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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杨永信家在哪,但这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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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伟,他的作品“YouTube”已被市政施工埋在地下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别人不断看到我,然后忘记我,我再次让他们看到我,然后他们再次忘记我。” 作为一个现代人,李翔伟接受这种重复,“网络让你更便利地出现在别人视野里,你自然也要接受更快地被人忘掉”

强烈

“李翔伟,我们合张影吧!”

一群人在饭桌上笑作一团。

几天前,一篇《我朋友是行为艺术家,他把杨永信家里的电给断了》把李翔伟推向流量顶峰。朋友们在饭桌上揶揄,说他成了“网红”,他觉得这事挺好笑,于是索性跟朋友们正经八百拍了照——“咔嚓”一声,把这件事消解掉了。

作为一个行为艺术家,“李翔伟”的爆火成为他自己最出人预料的行为艺术品。假装给杨永信家断电,虚构了一个毕业生“王大力”,把学校的处分书“穿”在身上,给上海双年展的展位测空气质量……凭借网络的火速传播,李翔伟的作品成功“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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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9日,因为在校内喷漆、制造噪音等原因,李翔伟收到来自校方的处分书,出于“反省”,李翔伟将处分书印在T恤背面 图 / 受访者提供

一时间,强烈、直白、有攻击性成为李翔伟留给大众的突出印象,他成了被评论踩在脚底的“无赖” “泼皮” “精神病”,离经叛道,伤风败俗,也成了被捧上神坛的“天才” “奇人” “理想国国王”,超乎常人,“做大家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这太夸张了,”李翔伟迅速把自己从风暴圈里剥离出来,“他们都觉得我直接又大胆,实际上我忧郁又脆弱。”

一年前,广州美术学院的大四学生李翔伟从学校宿舍搬到了附近的城中村,每月花500块钱,租了一个占地10平米的小屋。为了写论文,李翔伟给自己定了目标:早上9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目标没有实现,他尴尬地解释,“因为每天都是12点起床,时差很难倒过来。”这几年李翔伟也常常失眠,理由同样朴素——因为“运动做得太少,精力消耗不够”。最近,李翔伟刚开始重启他的运动计划,上周,他跑了一次步,游了一次泳,但是计划没什么后续,因为“以前每次也都是这样”。

和人们看见的作品所代表的“李翔伟”不同,另一个“李翔伟”空洞、焦虑、安全感低。

晚上睡不着,李翔伟会虚构一个“睡前故事”来帮助入眠:设想自己在游戏《我的世界》的某个场景中,因为这样“封闭而安全”,就像他现在住的地方,只有两个门和一扇窗。

他讨厌大的地方,拒绝看不见的空间,也不敢逛商场,害怕走在明亮灯光和精致人群中。焦虑的时候,李翔伟喜欢兜圈,有时他疯狂坐公交车,在一条线路上持续往返。还有一段时间,他常常绕着出租屋楼下的村子一圈一圈地转。村子的工地上偶尔有疯子、流浪汉逗留,李翔伟会跟着他们到处晃荡,然后停下来,盯着他们看上一两个小时:“我观察他们,觉得他们很奇怪,可能别人观察我,也觉得我很奇怪。”

关于“游荡者”,李翔伟曾写过影像剧本。他构想了一个房东“儿子”的角色,因为拥有所有房间的钥匙,就把自己的时间填充进不同房客的空间:“他在理工男的房间里吃饭,在单身少女的房间里洗澡,在中年男人的房间里吸烟……所有时间错开,天衣无缝。”房东的儿子从未暴露行踪,也始终保持节律、从不越界。直到过年,返乡者倾巢而去,在无人的空间里,“游荡者”打破了计划,也失去了节制——人们回来后才发现,房东的儿子早已死去。

“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我,只是人们并不知道我还有这样一些作品,还有这样一种状态。”

李翔伟明白,一个人形象的偏差就像一个作品所带来的效果,其走向往往不可预估。在强烈的褒奖和抨击中,他一直试图从“李翔伟火了”的事件中跳出来,分析背后的因果:“我的作品只是包含在事件中的一个小部分,或者说是一个引爆点,其实是因为大家想讨论和关注这个东西,才会造成现在的效果。”

在自我分析中,李翔伟发现关于“强烈”的逻辑也很有趣:当所有人都不表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表达了,这个人就凸显出来;而当所有人都表达的时候,有一个人沉默,这个人也会变得醒目。

“只不过大家都不表达,而我表达了,所以我变得不一样了。”李翔伟笑了笑。

真实

在李翔伟的作品中,“虚构”是重要的表现形式。

2017年6月23日,李翔伟在广州美术学院的学位授予仪式上虚拟了一位毕业生“王大力”,并顺利以“王大力”的身份上台接受了院长的学位授予。2017年8月20日,李翔伟发布纪录影像《一次电击治疗》,宣称于8月19日晚将杨永信家中的电源切断了。2018年8月,李翔伟在淘宝上花68元定制了两个高仿DVD光盘,他以《真假美猴王》为素材,制作了伪造作品的内容影像《谁是李翔伟?》,8月29日,他将伪造的作品带进艺术机构“录像局”,并归置于艺术家胡向前名下。

