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一线交警告诉记者，实践中，“电子警察”的设置点位会综合考虑违法数量、交通事故数量及路况设施等因素，也会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交通、交警和技术监督等部门开展联合检查，对设置不合理的设备进行重新布局或调整，并充分听取征求市民意见，对设备进行合理布局。
在记者采访中，也有人认为，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相对数量庞大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电子警察”的数量“还不够”。“加大‘电子警察’的投入是必要的，很多人在路上还做不到自觉，靠警察哪里管得过来？”一位市民对记者表示，支持增设“电子警察”，功能也要拓展升级：“尤其是外卖、快递的车子，应该用‘电子警察’严格管理。”
教育和处罚
处罚与教育常被看作是执法的“两条大腿”。尽管“电子警察”实现了高效处罚，却并未完成高效教育
上海公安交警部门并非首次公布“电子警察”相关信息。实际上，这是法律早就规定的需要公开的行政信息。然而，对于这一做法，人们也有不同看法。
多数市民认为，公布“电子警察”信息更有利于驾驶员遵守交通法规。有市民表示，相关部门在设置“电子警察”时并非随意而为，而是针对区域道路条件和多发交通违法行为：“比如违法变道多发路段，驾驶员知道有‘电子警察’肯定更守规矩，从客观上减少了违法。”
而认为不应该公布的市民则表示，不知藏身何处的“电子警察”才能起到震慑警示的作用：知道哪些路段有抓拍何种违法行为的“电子警察”后，就有意识地“守法”，但在没有“电子警察”的路段却违法依旧。在他们看来，教育才是真正形成良好守法习惯的根本，“要让一代人从小就有守法的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交通陋习”。
不同观点的交锋，实际指向了更深层的问题：尽管“电子警察”实现了高效处罚，却并未完成高效教育。
处罚与教育常被看作是执法的“两条大腿”。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对交通违法进行查处和处罚只是一种管理手段，目的是为了教育交通参与者，从而实现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提高通行效率、保护交通参与者人身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子警察”显然有所欠缺。比如被抓拍的交通违法者，事后收到违法信息，大概会抱怨两句“运气太差”“下次要躲开摄像头”，却并不一定真正能将交通规则和安全意识内化于心。
更需要警惕的是，一些交通管理部门将“电子警察”与交警现场执法画上等号。“‘电子警察’不是解决交通违法现象的灵丹妙药，需要和道路状况、交通标志设置等多种方式共同起作用。”曾刚指出，将“电子警察”视作处罚工具，而无视道路状况、路设缺陷等因素，无疑背离了用科技赋能交通安全管理的初衷。
人工和智能
在合理的机制保障下，广泛使用“电子警察”并不会带来交警的依赖，反而能把力量用在“刀刃”上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像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的交通安全管理，包括交通执法的纠处，更多向科技借力是大势所趋。越来越智能的“电子警察”，无疑是重要的辅助管理手段。
实际上，广泛使用“电子警察”并不意味着民警解脱，恰恰相反，“电子警察”抓拍的违法行为全部需要民警在后台进行核实、确认。这一工作量随着“电子警察”的增加“呈几何级增长”。
当然，评价交通安全管理的成效，不能单以交通违法纠处量作为依据，更不能以“电子警察”等智能设备的安装密度，甚至创造的罚款金额大小作为评判。
“只有把能交给‘电子警察’的交给它们，才能解放警力去管理那些‘电子警察’没法管理的‘疑难杂症’。”业内人士认为，在合理的机制保障下，广泛使用“电子警察”并不会带来交警的依赖和倦怠，反而能真正把力量用在“刀刃”上。
比如，随意变道一直是高架上多发的交通违法行为之一，也是不少驾驶员痛恨的违法行为。早在2016年，上海公安交警部门就在7处违法变道多发的高架路段设置了“电子警察”，一段时间后，相关路段的违法变道数量显著减少。与此同时，交警部门也坚持依据违法数据、市民建议等信息，科学调整高架道路的标志标线，从源头优化交通组织，减少交通安全隐患。
“对执法部门来说，增设‘电子警察’后，更重要的是能否从更多的违法数据中发现管理短板和风险隐患。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这应该不难实现。”法律界人士举例说，比如一个路段平均每天违法几百起，显然不只是司机的原因，更应该反观：道路指示牌设置是否醒目、道路标线标识是否明晰、交通信号灯设置是否合理……
个头小小的“电子警察”，承载了大大的期待：它既关系执法公信力，也关系治理能力和水平，更关系每个交通参与者的切身利益。也因此，规范“电子警察”的设置和使用，让其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才能更好保障交通安全、维护各方权益。本报记者 邬林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