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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教授三问钱颖一:创造性真的是靠“教”出来的吗?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四任院长钱颖一曾在论文中将创造性思维总结为公式:创造性思维=知识x好奇心和想象力,并对相应的教育教学进行探讨。对此,中美教育文化比较专家、美国Miami大学教授黄全愈有不同观点,他认为创造性根本不可“教”,因违背了教育规律,越教学生越没创造性。下文中他提出三点疑问:什么是创造性?技能=创造性吗?创造性是怎么来的?由此论述为什么创造性不能教,症结又何在。

文丨黄全愈 编辑丨李臻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第四任院长钱颖一教授在《钱颖一: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理念与实践》一文中,论述了被视为未来孩子必须具备的核心素质的4C中的2C(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维和Creative Thinking创造性)。

其中不乏令人击节之处,但学术需碰撞才出火花。这里,我认为,创造性是“教”不出来的,因违背了教育规律,越教学生越没创造性。

为什么创造性不能教?

创造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创”二是“造”。

“创”即打破常规;

“造”就是在打破常规的基础上产生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

没有“创”,是山寨;没有“造”,是想入非非。

在Miami大学,我曾有一位叫达琳的在职生,她是美国一名小学美术老师。有一年,作为交换教师,她到昆明短期交流。

交流期间,很多中国老师问:“在美国的课堂上,怎样教孩子的创造性?”并再三要求她示范。

她感到很困惑:创造性怎么能“教”呢?!无论怎么解释,疑者恒疑。

要谈这个话题,牵扯三个问题:

什么是创造性?

技能=创造性吗?

创造性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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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创造性?

钱教授说:“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然而,这个“首先”却有了争议。

钱教授认为:创造性思维=知识x好奇心和想象力,

如公式成立,顺序似应倒过来:知识不应是“首先”,应放末位。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实际上,人类的很多创造都源于对已知知识的无视,或说正因为对知识的无知,才能点燃创造性的第一朵火花——好奇心。

越有知,越不好奇,越不敢越雷池。谁敢问“蚯蚓没有脚怎么爬行?”唯孩子无知,才好奇,才有去“知”的欲望——做研究的第一个动力。

另外,好奇心、想象力不应是“和”的关系,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创造的过程中,各具不同功能。

同时,创造是一对矛盾。“创”的天敌是知识、常规、经验、理智、习惯、正确、成功……总之,过去的一切都可能是障碍。而“造”恰恰需要“创”打破的一切。知识属“造”,应排末位。

最后,钱教授虽提到在创造中价值取向之作用,但这些不可或缺的非智力因素(百折不挠的探索毅力,力排众议的独立性,舍得一身剐的冒险精神等)却遗憾地缺席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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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敢想敢干”,思维(如想象)也需要勇气。许多人在创造中落荒而逃,就是哪怕在思维中也缺了不可或缺的非智力因素。

钱教授设计的是“创造性思维”公式,但我深以为:思维是内在的行为,行为是外在的思维;创造性思维是创造过程的思维活动。离开创造性行为去谈创造性思维,恐成敢想不敢干,只“创”不“造”。

因此我觉得,设计创造性行为公式似乎更有实际意义。若然,简单的乘法难以理清好奇心、想象力、知识、其他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等的复杂关系。

钱教授还谈到:“创造力的核心是‘新’,发现新规律,发明新产品,运用新方法,解释或解决新问题。”

而我认为:光是“新”不行,还得“造”出有现实意义的东西。用新方法解决老大难“旧问题”,或用“旧方法”(知识)解决新问题,甚至用“旧知识”解决悬而未决的“旧问题”,都是创造。

Facebook(脸书)用已知的网络“旧知识”解决交友难的“老问题”,不是创造吗?突破某些知识和技能,进而造出有现实意义的新东西,就是创造!

如能改变千篇一律的麦当劳的食谱,开创出可口并利于健康的新麦当劳,亦为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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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造”出了“新结果”,是创造的关键。另外,创新性和创造性不同,创新性讲究“创”或“新”,不一定含“造”。

总之,人的创造性是指能打破常规去产生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的人之特性。

2

创造性=技能吗?

