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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功成新曲,七代谭笑风生:传奇谭家与百年京剧

尤记得多年前看电影《西洋镜》,讲谭鑫培拍电影《定军山》的故事。电影结局时在放映《定军山》的现场,只有电影影像而唱片声音太小听不见,此时剧中的谭鑫培现场配唱《定军山》,全场所有观众一起齐唱:"头通鼓,战饭造;二通鼓,紧战袍;三通鼓,刀出鞘;四通鼓,把兵交……"

人们来剧场中看戏,是希望能过更丰富的人生。英雄末路时听《卖马》,考试不利听《范进中举》,被渣男抛弃后听《秦香莲》,被老婆家暴后听《狮吼记》,都别有一番滋味。

很少有京剧这样一种艺术如此的雅俗共赏。活跃在舞台上有六百出戏,二百出俗的,二百出雅的,二百出半俗不雅的,您爱听哪个就听哪个。题材虽然永远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却因人都拘在了同一空间,看大活人现场表演,所以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布衣草根,都能代入那个情绪,所以它也是一种空间艺术。

谭鑫培有着伶界大王之称,接下来几代人,每代人都有其艺术和为人的独到与可爱之处。从在汇文学校学外语,一生段子遍天下,吃喝玩乐无一不精的谭小培(官称叫谭五爷),到一嗓子能在天津中国大戏院上下响堂的谭富英,再到文武全才却坚决说自己不是艺术家的谭元寿。

近二百年来,没有一个家族如“英秀堂谭家”一般,如此完整地贯穿了京剧发展史。从晚清、北洋政府、国民党时期到新中国成立,“文革”时期,到“文革”后恢复传统戏时期、改革开放、21世纪新时期……每个时代都需要符合时代审美的名角儿。谭家人活跃于舞台中央,几乎每代都有一位谭派老生得到了顶流的认可,都对京剧有突出的贡献。七代人像是一根糖葫芦串儿,戏迷们都以"谭五(代)"(谭元寿)、"谭六(代)"(谭孝曾)、"谭七(代)"(谭正岩)来称呼。

现而今,"谭五(代)"谭元寿先生也去世了。

谭派传承与戏曲演变

1890年起,谭鑫培在清宫里当供奉,慈禧太后非常喜欢他的戏,几乎到了无谭不欢的地步了。 谭鑫培在宫里唱《失空斩》里的诸葛亮,有几步脚步走得特别好,展现出诸葛亮国之重臣的劲儿,而几位王爷贝勒也想学,但怎么也走不出来,于是就问谭鑫培。 谭鑫培说: "这是跟您几位爷平常走路时学的,给化用到戏里了。 "这个故事不仅是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更有些哲理在此: 到底是生活在模仿戏剧,还是戏剧在模仿生活呢?

中国人过去的娱乐以戏园子和妓院为主。梨园行就相当于中国社会的一大缩影,(还有一大缩影是"花界")。现代人很难想象过去京剧的辉煌,过去唱京剧,是晚上六点半开戏,唱到夜里十二点见,一共要演六七出戏,这才留下如"开场"(头一场)、"压轴"(倒数第二出)、"大轴"(最后一出)这样的说法。

梅兰芳这样的名角儿是十点才登台。不论是从业者的数量、水平、上演剧目、剧场、剧团、班社的数量、戏曲文献数量等,都远比我们想不出的丰富。人没有不听戏、不看戏的,京剧不算什么高深艺术,算社会常识。毛主席喜欢高派,周总理喜欢程派,邓小平喜欢言派……都能唱几句。京剧世家非常多,承传了七代的人同样有,但每一代都是头路角儿的真不多。

京剧不是一日就形成的,它从地方戏而来的,是从庙台艺术变为了剧场艺术,从室外乐变成了室内乐。早期的京剧保存着很多地方戏的特色。如高音大嗓,唱腔、音色有点茛、涩的地方,很多唱腔都是直筒儿的。台词比较水,服饰不够美观,而表演上也比较粗放。

跑帘外演野台子戏时,很多临时现编的戏还是幕表制,没准词儿。如早期的流派孙菊仙的孙派,张二奎的奎派,汪桂芬的汪派,刘鸿声的刘派等,跟现在的京剧都不是一个味儿。当时的说法叫"时尚黄腔(指京剧里的二黄)喊似雷,当年昆弋话无媒;而今特重余三胜,年少争传张二奎。"

因此谭家第一代汉调演员谭志道从湖北进京,从票友到下海,从汉调改京剧的过程,也就在京剧逐渐形成的过程之中。以前的戏演起来都很长,而谭鑫培删繁就简,精简场次和时间,降低调门,突出戏核儿。清末民国时有众多文人创作、改编京剧,而真正大量改编京剧的首席改革家恰恰是谭鑫培。

