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7日，三联松果生活LIFE+演讲年度专场以“请回答2017”为主题，邀请宋昭、耿乐、郝景芳、马原、大苗、Bridge、刘天池、张杨……分享了10个年度关键词，以此告别2017，迎接2018。从《嘉年华》到江歌案，从一元公益到被折叠的未来……他们的2017，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横切面。
宋昭
请回答，2017 序曲
宋昭
演讲活动现场，大提琴家宋昭•阿伊斯带来了一场独奏，为2017谱曲，奏2018开篇。在缓缓抒情的大提琴声中，一片星光夜幕下，打开2017年回顾的帷幕。
宋昭·阿伊斯以大提琴独奏家、室内乐演奏家、先锋大提琴艺术家身份活跃于各类音乐会、戏剧、舞剧、展览、影视、以及中国当代前沿艺术领域。被誉为“天才大提琴家”、“不可多得的大提琴人才”。
他选择用音乐做了一场不说话的实验性演讲，讲述了他眼中的2017，有深情，也有澎湃……2017年，我们有许多思考，有的也许有了答案，有的却还在等待我们寻找一个回答。但是这样独一无二的2017年，有一些时刻，还是值得我们记念。
耿乐
《嘉年华》：从嘉年华到阳光灿烂的日子
耿乐，演员，代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嘉年华》、《相爱相亲》等
拍摄过程中，文晏导演对创作的严苛要求，让我回想24年前，拍摄《阳光灿烂的日子》时，这种完全沉浸在作品中，为作品效果去较真的创作，是好多年都久违了的感觉。
在《嘉年华》里，我演了一个缺席孩子成长的不合格的父亲。在《相爱相亲》里，我演了一个落魄的剧团演员，业余时间去为别人哭丧来获得微薄收入，孩子也是个问题少年。这两个父亲的角色，都是边缘人物，边缘角色。在电影里，这些复杂性、矛盾性，甚至是带着一声叹息后的无力感，是这些角色给予我的吸引力。
我24年来的变化——我想尝试更多与自己的生活经验距离遥远的角色，一些让我陌生的角色，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更复杂、更难被简单定义的角色。
“一个做艺术创作的人，保有一颗赤子之心特别重要，盈虚自然，多了、少了、满了、亏了，都是自然。”
郝景芳
《北京折叠》：在未来，我们如何教育孩子
郝景芳，作家、科幻文学“雨果奖”获得者，代表作品：《北京折叠》，近年来发起儿童通识教育项目“童行”计划
我既是一个科幻前瞻者，也是一个社会政策研究者，同时，我还是一个妈妈。在《北京折叠》中，我提出了两个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人工智能技术导致的就业取代、教育的隔离和穷困的代际传递。这两个挑战，在今天的语境下越来越可能变为现实。
从什么时候埋下了一颗种子，觉得帮助孩子建立更好的更完善的世界观这个问题是很重要。包括如何看世界？如何看生命？如何看自然？如何看宇宙等几个层次。
我们这一代人，很容易被一个身份和标签所定义，也许是一个银行职员，也许是一个HR管理，但这在未来，会被智能AI所代替。也许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教育孩子去适应未来，一个也许是人工智能遍布的世界，打开共享知识的时代，给他们更多的创造力和建立思维模式，是我想要去做的。
马原
《黄棠一家》：小说就是我的生命方式
马原，作家，代表作品：《牛鬼蛇神》、，《纠缠》、《黄棠一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贫穷的时候，内心却很知足；现在物质如此丰富，我们却很难体会到幸福的感觉。作为小说家，我特别有兴趣用虚构的方式来记录这个时代。如果你读过《黄棠一家》，会知道我写的很多故事，都是取材于真实的社会新闻。现实就是如此荒唐，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去虚构。
小说死了吗？好像这两年又有回暖的迹象。但我仍旧是小说的悲观论者，小说是凭借造纸工业化和现代印刷术才成为“巨无霸”的，但于我个人而言，小说成了我生命的强心剂，似乎是小说给了我第二次生命。2011年，我重新回到小说，完成了长篇《牛鬼蛇神》的写作。小说是我的生命存在于世的一种方式。
我一直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是一个辩证唯物论的身体力行者。对我来说，非黑即白。有好的年代，有坏的年代。如果让我选择，我选择八十年代，我不选择今天。
大苗
公益：一块钱能买什么？
大苗，苗世明,自闭症儿童绘画1元钱购画公益项目发起人，WABC无障碍艺途创始人
2017年，我因为“1元购画”的刷屏事件，被推到了公益的前线阵地。第二天，我看到各地工作室的小朋友集中到艺术工作室来自发地庆祝。面对着媒体和网络的质疑，我感受到了两个社群截然不同的反差，正是出于公众对他们的不了解，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注重的是孩子的表达过程，而非结果。
每个孩子都有表达能力，公众会在潜意识标签化人，谁是正常，谁不正常，如何定义正常与不正常呢？其实这个世界上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障碍，每个生命从存在的角度看都说又意义的，都是值得被平等尊重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把他们从精神上隔开，竖起一道无形之墙？这个问题被解决，才会有更多的家庭愿意融入社会。
Bridge
《中国有嘻哈》：在嘻哈洪流中，我还是我
布瑞吉Bridge，国内当红说唱新星，《中国有嘻哈》节目全国九强，重庆GOSH嘻哈音乐厂牌领军人物，代表作品：《老大》、《蚂蚁》、《Young Bridge》等