技能指“能够掌握运用的某些专门技术”。如绘画、开车等。

再看“教”的定义:把知识或技能传授给他人。

现有的知识和技能是已知的东西,如绘画的知识和技能,可从A传到B,再由B传到C;同时,其他人也可重复获得。

为什么创造性不能教?

1.已知的、现有的,可以教;创造是未知的,怎么教?

2.创造不可重复,可重复的是技能。

3.创造性不能传给他人。正像老师的智力不能传给学生,创造性是潜伏在人的生理和心理层面的特质,无法从A传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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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可教,能不能训练呢?

训练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受训者具有某种技能。”

由于许多“教”的内容无对错之分,因此其形式是点到为止。

齐白石的画好还是徐悲鸿的好?见仁见智。把知识“传”给学生即可,学生可接受或不接受(许多老师的“教”过界为变相的“训练”,在此不论)。

但“训练”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强迫性。军训要求整齐划一,麦当劳训练员工要求操作统一。

有框框条条、有强迫性、有限制性的训练,与不拘一格、强调破局、强调独特的创造性格格不入。

创造性不是技能,而是潜伏在人的生理和心理层面的特质,教不出来,更遑论训练!

3

那创造性怎么来?

创造性(思维)只能培养——从小到大,经年累月地培养!

潜伏在人的生理和心理层面的创造性像种子一样,需要生长环境,如土壤、气候、灌溉、施肥,才能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创造性不能教,违背了教育规律,越教孩子越没创造性!

教育者的使命是营造利于培养学生创造性的环境和氛围。

14亿人选不出11个亚洲级足球明星之谜

有人说,最烦人的是足球;也有人说,最迷惑人的是教育。

烦人是恐韩——一弹丸之地耶!迷惑人是中国孩子年年获PISA和奥赛奖,但直至2015才有一位成人获诺贝尔科学奖。为什么中国孩子起早贪黑,但起跑领先终点落后?

不管是烦人还是迷惑人,都跟一个概念有关——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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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是怎么来的?到底是训练还是培养出来的?人们不是老爱拿足球说事吗?君不见,正是这个在教育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使得14亿人选不出11个能冲出亚洲的足球明星。

中国足球画风不堪,许多人认为:皆因球员没文化。若然,只需选11个博士,或给11个球员恶补文化即可。

但以我从小踢球的经验,成绩好的踢得烂,踢得好的成绩烂。试想一下,耸着双肩的范志毅,满身刺青的张琳芃“知乎也者”时的模样……你懂的!兔牙小罗有文化吗?恒大的“白头翁”又有啥文化?

若不是文化问题,症结又何在?

答曰:中国足球只训练球员的技能,不培养球员的创造性!

在中国,培养球员创造性的教练寸步难行。

米卢被说是骗子、水货,原因有二:

一是米卢的训练太“小儿科”,从来就没有练技能,只会嬉戏玩球。

但他这个“小儿科”奇迹般地把五个国家的足球队带进了世界杯!因“小儿科”与神奇的结果反差太大,有人就想到玄学、特异功能什么的。

不过,如果你到美国中小学看看,你会发现怎么都是些“小儿科”的东西?学生坐无坐相,尽在嘻嘻哈哈地玩……然而,美国获得337枚诺贝尔科学奖,其发达的科技就是源于这种“小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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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别说球迷、记者、教练,就连队员自己都成丈二和尚:到底从米卢那儿学了啥!

实际上,“小儿科”有学问!学问还挺深,包括重知识(技能)传授或能力培养?重学还是重用?重执行抑或重创造?重外在的教或内在的悟……

试从“学多悟少”和“学少悟多”的关系,来揭开米卢“小儿科”的“卢”山真面目。

在中国上课,一节课学下来,什么大一小一,带括号的一,不带括号的一……可谓学得多矣。但这些大一小一都是老师传授的“二手货”——知识和技能。

在美国学习,我总感到是学少悟多。由于老师多是营造一个培养环境,让学生参与创造(包括创造自己),因此,内心不断地“悟”出自己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不是老师“教”我的,更不是老师“交”给我的。

如要我指出我的素质教育思想中,哪些是我老师的东西,可谈的确实不多,因为他们只提供平台,营造环境和氛围,剩下的就看我怎么在这个空间“悟”出自己创造性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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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张无忌跟张三丰学太极剑,赵敏带着阿大、阿二、阿三一等人众在门外等着决一死战。老张问:还记得多少招?小张曰:差不多全忘了!旁人全懵圈……

诀窍就是无招胜有招。

米卢只是营造“玩”球的氛围,让队员从中悟(创造)出自己的东西!