刘鸿声唱"三斩一碰"调门很高,很受欢迎,老谭为了干过他,改编了《珠帘寨》,用老生来唱原本是花脸的李克用,并加工里面的唱段,使得成为今天各大流派都会唱的保留剧目。

他多采取各门类艺术的精髓,能唱很多出昆曲戏、地方戏,甚至爱听曲艺并形成家风,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都爱听刘宝全的大鼓,都是请人家到家里来唱。特别是谭鑫培的音色唯美,润喉悦耳,一改京剧的风格。当时人评价他的唱腔是靡靡之音,有了"千秋兴亡谁管得,满城争唱叫天儿"的说法。

谭鑫培偏于瘦小,他演《定军山》把黄忠戴白满改为白三,把帅盔改为扎巾。不仅爱改,还修炼出各种"绝技",唱《探母》杨四郎回宋营翻吊毛的过程中把马鞭飞出去,还据说唱《问樵闹府》能把鞋子一下子甩到头顶上。

说到谭鑫培,会令人想起电影《梅兰芳》里的十三燕,据说十三燕是以谭鑫培为人物原型的,片中十三燕一句话十分震撼我:"咱们是下九流啊!"在一个唱戏是下九流的年代,谭鑫培始终在想着,怎么让自己和后代儿孙继续唱戏,不再是下九流。

梨园世家的形成最初还是受到乐籍制度的影响。艺人世代不能从事其他行业,只能世代演剧为生。雍正废除了乐籍以后,艺人才开始流动起来。家族承传是农耕文明的体现。以前社会发展没有那么快,都是聚族而居,人都多子,从里面挑个继承家业的还不容易?但在现代化社会中,人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人生也有了更多的选择,生育减少,家族承传越来越难。

还有种说法,父亲是名角儿,往往儿子不一定能成,因为人家不差钱没必要,父亲也没时间手把手地教;恰恰是当爹的自己没成名角儿,到会寄希望于下一代。而谭家所做的不止是让孩子成角儿,更把自己的流派传了下来。

谭小培先生爱吃爆肚儿、杏仁豆腐,爱滑冰,会开汽车。人们都说他有福气,从小父亲是名角儿,父亲去世了儿子又成角儿了。有一幅漫画,是谭小培对着谭鑫培说:"你儿子不如我儿子。"对着谭富英说:"你父亲不如我父亲。"谭小培看过后也是哈哈一笑。其实, 谭三爷 的唱腔十分规矩,像《南天门》这样的戏,别人唱都当开场,而谭小培能当大轴唱。他在承传谭派艺术上有很重要的作用。

再往后,"四大须生"之一谭富英的唱有"新谭派"之称,他嗓音天赋绝佳,又亮又冲,干板剁字,唱快板十分清晰带劲。学戏有时候就是一张窗户纸,一捅就破,不捅不破。它很多技法都是口传心授,手把手地教的。生在梨园世家又是唱戏的材料,那么借助血亲和师承的关系,这位教两句,那位点拨点拨,自然会顺风顺水。而谭家选择把谭富英送入富连成科班,科班里的方式来教,没出科就唱红了。他与雪艳琴出演了京剧《四郎探母》的电影,这是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戏曲片。

谭富英先生的故事,是"三块三,叫小番"。京剧《四郎探母》中,杨四郎要回宋营前有一句:"站立宫门叫--小--番----!"是句翻着唱的嘎调。有的演员不唱,但观众希望以嗓子好著称的谭富英来唱。谭富英论嗓子没问题,可不知怎么,特别是面对天津观众时紧张过度愣没上去,结果一下子遭了倒好。"通!""三块三,叫小番呐!"由此谭富英特别道歉,再贴《探母》,再接着唱。这次找了个方法,安排好"托儿",一到这里就先叫好,谭富英也就唱上去了。天津观众奔走相告:"哎,谭富英(唱)上去了没?""上去了。"

谭富英好静,喜欢看书,为人忠厚朴实,特别是有戏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市文化部门成立北京京剧团,组成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四大头牌"的演出阵容,而马连良、谭富英分别为正副团长。都是四大须生之一,谭富英竟然给马连良跨刀演配角,在《群英会》里演鲁肃,在《赵氏孤儿》里演赵盾,这按理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但在那个年代就这么让了。

“戏路”曲折谭元寿

1964年,北京京剧团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为同名京剧,第二年又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更名为《沙家浜》,后来由江青提出要突出新四军指战员郭建光的形象,把他从配角提升到主角。而叫谁来应这个活?还是谭家人,特别是嗓音高亢,文武俱佳的谭元寿。

在京剧《沙家浜》中,谭元寿的表演在举手投足之间,仍然有些传统的谭味儿。样板戏集中了当时国内最为优秀的资源和人才,什么都是好的,人人都努力干,还组织出去长时间体验生活,可戏怎么唱不是角儿说了算,是领导说了算。让演员从传统戏转变成现代戏,处处要在文艺政策和指导的夹缝中创作,是件多么难办的事啊!

