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升格为国家级、国际性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传承优秀文化促进交流合作”为年度主题，致力打造文化建设成果的展示平台、文化建设经验的交流平台、文化创新发展的合作平台、文明交流互鉴的传播平台。
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推出系列策划，约访出席该论坛的部分境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相关话题进行深入探讨。稿件自9月11日起陆续播发，敬请垂注。
中新社北京9月13日电 题：“北京城之源”是如何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专访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京宁
中新社记者 杜燕 徐婧
北京有50多万年以上的人类史、1万多年的文化史、3000多年的建城史、870年的建都史。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琉璃河遗址，集城址、宫殿区和诸侯墓地于一地，将北京建城史上溯至3000多年前，被誉为“北京城之源”。
“北京城之源”有着怎样的发掘过程？琉璃河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后，今后将如何保护利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京宁在2023北京文化论坛召开之际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琉璃河遗址是怎么被发掘的？
郭京宁：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在没有科学考古时，北京历史的起点只是史书中的“封召公于燕”。
考古延伸了北京的历史轴线，实证了北京历史发展的脉络。目前我们知道，北京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古人类的地区之一，如北京猿人在五十万年前就发明人工用火术；一万年前，东胡林的先人就种植粟，为探讨中国农业起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证据；五千年前，镇江营、雪山等遗址的文明成就，是中国史前文明的璀璨明珠。
而琉璃河遗址，它的发现从考古角度将北京建城史上溯至距今3000多年的西周。它于20世纪40年代首次被发现，60年代初开展过小规模试掘。自20世纪70年代起，琉璃河遗址进行过五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了西周古城、高等级墓葬、宫殿建筑区、手工业作坊遗存等，出土大量精美文物，其中墓中出土的伯矩鬲成了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堇鼎是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
2019年起，北京再次对琉璃河遗址的城址区和墓葬区开展考古工作。近三年间，发掘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疑似城外环壕1条，出土铜器、漆器、陶器、海贝、象牙器等各类文物100余件。此次考古首次发现卣等青铜器上的铭文，铭文中提到的“墉”，是筑城之意，证实在此建造都城；铭文还提到“匽侯宫”，表明城中有一座很大的宫殿。铭文中记载的史实，填补了传世文献中关于西周封国都城建造的空白，为北京地区3000年建城史提供了最早的文献证据。
总之，琉璃河遗址出土的文物珍品以及刻写在甲骨和青铜器上的文字，实证了这里是周初燕国的封地，也是燕国最早的都邑，是目前北京地区考古实证的、可追溯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头。
中新社记者：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对北京、对中国有怎样的意义？
郭京宁：在北京，门头沟东胡林、怀柔转年、房山镇江营、平谷上宅等地先后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呈现了北京史前时期的文化多元性。琉璃河遗址的发现，证明这里是燕国的始封地，为目前已知的北京最早的城市。
琉璃河遗址主要由三部分遗存组成：一是古城址区，东西长829米，由于南段城墙被冲毁，现存城墙南北长约300米。二为墓葬区，位于城东南部，墓分大、中、小三型。三是2019年以来考古调查勘探发现的城外遗存。
在我看来，琉璃河遗址不仅是北京3000余年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见证，在中国考古事业发展过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琉璃河遗址填补了北京历史在时代上的空白。在北京，商周时期的实物资料很少，琉璃河遗址出土的伯矩鬲、堇鼎成为北京悠久历史的重要符号。青铜器克盉、克罍中“命克侯于燕”等铭文，首次证明了《史记》中关于分封制的记载。大量陶器反映出本地土著、姬姓周人和殷遗民等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诸多实物都是西周时期分封制、礼乐制的见证。
其次，琉璃河遗址的各类要素和信息齐全。仅2019年至2021年的考古工作中，就发掘各类文物100余件。