我们总是逼队员“招供”:“到底跟米卢学了啥东东?”都已内化为自己的“招”了,根本没有米卢的印记,也难怪他的队员时至今日还对“从米卢那儿学了啥”语焉不详……

这就是训练和培养的实质区别。

即使训练14亿人,也出不了11个球星;但乌拉圭培养几十万孩子,却涌现无数有创造性的球星。

踢球的技能可以训练,但像中超外援暴力鸟般预判十步的足球意识,在瞬息万变和电光火石间创造性地运用足球技能,这种中国球员最欠缺的“灵性”和“悟性”,是训练不出来的,只能培养。

同理,中国足球模式训练出来的运动员改当教练,难以拥有在瞬息万变和电光火石间预判球赛的穿透力和肢解力,并难以根据双方几十个运动员的特点,创造性地搭配出能产生化学反应的变阵。这种教练所需要的创造性,更是训练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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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的分分合合

此外,我也不敢苟同钱教授说一个观点:

而创造性思维(creative thinking)教育则是一个在关注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内更加受到重视的话题。在大学中,致力于本科通识教育的人更加关注批判性思维教育。在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企业、政府中,关注创新的人则更加关注创造性思维教育。

首先,创新思维始于婴幼儿。孩子把帽子、勺子扔地下,妈妈捡起来,孩子又扔……这就是孩子在探索世界,在思考怎样与外界互动,怎样吸引妈妈的注意力。这可看作创新思维的萌芽。

也就是说,从好奇、想象、独立、质疑等开始,孩子就进行着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到大学才“关注”,为时晚矣!

其次,不宜把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截然区隔。创造性思维包含批判性思维,是批判性思维的高级阶段。也可以说,批判性更多体现在创造性的“创”上。当然,批判性思维也可单独教学。

如美国佳里学区K-12(幼儿园到高中)的语言艺术课(类似国内语文课),开篇的第一“童子功”,就是培养孩子的批判性阅读和批判性聆听的能力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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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批判性”不是不问青红皂白,盲目地批判一切。批判性阅读和批判性聆听是“质疑——审辨/分析”的思维过程,在阅读和聆听中发现自己的答案之过程。

不仅要求从阅读和聆听中学东西,更重要的是在阅读和聆听中进行分析和思考,形成自己的东西(也就是“悟”)。

当批判性阅读和批判性聆听成为一种习惯时,阅读和聆听就变成一个深度思考、主动学习、自我提升的过程。

钱教授说:提出疑问后,“能够用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推理给出解释和判断,包括新的、与众不同的解释和判断。”国人常常误以为:“批判性”在于反对、异议或新意。

其实,批判性思维强调的是独立思考、不盲从、有主见。换言之,经过质疑,独立思考,思辨分析,最后全盘接受对方观点,也是批判性思维。可惜钱教授没旗帜鲜明地点破:并不是一定要对立,才是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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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教授洞察中国学生创造性思维发育的缺陷,在大学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实属难能可贵。

但课程设置在时间(纵向)和空间(横向)上有瑕疵。作为一项教育改革建议(“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列为大学教育的必要环节”),仅提高教,只字不提基教,会让人误以为,不需从小培养,只要在大学设此课程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批判性思维是有时间轴的,需要从小培养,到大学才培养,因缺少基础教育(甚至学前教育)的“基础”,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是亡羊补牢,聊胜于无——实则难以大器晚成!

钱教授说:批判性思维“要体现在所有课程和所有培养环节中”。国内大学皆有围墙,教育要植根于社会和生活,批判性思维就应该没有课本,没有教室,没有围墙,因为“课程”就是生活。

总之,创造性(思维)不能教,更无法训练,只能培养。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不宜截然区隔成游离状,要在有分有合中突出创造性思维的主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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