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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公务员生活:租不起首尔房、无五险一金、开会打瞌睡

上周,韩国总统文在寅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这一次中国行,被很多外界人士认为是韩国为修补中韩关系所进行的一次“破冰之旅”。在朴槿惠因“闺蜜干政门”提前下台后,文在寅于2017年5月当选韩国总统,执政之后一直积极促进改善两国关系。

文在寅访华期间,中国网友们带着“中韩关系还会回到从前吗?”的疑问,对这位传奇总统实施了网红般的关注。有眼尖的网友发现:这位文总统似乎还赠予习主席一份特殊的礼物——《命运:文在寅自传》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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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赠习大大《命运:文在寅自传》中文版    

《命运:文在寅自传》原版最早出版于2011年,在韩国本土销量火爆,高达百万册,成为为韩国历届总统自传“销量之最”。值得一提的是,习主席对这本书也是早有所闻。在今年7月在德国举行的G20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同文在寅在柏林首次会晤时就提到过这本书,并引用书中“长江后浪推前浪”形容中韩关系。

习近平主席对文在寅说:“您在自传中提到‘长江后浪推前浪’,表达了作为政治家顺应潮流、推动社会进步的远大抱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这本《命运:文在寅自传》中文版约35万字,内附60余张珍贵私家史料图片,是韩国总统文在寅目前唯一自传,也是文在寅首个官方授权的外文译本。由凤凰联动获得版权,预计12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上市。

书中介绍了文在寅与卢武铉的相识相助过程,披露了韩国电影《辩护人》当中的原型故事情节,以及他做卢武铉幕僚期间,青瓦台内阁的种种趣事。比如,由于工作压力太大,很多幕僚在开会期间经常会打瞌睡。秘书室室长文喜相和政务首席柳寅泰就因为开会打瞌睡而出了名;比如韩国著名导演李沧东,出任艺术部长第一天就闹出笑话;再比如,总统府生活穷苦,没有五险一金,文在寅辛勤工作竟发胖,险些因压力太大“掉光了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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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沧东入阁时与文在寅、卢武铉合照

对于更多不为人知的幽默细节,文在寅在《命运:文在寅自传》一书中进行了非常详细记录,以下为书摘。

李沧东入阁:神来之笔

文化观光部部长任命了李沧东导演,这也是神来之笔。2002年大选时,卢当选人在文化艺术界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这种支持不止于文化艺术界内部,他们还不辞辛苦地努力将这种支持扩散到了普通国民之中。文化艺术界人士可以说是当选人的头号功臣。

当年法国任命安德烈•马尔罗为艺术部长,让全世界都觉得耳目一新,同样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从文化艺术界中挑选一位部长。卢当选人也正有这样的想法,就让文化艺术界来推荐。他们经过一番讨论,也没问本人愿不愿意就推荐了李沧东导演和黄芝雨诗人。我们咨询了本人意愿,黄芝雨诗人推辞了,他认为李沧东导演比自己更胜任这份工作。李沧东导演也推辞,说自己更想从事现场艺术活动。我们好几个人劝说了多次,他才最终同意。李沧东从总统手里接过委任状,第一天就职,他穿的都是休闲西服,后来干脆也不系领带,他的混搭风一时之间成了一大热点。

李部长第一天上班的故事想起来就让人捧腹。就任第一天,不知道是没联系上,还是怎么回事,他上班之前,部长专车没到他家。

李部长的想法很简单——不管是部长还是普通人,上班当然是自己去就行了。于是他就跟平常一样,开着自己的车出了家门,先去了总理办公室,跟国务总理通报了一声,而这段时间里,文化观光部就乱套了,副部长和企划室长带着部长专车,急匆匆赶到总理办公室所在的政府综合办公大楼接他。

他们请求李部长坐部长专车去文化观光部上任。李部长显然对这样的程序还不太熟,于是问道:“那我的车怎么办?”副部长和企划室长说:“我们一会儿把部长的车开到办公大楼。”再三劝他坐部长专车,可是李部长说:“我开我的车就行了嘛,有必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吗?”说完就朝着自己的车走去,看着这个情景,副部长和企划室长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

部长不坐专车,他们也不能坐,他俩坐部长的车也有点不好意思。按常理,他们应比部长先到,至少得一起到,可眼下又没有别的车了。

对于他们的困境,李部长自然是毫不知情的,他对欲言又止的二人说:“上车吧,坐我的车一起去吧。”于是,三人就一起去了文化观光部。一出好戏上演了——部长做司机,副驾驶上坐着企划室长,后排坐着副部长。

在文化观光部办公大楼前,记者们准备好了照相机,摆开了架势,打算记录下电影导演出身的文化观光部部长第一天上班的情景。车到了,记者们完全不知道此前的情况,在他们眼里,这一车人是多么妙趣横生啊!

