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两位全国政协委员谈到高校问题。委员白岩松呼吁要缩小名校和非名校之间的差距，在关注“双一流”的同时，要对非名校加大支持力度。另一名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孟安明则认为，高校学费比幼儿园还低，建议上调。孟委员的表态引发不同意见。
高校如何发展确实牵动人心，高校当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目前最为紧迫的，肯定不是提高大学生学费，而是兼顾均衡发展，在财政投入已经向“双一流”高校大力倾斜的情况下，花心思扶持非名校，不只是投入更多经费，也包括用优惠教育政策来壮大非名校。
在现行的高校体制下，公立大学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它们的学费低不低，是跟财政投入挂钩的，不是市场定价。幼儿园在没有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的情况下，都是市场买单，确实出现昂贵的趋势，但幼儿园的贵不是提高大学学费的依据，因为这两下实在没有可比性。
就拿孟安明教授所在的清华大学，2017年预算是233.35亿元，全国最高。仅仅因为入选“双一流”名单，清华大学一年就可以拿到50亿元财政补贴。如此巨额的国家投入，已经超过了许多地市级的一般预算收入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涨学费明显是不合适的。
高校当然也要考虑收入与支出的平衡，但低学费实际上被财政拨款兜底了，是国家“埋单”，这是公办大学的职责所在，不然为啥国家要养活它们呢?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像清华大学这样的昂贵学校，如何与那些“廉价”的非名校减少“贫富差距”，这也是白岩松委员的关切点。
非名校在争取国家投入方面缺乏竞争力，没有办法跟上名校，原因当然包括历史渊源、现实处境等多方面，但要想整体提高高校办学水平、普惠最多的学生，加大政策和资金投入当然是立竿见影的办法。国家需要全国一流、世界先进的拔尖大学，但兼顾高校公平发展要有更多举措。
白岩松委员用切身经历体验到了这种不公平发展的氛围，比如非名校学生的自卑迷茫、长期在名校碾压式排名下的挣扎等，以及在怀揣“永远都比不上名校生”的心态上走上社会岗位后可能伴随的心理阴影，对个人、对落后地区“精神脱贫”都不利。
所以，高校之间的优劣排名，直接源于国家投入上的不公平待遇;而源于不公平财政安排的歧视，又深刻到非名校学生的血液中。谈高校、谈大学精神，无论如何避不开钱的问题。但怎么谈论大学的“钱道”，要不要跟幼儿园相比，也是考验教育界别的委员水准。
孟安明教授是一流的科学家，科研成果突出，是所在领域的带头人之一。孟安明教授之所以取得显著的科研进步，当然跟他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但也很大程度受益于国家对清华大学不惜血本的注资，反映出“强者更强”的大学不均衡格局。所以，也请孟教授能为公平的大学发展环境鼓与呼。
当然，孟安明委员的建议也提醒我们，对全国高校整体实力的提升与促进，需要不止于“涨不涨学费”的讨论，还要看到不均衡发展的实际恶果，努力应对、实打实投入。打破名校与非名校的藩篱，推动高校改革，无论是认知还是行动都要高于幼儿园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