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国库可以分为左藏库与内藏库两个系统。左藏库归三司(元丰改制后为户部)管辖，类似于财政部的金库。内藏库则不受三司或户部管辖，“外庭不得预其事”，因此也被后人视为“天子私库”。
不过，我们以前说过，宋朝内藏库严格来说，并不是皇帝个人的小金库，而是国家的储备库。因为从内藏库物资的使用情况来看，尽管皇室的日常用度取之内藏库，但这部分的支出只占极小的比重，内藏库更重要的开支，乃是用于国家的公共事务，包括且不限于：1)赞助军费，如熙宁四年(1071)，河东军费不足，神宗“令三司借内藏库银二十万两，付本路”;2)赞助政府购买，如大中祥符九年(1016)，“发内藏钱二十万贯，令三司预市绸绢，以济京东、西路之乏。时青、齐间绢直八百，绸六百，官给绢直一千，绸八百，民极以为便”;3)赞助国家福利，如北宋京师设东南西北四所福田院，“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4)赞助官营企业，如熙宁变法期间，神宗皇帝下诏：“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许至务中投卖。”
因此，我们认为内藏库更像是战略储备库，而非天子私藏。
内藏库是非常有钱的，因为宋朝各个铸钱监每岁新铸造的铜钱名义上都要先存入内藏库(实际上各铸钱监的铜钱当然不可能全部运到京师，但名义发行权归内藏库)，再由内藏库拨给财政部门——三司(户部)使用。此外，内藏库还掌管金银的储备，政府从坑冶课利所得的金银、商民入纳榷货务的金银、地方上供的金银，都要存入内藏库。
三司(户部)获得内藏库划拨的金属货币(主要是铜钱)后，又通过政府购买、发放薪俸、赈灾等方式，将铜钱投放入市场，流布于天下。经过若干轮流通，一部分铜钱又通过政府税收、国家专卖、坊场买扑等方式，回流到政府手里。这些回流的铜钱，照例也要按一定比例纳内藏库封桩。
这些进入内藏库的金属货币都属于国家储备。三司(户部)的一般性财政开支都由左藏库支付，而当左藏库不足、财政出现赤字时，就需要动用内藏库的储备了：“县官(此处‘县官’为‘朝廷’之意)有钜费，左藏之积不足给，则发内藏佐之。”
有意思的是，这个“发内藏佐之”的方式，通常不是直接给财政部门拨款，而是由内藏库向政府提供贷款：“自乾德、开宝以来，用兵及水旱赈给、庆赐赏赉，有司计度之，所阙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
既然是借贷，当然需要偿还，“俟课赋有余即偿之”。不过，如果财政实在没有盈余还贷，皇帝通常也会蠲免债务，比如从淳化朝至景德朝二十年间，三司“岁贷百万，有至三百万者，累岁不能偿，则除其籍”。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内藏库与朝廷之间的借贷关系呢?有一部分宋朝士大夫显然并不认同这一借贷关系，天禧元年(1017)，因为发生旱蝗之灾，宋真宗担心国用不足，问参知政事李迪“何以济”，李迪说：“祖宗初置内藏库，欲办兵复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边鄙无他费，陛下用此以佐国用，则赋敛宽，民不劳矣。”真宗说：“当出金帛数百万借三司。”李迪说：“天子于财无内外，愿诏赐三司以显示德泽，何必曰借?”
李迪反对“曰借”，是因为他认为国库不应分内外。但实际上，内藏库“佐国用”的方式通常都是出借，而非拨款。特别是宋神宗朝，内藏库向政府贷款后，会一再要求政府偿还，如熙宁七年(1074)，“内藏库乞令三司分二年偿借过买钞钱帛三百万”，即要求三司分两年偿还借内藏库的300万贯(匹)钱帛;次年，由于政府部门曾借内藏库钱未偿还，神宗又诏：“司农寺岁支坊场钱二十万缗，都提举市易司岁支息钱二十万缗，偿内藏库。”
那么，这是否说明内藏库的性质就是天子私库呢?我觉得不应该这么理解，毋宁说，“曰借”恰好体现了内藏库作为国家储备银行的特点，因为，为政府提供贷款正是储备银行的职能之一。在现代国家，政府也常常向央行或储备银行借款。所不同者，现代储备银行的出借，是印钞票，宋代内藏库的出借，是拿出真金白银。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宋代的内藏库与三司(户部)构成了一种类似于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