第二天,报纸上报道:新任文化部部长李沧东第一天上班,开着自己的圣达菲SUV(城市越野车),旁边还坐着企划室长——坐在后排的副部长比较有心机,看见了等候的记者,没有马上下车,也没被记者们捕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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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李沧东

首尔生活,青瓦台生活

我一开始还以为当上了青瓦台民政首席,会在青瓦台附近有座官邸。事实是除了警卫室职员有员工公寓,秘书室室长有官邸,下面的人根本没有什么官邸。大家只能租房子了。把釜山带院子100多坪的房子卖了,也不够在首尔江南找一个30坪左右的公寓。我最后租了平仓洞的小房子。

我毕竟是律师,有些积蓄,还是能够承受的。像许成宽、权奇洪两位部长,他们一直在地方做大学教授,根本支付不起首尔房子的费用,支撑得很辛苦。高级公务员如果去地方任职,不仅有相应的职位报酬,还会有官邸或者私宅。但是反过来,从地方来到首尔时,别说是青瓦台首席,就连部长也不给提供官邸。如果首尔人去地方工作,把首尔的房子出租,用这笔钱完全可以在地方再找房子住。如果是反过来的情况,除非另有积蓄,否则不举债是不可能的。可政府的住房补贴正好是相反的,首尔到地方有补助,地方到首尔没补助,这依然是首尔中心思维方式导致的怪现象。

在青瓦台工作时间一长,我感觉除了没有私生活,其他的都跟过去一样。没有理由不一样啊!在非工作时间,我开着自己的车,去没有包间的大众饭店吃饭,跟别人一样排队,坐飞机、火车的普通座位,人们反而觉得这样的我很奇怪。我住在不大的公共住宅里,没有随行人员,一个人出入,甚至,我去登山,碰到市民,大家都觉得这些很怪。因为这一切与此前人们印象中的高级公务员形象差距太大了。

事实上参与政府时期,这样生活的人绝不只我一个。在工作时间外,极少让司机、秘书陪同。一个下着雨的星期天,我去清溪山登山,偶遇了当时的产业资源部部长李熙范,他也没带随从人员,跟朋友一起撑着伞来登山。我去北汉山登山时与人事助理郑灿龙偶遇过两次。很多人也说,参与政府的公职人员与过去政府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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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武铉与众检察官面谈

青瓦台秘书官的薪酬比想象的要低。从部里派过来的官员还算是好的,就算级别相同,薪酬也要高一些。从外面录用的别定职会分成一级、二级,别看级别高,薪酬并不高。在工作期间,如果组建了市民团体,薪酬会有所提升,但是要求比较高,必须是著名市民团体等。因此,跟同级别的官员相比别定职职员的工资算是少的。而且退休时只能拿到工作期间的退休金,没有养老保险金之类的。工作只是看起来很高大上,其实待遇极其低微。

秘书官上面的首席秘书官的工资也高不了多少。拿我来说,就没有当律师挣得多,只能更加节约。实际上,在青瓦台工作时我把此前存下的那些积蓄花得一干二净。所以,即使是高级公务人员,工作以外的生活与普通人也别无二致。

卢总统经常提到瑞典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很羡慕他。他下班后也不带警卫员,自己骑着自行车去逛市场,引起大家热议。虽然他在没有警卫员保护的情况下,与夫人看完电影出来时遇刺中弹身亡,最后以悲剧收场,但是他享受了跟普通人一样的私人生活,自由自在的。

卢总统梦想打造这样的国家。

一国的总统尚且如此,青瓦台首席也好,部长也罢,还有什么好说的?如果说高官生活跟普通人不一样,正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没到一个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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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僚时期,文在寅为处理社会问题做讲话。他当时很累,眼圈都是红的

青瓦台的生活既辛苦又煎熬。每天工作堆积如山,还要随时关注舆论报道,更累的是一旦出了什么事就得接一整天记者的电话。碰到敏感、复杂的情况,我经常苦恼于该如何应对,但又不能不接电话。我除了民政首席本身的业务外,还负责劳动案件和冲突纠纷,这是青瓦台的主要关注范围,工作量非常大。而且这些事情并非按照顺序先后到来,而是很多件事同时爆发,我总感觉工作量已经超出我所能够承受的极限了。