可令谭元寿一生不解的是,他演了《沙家浜》成了名角儿,全国铺天盖地的报纸都在谈论《沙家浜》,但他还是在"文革"前被抄家,家中的古玩字画、京剧资料一扫而空,几乎都把家给拆了;而在"文革"结束后,因为他演的是江青主抓的样板戏,专案组办了他十个月的学习班,命他写交代材料。谭元寿心中委屈,我有什么可交代的?

这是谭元寿一辈子的心结,也是他后来再也不唱《沙家浜》的原因。因此跟谭家的上几代和下几代比起来,谭元寿更受了些不一样的磨难,以及有不可言说的苦衷。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到最激烈的时候,北平面临着围城打仗,人心惶惶。没有什么人看戏了,戏曲演员无以度日。谭家人只能典当为生,将家存的古玩文物送进当铺。新中国成立令戏曲界焕然一新,各大班社都重组唱戏。这时谭元寿先后与梅葆玖等名角儿唱戏,后加入总政京剧团,北京京剧二团,并最终合并成北京京剧团。此时梨园界所面临的都是班社合并与公私合营。他正是自己该挑班的年纪,却没有条件单独挑班了。因为此时演员已经是国家的人,要按照国家组织的院团,院团里名角儿太多,这对观众是好事,但对年轻演员的发展并不顺利。

到了八十年代,谭元寿终于能唱传统戏了。很多时候他不喜欢唱"段活儿",即搞京剧演唱会一人几分钟唱一段的表演形式,这早先是没有且不接受的。这哪叫唱戏啊?过去的票友唱戏唱"清音桌",大家围坐在一起,打着家伙事儿把一出戏从头唱到尾,一点不少,连院子、扫边儿的词都带。专门有这样的大拿,所有的角色都会,没他唱不了的戏。而谭元寿先生这代人,即便是唱片段,也勒上头扮上戏规规矩矩的,带着身段脚步,唱一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八几年谭元寿唱戏才卖一块,而唱《打金砖》身段繁多,加两毛卖一块二。那时候谭先生老唱《打金砖》,六十高龄仍然又摔又翻,叫好声恨不得把剧场屋顶掀掉。因为京剧的细分,很多演员是文武偏重一方,唱文戏的身上"羊毛",唱武的没嗓子。像谭元寿这样文武全才的人不多了。而谭鑫培、余叔岩、谭富英等的音配像,都是他配像的,年过七旬时照样按照原本的演法,亲自为父亲的戏翻吊毛。他自己唱的一版《战太平》,则是由儿子谭孝曾先生来唱的。

谭元寿受过完整的传统科班教育,从富连成里的"喜连富盛世元韵庆"八科来算,在世的老先生不多了。科班的教育和学校不同,科班练功苦,学得多,除了过年三天几乎不放假。少有现代化的课程设置,于文化课上不算重视。往往都是练功累了一天再上点文化课,谭元寿先生谈,进科班以前学的《三字经》《百家姓》,出科后会的还是那些。而尤其被我们所诟病的,是七年坐科如同七年大狱,科班里打学生,还得给班上效力,我们在《霸王别姬》类的电影中都看到过。

但不管怎样,科班学得戏多啊。看梅兰芳、杨小楼能演出的戏单,每人起码都能会四百出戏以上。朱家溍先生是故宫的研究员,身为票友还能演一百八十出戏。以后的名家会五十出已经不算少了。

科班教育是怎么衰落的呢?表 层原因,是学戏的制度有了变化;深层原因,是社会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没有那么多唱戏的地方和演出机会,学了也没用了。

三、社会越多元,艺术越容易从业,艺术家便越难当。

社会越多元,艺术家越难当

上世纪90年代,京剧确实衰落了一阵子,很多资深的戏迷已不大进剧场了,就在家守着老唱片去听;以前在公园里,四处都是胡琴声,后来到处都是红歌声。 不能说是观众不懂行,而是好角儿少了。

但是,戏曲演员绝非一代不如一代,而是“好角儿”的定义变了。现代演员越来越难满足社会对他的需要。西风东渐五四运动已百年,新派文人总是想扳道岔,把京剧从它自己的轨道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来符合自己的文艺观。