没错，让全球华人都学会「勒是雾都」这句方言的就是我们，让火锅底料每天在你耳边魔性循环的也是我们。
2017年，一夜之间好像所有人都会问你有Freestyle吗？有人说，如果把嘻哈放入2017，得到的回答是「元年」和「崛起」。这个答案虽然公平，但不完整。地下音乐走到地上，确实让更多人了解到了一部分真正的中国嘻哈，嘻哈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叫做尊重，有前人栽树，才有后人乘凉。
松果把嘻哈定义为生活方式，我觉得很酷，说唱并不是离主流文化太远的东西，它更像是我的生活，一种态度，即兴说唱更快速、直接、没时间考虑规则，说的是内心所想，难道这不是跟现在我们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很相似吗？我也很高兴成为其中的一员，并不是因为我是嘻哈的代表者，而是因为嘻哈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大家接受的生活方式。
我们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说唱带着家乡口音，这样有什么问题？比起一味地模仿，更应该对自己的文化多点自信。听歌归听歌，不要盲目站队和掀起无意义的波澜。真正的嘻哈应该是和而不同，用音乐化解地域的限制和争端。
刘天池
《演员的诞生》——演员是如何诞生的？
刘天池，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教师
一节表演课里，我并不先教我的学生如何用技术挤出眼泪，那不是最真实的状态，观众对好演员的需求，处于一种饥渴的状态。观众的欣赏水平，并没有降低，反而他们的视野是更为开阔的，因为信息时代的发展，观众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大演员”，不只是有多大的流量，演过多大票房的戏。大演员是不能丢掉生活的，要有高层次和更高格局的提炼。
演员这项职业，是直接反映生活的。对于我们这些从业者来说，我们如何去真实地感受生活，去体味生活，去感知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用最朴素的心，去感悟；用最平实的眼，去观察生活，可能是最为重要的。
张杨
《冈仁波齐》：山就在那儿，我们终将到达
张杨，著名导演、编剧，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代表作品：《爱情麻辣烫》、《洗澡》、《冈仁波齐》等
《冈仁波齐》起初并没有剧本，所有有关虚构的部分是在路上临时决定的，藏民整个真实的人生就是作为一个表演者，在路途中成为电影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人生本身。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拍叙事纪录片的？电影有很多种，但我喜欢与主流保持距离。
一个职业电影人无法通过一部电影一劳永逸，二十几年来的职业生涯有无数的取舍，名利双收或是徒劳无功，在一个大时代背景下，我是观察者、叙述者，也是路人，也是朝圣之人，自己一样也有漫长的路要穿越。
王珊
江歌遇害案：仇恨、喧嚣以及善恶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代表：王珊
在2017年，可能再也没有一个案子或者事件，能像江歌案这样保持如此持久的舆论关注度。对于江秋莲来说，为女儿复仇成了最后的支撑。她的身边不止一次有人劝她走出来都被拒绝了。然而，这些与悲痛相关的点滴细节，在这个自媒体收割流量的时代，却成为了10万加的最好素材，因为能够引爆人们的情绪。
更让我无奈的是对信息时代的感慨。原本，当人类迎来这一历史性转折的时候，大家认为信息的获得变得容易了，然而事实却是，真相被淹没了。或者说，在这一轮轮喧嚣的背后，很少有人愿意去关注案件的真相。
江歌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然而一个悲剧引来的是更多更大的悲剧。我希望江阿姨能够走出来。毕竟死者已逝，活着的人依旧有太长的路要走。
王丹阳
杭州保姆纵火案：谁都不是一座孤岛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代表：王丹阳
也就是一把火，让许多人看到，一个他们身边的80后，承受的极限可以那么地深广；也是这场火，照出了一面人性的多棱镜，人性本能上的慌乱、焦虑、恐惧尽显无余。但是最让人深思的或许是，一个团体的公共生活的这一张网，如果没有一颗火种落下去，你就不知道它隐藏的马脚在哪里，但是一旦一个个体遇难，这张网破了，那么殃及的会是所有人平静安逸的生活。
不管你处于何等阶层，你都应该像一个公民一样地去思考你当下的生活。”
王海燕
儿童性侵：为什么需要打破沉默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代表：王海燕
今年关于儿童性侵的话题其实非常多，包括台湾作家林奕含自杀，南京南站小女孩在公开场合遭遇猥亵事件，电影《嘉年华》……从舆论上，儿童性侵似乎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了，但当我们真的要来讨论这个问题时，却发现都得不到解答，比如受害者比例，案件特征，救援，法律。
一个比较合理的估计是，国内可能有1/10的孩子在18岁以前是受过性侵的，在案发以后受害者也得不到良好的帮助。即使如此大量的伤害存在，在媒体上，受害者仍是沉默。实际上受害者就在我们身边，而且是极其普遍地存在着，他们的伤口非常大，也非常深。这是整个社会对待性侵遮遮掩掩的态度造成的，而这种沉默还在显而易见地加重伤害。
面对自己，面对社会，我们需打破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