作为律师我经常要工作到很晚,我的生活作息一直都是晚睡、晚起,上班时间也比其他人要晚一拍。可现在需要清晨起床,动不动就开早餐会,感觉生活节奏一下就被打乱了,为了适应这种生活我吃了不少苦头,经常早起晚睡,总是睡眠不足。

开会时如果不是我负责的领域,看着其他人讨论时,困意就经常大举入侵。上任第一年,秘书室室长文喜相和政务首席柳寅泰就因为开会打瞌睡而出了名。文喜相室长当时在服用抗过敏药,所以经常打瞌睡。旁人看来,柳寅泰明明是睡着了,本人则坚持说只是闭目养神。即使这样他也总能准确掌握会议内容,让人不得不佩服。

有一次开会,我睡着了,当时的情形被记者捕捉到,被用难听的语言报道出来,因此我竭尽全力保持不困。相比之下,总统开会时就从没困过,这让我深感佩服。总统总是先充分了解会议内容后,再进去开会,他熟悉内容,更有理由犯困。我有一次好奇地问了总统,他说:“如果这些都是你的工作,你就不会困了。”对我来说,我负责的领域才是我的工作;而对总统来说,开会时讨论的所有内容都是他的工作。

我甚至在接受牙科治疗时,张着嘴巴,在钻头钻槽牙时睡着。我当时一下就睡过去了,不自觉地闭了嘴,这很容易被机器伤到,所以医生厉声说道:“请不要打瞌睡!”

还有几次跟别人坐着聊天,对方说着话,我听着竟睡着了。对方看出来后,小心翼翼地保持不失礼。极度疲劳所带来的困意实在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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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接受采访

惊奇的是,如此辛苦工作我居然还变胖了!我在青瓦台工作期间,体重涨了10公斤。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缺乏运动的缘故,其实关键问题是吃得太多、太油腻。因为工作时间实在挤不出空去见人,所以我只能利用吃饭时间与对方见面。我们称之为“午餐会”“晚餐会”。这种公务会面必须在包间里进行,既然交了包间费那怎么说也得点“盛馔”啊。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能剩饭,节约意识很强,虽然经常提醒自己但还是吃得太多。我卸任后每天吃大酱汤之类的简单饭菜,体重很快就回到了原来的水平。

工作第一年对身体的伤害尤其大。不只是我,很多人都是这样。从没体验过的生活,从没干过的工作,想要干好的强烈欲望,还有精神上的高度紧张,都伤害了大家的健康。特别是总统,他可以说到了工作中毒的程度,在工作问题上几乎不照顾下面人的状态。没人受得了这种工作模式,过了一年左右,很多人都累得不行了。现在想来,其实没有必要那样逼自己。应该深呼吸,往远看,好好保存自己的体力才对。

卸任前交接工作时,我见到了李明博政府内定的秘书室室长柳佑益。当时他已经累得嘴唇都裂开了,结合自己的经历,我给他提出了忠告:“最好能往长远看,保持健康,调整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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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武铉慰问历史受害者家属

就职第一年的2003年秋天,青瓦台搞献血活动。电视台来了很多摄影师和记者,从总统开始,每个人都要献血。我应秘书室的邀请排在总统后面。

可是在献血前的例行体检中,总统被发现血液不合格,血浆浓度比正常的要稀,这是过度疲劳的一种表现。医生说如果身体特别累就会这样。本来要拍摄总统带头献血、率先垂范的画面,但现在不行了,大家都有点手忙脚乱。也不能让人知道总统因为过度疲劳导致血浆变稀,不能献血。我们讨论了一会儿,就编了个理由:“总统忘了当天有献血活动,早晨吃了药,所以不能献血了。”

接下来应该由我配合记者拍摄,结果我的血液也不合格——血压太高。“不可能,我一辈子血压没高过,而且几个月前,青瓦台录用体检时血压还很正常。”我喝了一杯凉水,静待了几分钟之后,再测血压,结果还是一样。我又去医院检查,真的是没隔几个月血压就变这么高了。

一般情况下,工作的职务越高,就越轻松。青瓦台正好相反,行政人员、行政官、秘书官,再到首席秘书官,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级别越高,工作越累。我第一年就拔了十颗牙,不仅是我,秘书官李镐哲和梁仁锡等,民政首席室的很多人都拔过牙。搞笑的是,从我开始,级别越高,拔的牙就越多。我们经常开玩笑:有确切证据表明,拔牙颗数也跟职务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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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文在寅自传》

本文内容部分摘自韩国总统文在寅亲笔自传《命运:文在寅自传》(已由凤凰联动取得中文版权,即将在国内出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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