于是乎,不同轨道上的人,轨道上不同身份的人,眼里都有不同的京剧,都有各自的不满,便都拿京剧开刀。原有轨道上的人觉得京剧跑得不够像百年前一样,而新轨道上的人觉得为什么改革还不彻底……有的嫌弃演得太传统,有的嫌演得太先锋,有的需要演得更红色,还有的需要演得超过演员的爸爸、爷爷,更有的需要演得和祖辈一模一样。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最容易被否定掉,那恐怕是表演艺术家。否定一个艺术家并不需要看他的作品和为人,评价者一时的情绪就能决定。毕竟,作品和艺术家就是让人随意来评判的。

其实完全没必要拿儿子跟爹比,拿孙子跟爷爷比。戏曲是活的,演员要根据自己个人条件,当场演出的实况,和整个时代观众接受来决定怎么演,每个人和每个人、每场和每场的细微之处都不一样。京剧魅力就是每个人张嘴的方式都不一样,表演的方式都不一样,但同样能感人。

因此,演员容易有怨气和不平衡感--被人轻易鄙视的不平衡感。

演员就更希望自己被认可,希望坐实自己的地位——不是一时的掌声,而是长久的、客观的、因为艺术带来的地位。但每当怀才不遇时,艺术家潜在地会靠近权力,以希望靠着"刷色"来翻身,却往往因过于靠近而有损了艺术成就,甚至连人都被卷入时代的深渊。

从辛亥革命开始,京剧演员夏月珊、夏月润等便参加了武昌起义,真正攻打武汉军政府。因此,当然,时代令人别无选择,艺术家能坚持演戏,保持住自己的艺术承传,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梅兰芳说过,成角儿要"三分天赋,六分运气,一分贵人扶持"。艺术是以天赋为主,勤学苦练为辅,一言以蔽之曰:"祖师爷赏饭或不赏饭。"我们不知那些永远站在舞台中间的人,幕后都付出了些什么。不是内行,不一定知道唱戏难在哪,不知道开口饭多么难吃。

任何一门艺术都有它的行业和学科,这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层面,兼顾起来非常不易。在市场上打拼,多是为了行业的运转;而在学院里研习,多是为了学科的建设。行业的发展形成了学科,学科的发展又促进了行业。 大学里或理论学科方面所谈的,而真正台前幕后的东西,往往是我们所想不到的。 有怎样的创作者,就会有怎样的戏。国家现代化了,但中国人并没有完全现代化,我们把传统戏中不少多妻多妾的地方、封建迷信的地方改掉,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人习惯接受的逻辑和思维方式。《秦香莲》里面皇姑让秦香莲跪下见礼,说自己是金枝玉叶。 秦香莲说,我为大来你为小,论家法你还得给我跪下。 这跟现在都市情感剧里面原配斗"小三"是一样的道理。

数完谭家七代人的功绩了,那么,如何成为一代戏曲名角儿呢?恐怕是能大概总结个以下十点:

一、要有好的家世出身

二、要有好的师承门派

三、要有传统戏中的代表剧作,

四、要有自己的新编剧作

五、要有艺术上的独门绝技,即要会点谁也不会的,自己发明的东西

六、要有好的平台以供成名;

七、要自己能挑班儿唱戏当班社、院团的领导;

八、要有一大帮好的弟子儿孙来承传自己的艺术;

九、要有好的理论家来帮助下提出理论,以用理论支撑自己的艺术;

十、要有好的社会交往甚至有权力、财力的后援团。

2019年5月26日上午,谭元寿先生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了"一战功成新曲,七代谭笑风生"观众见面会,并由他的弟子们分别演唱了谭派的代表唱段。在发布会进入高潮之际,谭孝曾先生号召,谭派传人们一起唱《定军山》中的"头通鼓,战饭造",而谭孝曾先生号召现场观众一起跟着和酥儿(齐唱)。现场仿佛回到了电影《西洋镜》中的场面,尽管观众中能张嘴的真不多了。

京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上得厅堂,下得乡野。看梅兰芳坐头一排要两块大洋,达官贵人想在剧场里谈生意,您可以上大剧院里面楼上包厢;劳动人民看不起,那可以去天桥或看草台班子。同样,唱戏的唱得好可以在大剧院里挂头排,唱一场挣四百大洋,而唱里子的没准就挣两块,唱完还得让其他剧场赶场,要不然不够挑费。

而这一切在行业内的动力,是要让每位从业者只要努力,就能有钱赚,有戏饭吃。只要有钱赚,那根本不用组织,自动就文化承传了。

【作者简介】

侯磊

青年作家、诗人

书评人、昆曲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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