在李翔伟的这些作品中,真实的界线变得模糊。毕业生“王大力”的身份没有遭受任何人怀疑,李翔伟毫无阻碍地成为了另一个人,并顺利完成了一个虚构身份的“确认”过程。“也没有人知道杨永信的家在哪里,所以我虚构了这个事件。其实我只是拉了朋友家的电闸,但没有人会去质疑,”李翔伟深谙这种事件背后的传播逻辑,“热点事件一旦被传播起来,背后的事实反倒没那么重要了,大家更愿意去相信那些被推出来的东西。”

“李翔伟”本人的爆红印证了同样的逻辑,但这并不让他觉得意外,外力和意见的施加下,任何形象都会产生模糊和偏差,这其中包括他自己对“李翔伟”的认知。

作为一个创作者,李翔伟常常陷入自我怀疑。他害怕观看自己过往的作品,觉得它们陌生、疏远,有时甚至想不起制作它们的目的。但是,为了确认自己的某种“脉络”,李翔伟又会“忍不住一次次回头去看”。对李翔伟而言,过去的作品尽管生涩,但就像还未组成一把斧子的石块和木料,那些部分成为一种工具,帮助他了解自己每个时期的状态,并重现一个自我组建的过程。

现实生活中,李翔伟同样在持续这个组建和确认自己的过程。

1995年,李翔伟出生在山东临沂,他的父亲做生意、开工厂。李翔伟从小被称作“XXX的儿子”,在父亲的话语权下,他仿佛成了“失语者”。多年来,李翔伟和父亲的关系不好,每年放假回家,父子俩几乎都有一场冷战。父亲控制欲和表达欲极强,有时候对着李翔伟说教一个下午,李翔伟的态度是“尽量少说话”。“表达太多观点,我爸会生气。”

在李翔伟的“焦虑”中,与父亲的矛盾关系占了大部分。父亲从小对他要求严格,他为李翔伟排除一切学习之外的事物,并对儿子以优异成绩考取大学寄予厚望。生活在一个人口大省中,李翔伟早已习惯了这种“高考至上”的价值体系,对他来说,不论是父亲还是杨永信,背后都是某种价值体系里的固化结构。

这种固化在他的生活里随处可见,正常的表达意图常常被截断和制止。李翔伟经历过太多这样的事例。高二时,他被语文老师找去参加作文比赛,因为时间紧,他抽了一节体育课的时间,去语文老师的办公室准备比赛事宜。然而,事情被班主任知道,他被从语文老师的办公室里撵了出来,还被痛骂一顿。当时他的学习成绩不错,本可以轻松考取一所本科院校。但从这件事开始,李翔伟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发生改变——他开始考虑学画。

当然,改换轨道并非易事,转学美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周围人也对他投来鄙夷的目光:“物理老师说学美术以后要去卖番薯,还有同学说我平时没什么正经事,不重要的活就应该交给我来做。”

这些观点对李翔伟造成冲击,现实生活也让他看到更多荒诞。在成长过程中,李翔伟不断发现某种魔幻和扭曲:他见过身边的富二代们开着豪车出去花天酒地,口袋里却没有一分钱,也知道了为了调解矛盾、调换座位,家长们可以一掷千金。

“你说这些事情,哪一个不是真实的,哪一个不比我的作品强烈?”李翔伟反问。

对立

在荒诞的现实以及固化的价值体系面前,李翔伟似乎别无选择地被置于某种“对立”层面,这种对立无时无刻不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也成为他身上难以摘去的标签。

2016年11月13日,李翔伟在校内喷绘包括“不准随便涂鸦” “不准随地大小便” “不准30度以下开空调” “不准12点以后洗热水澡”等在内的12条标语。2017年5月9日,因为在校内喷漆、制造噪音等原因,李翔伟收到来自校方的处分书,出于“反省”,李翔伟将处分书印在T恤背面,并穿着T恤在红砖厂当代艺术馆进行了“面壁思过”。2018年11月13日,李翔伟在淘宝上花49.9元购买了一个甲醛测试仪,11月16日,李翔伟将测试仪带进上海双年展,并对30个作品的展点进行了空气质量检测。

从T恤与学校、T恤与艺术馆,到标语与物业公司、甲醛测试仪与上海双年展,表面看来,所有关系呈现出鲜明的对立性。实际上,李翔伟一直在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对空间、结构、关系进行介入和讨论。

“从客观上讲,我理解学校对我的处分,只不过我觉得有些细节是值得讨论的,比如说所谓的‘破坏秩序’,这种评价是如何与我的作品联系起来的?又是怎么具体处理的?我在意的是这些讨论,而不是处分能否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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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伟的作品“YouTube” 图 / 受访者提供

李翔伟很乐于去搭建这种讨论,也从不拒绝接收关于作品的反馈。对于不同的反馈声音,李翔伟有自己的分类处理机制:单纯的谩骂以及“耍小聪明” “无赖”这样贴标签式的形容词和名词,他认为无效,只进行“接收”;而从理性辨析的角度就事论事的,他认为有效,并选择“接受”。有网友曾说他“破坏规则” “毁坏公物”,李翔伟觉得这就很值得讨论:“我的作品更多是在一个物体上施加一个图像,比如在油管上喷‘YouTube’,在一面墙上涂写一句标语,我只是在人们使用物品的过程中提供一种新的想法或感受,并不是破坏一个物品的使用功能——真的把一件东西破坏掉,让它完全没有办法使用,那它就不能留下一个讨论的空间。”

“他们会觉得你对他们进行了‘干扰’?”

