‘五四’,张爱玲的东西与‘鸳鸯蝴蝶派’就可能殊途同归。反过来说,张爱玲似乎也给‘五四’补了一个缺。‘五四’成长起来的作家对市民生活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觉得民众是等待他们来启蒙的,所以,他们不关心日常生活。而张爱玲则关注庸常生活,并从中寻找救赎。”王安忆说。至于自己与张爱玲的根本差别则在于世界观的不同,张爱玲是冷眼看自己,而她则是热眼看自己。

也许在王安忆看来,上海这座城市“历史太短促,物质太多,人们也因此变得不够浪漫”,所以,她始终不认为备受追捧的《长恨歌》为自己巅峰之作。她甚至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即希望“能用上海的材料来制造一个不是上海的地方”,否则,一个作家实在难以经受这座城市所带来的挑战。故此,王安忆认为“上海写作只有两条路,一是走出城市,二是走进书斋”。

角儿的作品,终归会流传下来

纵观王安忆《长恨歌》之后的创作,《逃之夭夭》和《妹头》尚处于上海体系之内,《上种红菱下种藕》的视角已转向浙江小镇,而《遍地枭雄》更是“离谱”,小说全然没有女性,而是一个纯粹的男性世界,王安忆以无穷想象力,将诡异的通俗故事,赋予纯文学的格调。

随之而来的便是像《天香》那样写顾绣,《考工记》那样写建筑的,以文化遗传的溯源与传承为内核的作品。紧接着,一部着眼于“一把刀”——淮扬菜的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横空出世。主人公是靠精湛厨艺混迹于纽约法拉盛的厨师陈诚。但凡有过纽约法拉盛游历的人都知道,法拉盛是纽约一道奇特风景线,甚至仿佛是一座西方文化包围的东方文化孤岛,活色生香,云谲波诡。

王安忆说:“我第一次去那里,便被吸引住了,身前身后的人脸,都有故事,有的找得到范本,比如林语堂的‘唐人街’;比如白先勇的‘谪仙记’;比如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七十年代‘保钓’运动;中美建交;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还有找不到范本,原始性的,单是看那写字楼电梯间的招牌,不知道有多少故事的头尾:律所、牙科、相术、婚姻介绍、移民咨询、房屋中介、货币兑换。至于门面后的隐情,完全摸不着头脑了。”

作者赋予一个淮扬名厨异乎寻常的成长经历。他降生在冰雪皑皑的东北,却又阴错阳差地寄居于上海逼仄的亭子间,继而蜕变成淮扬系厨师,最终称雄于纽约法拉盛私人订制宴席……王安忆以一以贯之的写实主义手法,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滚滚红尘融入时代潮流的汤汤大河之间,让软兜、狮子头、宫保鸡丁、冰糖肘子、鸡火干丝、松鼠鳜鱼那样一些家常小菜映照出日常的火热,折射出生活的真谛。

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破碎不堪的人与事,经由小说家的精心黏合,重新还魂,且元气满满,从而堆垒成一条历史的河流。正如书中人自己所说,“人们总以为历史是由纪念碑铸成的,更可能是石头缝的草籽和泥土”。读罢全书,意犹未尽,相信《一把刀,千个字》可以像《长恨歌》一样,再次赢得读者的青睐,从而创造王安忆又一个文学高峰。

记得数年前,白岩松翩然来沪,我曾约他和王安忆、金宇澄相聚。席间,谈及《长恨歌》与《繁花》,白岩松说:“所谓的文学盛世,也不是人人都写得好,人人都爱写,只是说,那个时代有五六支豪笔而已。角儿的作品,终归会流传下来。”王安忆的《长恨歌》《一把刀,千个字》便应该属于“角儿的作品”!

编辑: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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