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不识好歹、还是金庸轻视国士的争论
从昨天起，一篇李泽厚写给金庸的悼文被网友晒出来，令人们吵得不可开交。
在对金庸的作品简要评价后，他详细写了这样一件事。90年代初他单枪匹马到美国闯荡，生活不太稳定。路过香港时被金庸先生请到家里，并赠予6000美金。但李泽厚认为虽然金庸是好意，可6000美金像是打发乞丐，便拒绝了。
网友们格外惊讶，毕竟对于普通人而言6000美金并不少，何况那还是80年代。他们认为从人情角度来看，金庸先生好意邀请，再嫌少也应感激。而且在人家的悼文里特意写出来，也太不厚道了。
这引发了一群人的揣测：李泽厚为何如此不会做人?顿时间种种剖析和负面言论铺天盖地。
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是金庸先生不够真诚，毕竟他当时身价已达6亿港币，而且向来有吝啬、努力维护名声的传言。人们甚至上纲上线，认为金庸先生作为通俗小说家，贡献度不如李泽厚，此举是在用钱侮辱李泽厚的文化地位。
争论至此实在有点儿无聊。首先仔细读这篇悼文，虽然李泽厚把6000美金的事儿讲得详细，但并不是没有赞誉和理解。比如在开头提到：有华人处即有金庸迷，世所罕有，人生如此，应该十分完满了，所以我无话可说。只是过于坦诚令一部分人不适罢了
而尽管拒绝了金庸的钱，他也反复强调知道对方是善意，知道对方很客气，还把自己送到了大门外。
结合李泽厚当时的处境来看，之所以认为被轻视，或许正因为自己的影响力正在消退，处境也较为敏感。所以同为文人更不愿被轻视，何况对方还身价很高。
但即使金庸小气或李泽厚不厚道，也至多是笑一笑就过去的事儿。实在没必要上纲上线，还上升到李泽厚的学术价值上。况且李泽厚先生又不是商品，他去找金庸先生也不涉及要与人家做价值交换，所以给多还是给少仅仅是二人在人情世故上的标准不同，跟二人背后的贡献大小有什么关系?
网友们之所以厌恶，不过是用自己为人处世的标准来衡量二人罢了，要么就是把文化名家当神来看，在人设当道、玻璃心泛滥的年代已不懂得如何接受他人的真实人格了。这实在是无聊。
当然，李泽厚不在乎这些。他早就写过“笑骂由人，自知在我”，除非是学术基础上的评价，其他的并不在乎。
不过就这件事儿而言，倒是某位博主说出了真相，如果没有这番言论，今天的年轻网民根本不知道李泽厚。
我和我的同辈人们虽然没有经历被李泽厚启蒙的时代，但在翻看了他的事迹后都非常喜欢。他的耿直虽然有点伤人，但结合更多侧面来看，反而能证明他为何能饱有独特的人格力量，为何曾影响了一代人。
具有生命热情的耿直老顽童
多少老前辈生怕面对时代轮换不愿意退场，牢牢把握话语权，更不愿与后备平等交流。但李先生不是这样的，他反而能和年轻人玩儿到一块儿去，并始终保持着一股新鲜的生命热情。
据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描述，李先生的书架上有个相框，里面贴了各种美人照片，比如蒋雯丽、章子怡，都是上世纪末起红极一时的影星。但他的喜好也随时代而变化。
2005年超女轰动一时，70多岁的李先生也看了，还喜欢风格较为另类的周笔畅。这令我多少有点惊讶。
据先生的学生描述，他是个很好玩儿的人。“他年龄比我们大，但说话非常平等，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人也很豪爽，有时他可能找二三十个人一起吃饭，都是他来埋单。”甚至在70多岁的时候提出和学生一起去蹦极，但被劝阻了。
谈及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最大收益，他的学生赵汀阳说“自由”。
李泽厚本教授美学，但赵汀阳的兴趣更多在哲学，和老师商量时，没想到对方说：那更好了，哲学就哲学。他向来鼓励学生广泛涉猎、凭兴趣学习，当然，做研究时课题要小，从点到面。
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最重要的。他一直欢迎学生同自己讨论，会欣赏有后辈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价。他不害怕被反驳，不过会很耐心地说服对方。
赵汀阳回忆：“入学第一天，他给我们讲话说：做学问其实不用上学，既然你们一定要来上学，可以理解，来了也就来了。不过我告诉你们，一定要独立思考，反对我也可以。李老师既是老师，也是朋友，我这样觉得。我和李老师在感兴趣的论题和观点上有很大差别，完全不能互相同意的地方也很多，但在一起交换看法一直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而认识他的许多人也都反复谈到，他喜欢年轻人身上的激情和自由感。
此般年轻、热情的生命力量从他的文辞中也可以看出来。
1980年，50岁的李泽厚在为宗白华《美学散步》所作的序中，大肆称赞对方的诗人气质和生命活力(那时的宗白华已经82岁)。单读这段序也很难想象作序者是个50岁的文人，反而像个喜悦溢于言表的少年。
他对比了美学大师朱光潜和宗白华的不同：朱光潜是推理的，宗白华是抒情的;朱光潜是学者的，宗白华是诗人的。他认为，像宗白华这样抒情、带有艺术气息的美学文集，是在当下快节奏、工业化的社会里极为有力的存在，它可以启发人们的生命热情，撼动人们对美的感知。