再者，琉璃河遗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例。考古发现的文物中，有车马器这样体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元素，有矛、错金银纹饰等来自长江流域的文化元素，还发现了海贝等。在这里，多地区的文化交错共生，呈现出多元归一的文化现象，说明北京自古就是多民族融合的地区。
因此，琉璃河遗址及文物折射出的多元文明交流融合迹象，从考古学上证明了3000年前的北京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中新社记者：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将怎样建设？如何兼顾遗址保护与考古成果展示？
郭京宁：琉璃河遗址的发掘过程凸显了北京新时代大遗址保护的理念。考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琉璃河遗址目前正在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考古优先”是建设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的应有之义。通过有效科学的考古，把地下重要的遗存全面真实地展示出来，让观众能“看到”3000年的历史，既包括丰富的历史内涵，也包括活化的历史场景。完成这一目标，需要考古发掘和公园建设共同努力。
遗址之下文物的不确定性和独特性，是一个考古遗址公园最大的财富。因此，要把地下的遗迹发掘好、保护好、展示好，才能让琉璃河遗址公园独树一帜。
此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琉璃河遗址未来努力的目标。琉璃河遗址占地面积5.25平方千米，是名副其实的大遗址，如能利用申遗的契机，加强琉璃河遗址的整体保护，将有利于最大化发挥其历史文化价值。
中新社记者：您20年坚守在考古一线。这些年，古都北京在考古方面有哪些新突破？在您看来，科技在考古中发挥哪些作用？
郭京宁：北京猿人走出洞穴，走向平原。北京从3000年前西周封国的都城，经历了汉代郡县，成为北方帝国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此后，唐代北京是边疆军事重镇，金代后一直作为首都。考古揭示了北京从山前聚落、到边境城市、最终发展为大国首都的历程。考古是实证北京地方史、展示中华文明灿烂成就、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的重要体现。
我工作的20年，是北京考古翻天覆地的20年。房山发现唐代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及其夫人墓葬、延庆发现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前期考古勘探时发现西汉遗址——路县故城遗址……这些年来，北京地区重要考古发现接连出现。
北京考古的变化还体现在顶层设计和规章制度上。2014年，北京开始施行《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这是中国第一部省级地下文物保护的专项规章，将考古勘探置为项目建设和土地上市审批的前置条件，在动工之前须先考古，成为全国各省份效仿的先例。
北京考古方法和技术上的变化同样引人注目。如今，多学科考古成为工作中的必选项，比如在路县故城，通过植物学研究发现，汉代古人已吃上了五谷杂粮。通过多学科合作，考古的学术性得到加强。
北京还在大遗址中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将遥感考古、航空摄影以及电法物探、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大遗址“一张图”中，并摄像记录发掘全过程，逐层进行绘图、摄像、建立三维模型，全面收集信息。通过这一系统，可以形成北京地下文物资源的数据库，为工程规划和建设提供参考。即使百年后，后人也能很容易地找到我们发掘的点位，且“一张图”会随着考古发现不断更新。
中新社记者：您怎么看待考古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作用？
郭京宁：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通过考古了解古代不同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明交往，会对目前的文明交流起到借鉴作用。
从地理区位上看，北京位于“咽喉”部位，是中原地区向东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北京很多出土文物在韩国、日本、朝鲜、蒙古国都有同类。不只是琉璃河遗址，在其他考古现场也发现过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交往的文化表现。比如，在北京丰台发现的一座金代贵族墓葬出土了“高丽青瓷”，这是当时的高丽仿照中国龙泉窑生产的一种瓷，对于实证当时两国的文化交往起到一定作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外考古合作是必须，也是必然。考古的本质是要揭露古人类和古人社会交往的历史情况，中外开展合作、各国共同交流才能提升对历史的认知。(完)
受访者简介：
郭京宁，现任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先后主持或参与门头沟东胡林、房山琉璃河、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东城玉河和南水北调北京段、京沪高铁北京段、北京副中心等多处古代遗址和重大工程的考古工作。出版《考古北京》《当代北京考古史话》《穿越皇城》等各类专著18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