“即使不在艺术创作的角度,‘干扰’也是不可避免的。就算是一个路人穿着怪异的衣服,或者他有怪异的发型,他也会干扰到一个正常的秩序。”

李翔伟不认为“干扰”造成了冲突和解构。有人评价他的作品背离传统美学,对严肃理论造成消解,他不认同:“首先,经过漫长时间所确立下来的美学理论,并不会因为我的一个简单举动就遭到消费和消解;其次,理论和我的实验也并不冲突。”

有人反对他“点子化”的创作方式,但这恰恰是李翔伟突破现状的途径。李翔伟认为,艺术不应该成为被少数人消费的东西,它应该走出圈子外,让更多的人看见,并且让更多的人看懂。

“很多作品都很宏大,或者说大家看不懂。其实看不懂就是存在问题的,你必须去面对这些问题。艺术作品不是要给人强加知识和观点,也不一定要做出某种改变,只是去引起思考,或者回到最根本的——你至少要值回票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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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伟和他的作品“安全出口”

出口

面对艺术的宏大提问,李翔伟没考虑太多,他只是持续不断地用自己“点子化”的作品方式去探索改变的出口。

一周前,李翔伟给楼下村子里许多毫不相关的东西喷上了“安全出口”的标识——铁门被拆走的墙上,工地的围栏,公共厕所,水管,超市旁的窄巷……对李翔伟来说,这些作品无厘头,甚至不太成立,但他觉得不是问题,就像过去很多次用喷漆完成的作品一样,这些“安全出口”更像是他在情绪上的一种表达,它们简单、直接、随意,在某种程度上“安慰”了他,而这对他而言“或许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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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伟和他的作品“安全出口”

小的尝试犹如开关,帮助李翔伟触动并打开通往真正出口的道路。一直以来,李翔伟都喜欢在作品中留下自己的姓名、电话、微信二维码,这对他来说就是某种出口:一个跟外界联系的方式永远意味着“更多可能”。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出口”的确让更多人看见了他,并使他暂时摆脱了一个圈子的固有限制,跳跃至一个更大、更开放的平台。不过,越快的出现必定伴随越快的消失。“我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别人不断看到我,然后忘记我,我再次让他们看到我,然后他们再次忘记我。”作为一个现代人,李翔伟接受这种重复,“网络让你更便利地出现在别人视野里,你自然也要接受更快地被人忘掉。”

在出现与消失的重复中,李翔伟不断面对自我的推翻与重构。这很像他做的“我是不是一个当代艺术家“的喷漆实验——在565路公交车线路的30个站牌下,李翔伟曾经用“我是一个当代艺术家”和“我不是一个当代艺术家”的交替质问,串联起这种游走极端的过程:“ ‘李翔伟’从来不是固定的,我一直在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极点中来回,中间连接我的是一段又一段漫长的时间。”

对李翔伟而言,这种推翻和重建是不断打破幻想的过程,也是舍弃经验束缚,避免落入自我限制的过程。现在他最大的资本就是年轻,因此他不害怕任何推翻和重建。“没有包袱是最好的”,作为一个23岁的年轻艺术家,李翔伟不想因为顾虑太多而过早“老去”,也不想因为某个作品的昙花一现而被人们过早定义。

当人们还无法定义他的时候,他也就掌握了对自己的定义权,“我是我自己的线索,这也是‘李翔伟’为什么对我这么重要的原因。虽然它不构成一个艺术脉络,但这个线索非常真实,清晰可见。”过去,李翔伟没有太多机会让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被人看见。现在他终于不用再以谁的儿子的身份去介绍自己,也不用活在谁的话语权下,他就是“李翔伟”。

不过,“看见”并不是李翔伟的终点。作为一个乐于寻找出口的人,李翔伟仍在持续搭建与父亲的对话,也仍在探求与看似对立的事物的沟通。

十年前,在李翔伟的老家,爷爷曾为他种下一片杨树林,按照约定,树林长大后将会被出售,成为他上大学的学费。几年前,爷爷去世,李翔伟与父亲回到老家,看着即将被砍伐的树林,他感到不舍。在整理后院的间隙,李翔伟对父亲坦言:他希望将树林留下,这样,以后他也能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看爷爷曾经为他种下的树林。

李翔伟深刻地记得,父亲在听到这些话之后愣了几秒。

“可能因为我跟我爸是父子关系,而他跟我爷爷也是父子关系。”后来,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保留这片树林。直至最近,杨树林长得太高,容易被风吹到,才不得已卖掉。

“但是我觉得,我爸的心里应该已经产生了变化,”李翔伟略微低头,陷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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