“宗先生本就是二十年代有影响的诗人，出过诗集。二十年代的中国新诗，如同它的新鲜形式一样，我总觉得，它的内容也带着少年时代的生意盎然和空灵、美丽，带着那种对前途充满了新鲜话力的憧憬、期待的心情意绪，带着那种对宇宙、人生、生命的自我觉醒式的探索追求。
刚刚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的二十年代的中国，一批批青年从封建母胎里解放或要求解放出来。面对着一个日益工业化的新世界，在一面承袭着古国文化，一面接受着西来思想的敏感的年轻心灵中，发出了对生活、对人生、对自然、对广大世界和无垠宇宙的新的感受、新的发现、新的错愕、感叹、赞美、依恋和悲伤......而我感到，这样一种对生命活力的倾慕赞美，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情思，从早年到暮岁，宗先生独特地一直保持了下来，并构成了宗先生这些美学篇章中的鲜明特色。”
而在平等热情的另一面，便是他的不通人情和耿直了。
之前，他给学生赵士林的作品写的序在网上走红，正因过于耿直，甚至有些伤人。
他说并不知道赵士林在博士论文期搞这些研究，不然绝对不会允许。同时由于拒绝阅读此书，所以不会对这本书负任何责任。但介于学生在研究期间加班开夜车，花了很大功夫，仍然认为读者们应该可以一读。
他的不通人情可能是才气使然，也可能是长期独处导致的性格缺憾。当然也是过分真诚的表现。正如他不喜欢被别人客套地夸赞一样，耿直地批评他人，也愿意接受有理有据的批评，耿直地赞美他人，也愿意接受他人真诚的赞美，这或许正是他能够始终保持自由和开放的原因吧。
这似乎也证明了为何他到了七八十岁，也仍然能保持强烈的生命热情。毕竟唯有不在乎一些东西，才会更在乎另一些东西。唯有对某些东西冷淡、拒绝，才能对另一些东西保留激情。
特立独行的力量成就了他，也成就了时代
尽管李泽厚早在50年代已因一场美学讨论而小有名气，但真正令他被时代铭刻的还是80年代。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李泽厚的特立独行遇到了能为他产生共鸣的时代，也因此震撼了一代年轻人。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伤痛不知如何清算，新生活不知从何开启，年轻人们困苦迷茫。再加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劳动，又被吃穿行等规训压抑了人格，即使解脱了，也不知如何说话，如何思考。
此时李泽厚出现了。他自由、潇洒、勇敢，也具有思想高度，像个精神领袖。
在思想家长久缺席后，他于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达到了振聋发聩的地步。学者徐友渔谈到：当年在人民大会堂有一个关于哲学的讨论会，李泽厚一句“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简直石破天惊。
而《美的历程》也成为了一代人的美学启蒙。许多人感叹从没见过这样写美学的人，他用横贯古今的知识、独特的文字美感和思想气势在死气沉沉的天空上划开了一道光，让年轻人重新触摸到了属于人本身的力量。
李泽厚在答记者问中谈到了《美的历程》的走红，他看得透彻：“美学为什么能热?那时候为什么一个工厂女工也要买美学书?因为美学热符合了社会的思潮，也是促进这个社会苏醒的符号，当时社会从文革中刚刚苏醒过来。之前人们对于美的追求被压抑住了。文革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日常生活，对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发生了兴趣。美学热的兴起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的。那个时代过去了，美学热就消失了。那种热本来是不正常的。那时书店里别的书很少，美学都卖得很火。”
易中天在《盘点李泽厚：绝非赶时髦》中谈到，当时，李泽厚只要写了新文章，朋友们之间就奔走相告。尽管像钱钟书等人也拥有相当的学识和见解，但唯有李泽厚有这样的力量，正因为他的特立独行，他的胆和识。
李泽厚还写过一篇名为《走我自己的路》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
这都是在那个做自己是大忌的时代过去后，令人感到震撼的东西。
易中天评价：“这其实也就是李泽厚文章著作的特点：决无陈词滥调，决不人云亦云，新意时见，新说迭出，充满新鲜气息。唯其如此，他才在表现出人格魅力的同时，也表现出思想的魅力。”
因而在文化热、美学热的劲头过去后的90年代，仍有大批人阅读他，从他身上寻找关于做人的、生活的、学问智慧的答案。
所以即使他的人情观难以被接受，毕竟我们又不和他做朋友。反倒是在这个“敢说话即真性情”的网络时代，可透过他的整体形象来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性情，什么叫独特，什么是人格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