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楷收监照
■文丨大唐雷音寺 袁榭
2018年12月底，一名化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因涉嫌谋杀未遂、攻击他人等罪名，被美国司法部门传讯并收监。
当地检方在新闻发布会称，今年春天，就读化学专业的杨宇楷曾连续数月向他的黑人室友的牛奶、饮用水和漱口水中投放了软金属铊。今年4月，杨宇楷还在宿舍内把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论涂写在黑人室友的物品上。中国一些媒体使用的通稿中，提到美国公诉方的言辞时都有一个笔误：铊是一种“非常高校的毒药”。
铊在中国：一种非常“高校”的毒药
说起铊投毒案件，中国人的认知基准是三起高校的投毒案：1994年清华、1997年北大、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可以说这三起投毒案是下毒的中国人开始选用铊的起始。
这三起铊毒案，而不是其他铊毒案被下毒者效仿、被公众铭记，非常合理。
首先是时段靠前、凶手专业，中国对有毒物的管制不大上心，直到1987年才将职业性铊中毒列为法定的职业病之一。
因此在1990年代与21世纪头十年，中国普罗大众对毒害物质的认知基本是从空白开始补起，民用放射源随意弃置、高磷化合物农药随意销售。铊及其化合物算是稀有化学物质，就更少有人了解，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此元素的存在。
所以当时能够了解并接触铊及其化合物的人群多集中在化工相关专业。结果这三起高校投毒案一出，被害人非重残即重伤，大大开拓了后学投毒犯们的眼界。
更重要的原因，是施害者与受害者都是中国排前列的高校的学生，更受社会关注。
2011，北大毕业、在美国就业的女化学家李天乐，因婚姻纠纷，投铊毒杀清华毕业的丈夫王晓业。
三起高校投毒案的受害者虽惨，没有一个死亡。而2002年的山东章丘百姓、2008年的武汉市民、2010年的河南商丘农民与四川成都护士，就算被铊毒死了，也不会有相当于1994年清华朱令案百分之一的关注。谁让朱令案中，不管施害嫌疑人还是受害者，身份都较为特殊。
铊的历史：从药至毒
铊和其他毒药一样，都是从起初的“误为医药”成为之后的毒药。铊化合物在被放进耗子药之前，被病人们吃了三四十年。
19世纪最后两年，铊被发现。之后这种强毒性的金属因其副作用，被当作脱毛药与治癣药用………………自然，因为铊的致死剂量因人而异，20世纪初的西方医生对待铊，就像中医对待乌头碱一样：“是药三分毒，吃到上吐下泻腰杆痛，只是小小副作用啦”。
结果1930年代起，欧洲有多起铊药致死事件。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西班牙格林纳达，都有类似的医疗事故：生金钱癣的幼童按医嘱吃铊药治癣，结果医生配药量稍稍超过就吃死了九成病人。从此开始，铊不再是一种欧美医学界认可的医药，而是公认的毒药。
铊毒大师：肥仔、受气妇女、萨达姆
但铊在犯罪史上有特殊位置，被称为“完美毒药”。
铊的“完美毒药”并非指其致死性，其实铊不是必杀毒剂，致死剂量因人不同，有人摄入2400微克仍然可以抢救存活，有人摄入100微克就即时毒死。铊作为毒药的“完美”，在于完美折射了投毒犯典型的心态。
在谋杀行为中，投毒有特殊的心理印迹。投毒犯们即使在自己的身体条件与社会地位与心目中的假想敌不相上下时，仍然不会选择正面的、激烈的肢体或言语对抗。
以此次杨宇楷案为例，多国学生中有摩擦进而将怒气引向种族侮辱，都是人之常情。但肤色不论黑白棕，这种怒气的表现一般是当面口角殴斗，唯有一些阴恻恻的中国学生，选择了背地涂鸦与投毒。
而且投毒大概率不是冲动犯罪，需要相当时间的计划与准备，所以投毒犯的心计比普通谋杀犯要诡诈得多。心机叵测、畏惧直接敌对，在犯罪心理侧写中，一般指向一种特定人格：内心有强烈的不安全与无能为力感，因此需要对周遭环境有超常的操纵扭曲、对人际与社会有不健康的控制欲、对所有目标有不切实际的完成期望，以代偿内心的低能感。
铊中毒者的表征：脱发。“变秃了，但没有变强”
简而言之，这种心态就是旧儒所谓“妾妇之道”，特别符合东方知识分子、全人类社会的下堂妾与受气妇女共通的心理特征。而铊毒就特别契合这种SM人格：如果要成功毒死人，就得不断观察受害者、修改投毒剂量。这种敌人性命操之在手、随意玩弄如捏橡皮泥的权力感，的确能最大程度满足最典型的投毒犯。
所以在1930年代的西欧与1950年代的澳大利亚，著名连环铊毒投毒犯处于典型的社会最底层最暗角。但在极权国家，铊毒投毒犯是特务们与知识分子们——内心最不踏实的人群。
1938年底，维也纳妇女玛莎·洛雯斯丁因多起投铊毒杀人案被处决。玛莎出身寒微，在世界性大都市混成了职业情妇兼弃妇、职业诈骗犯。为了报复渣男与骗取保险金，玛莎毒死了两个情夫的全家、一个姑妈、一个租房客，试图毒死自己的亲生儿子未遂。
1952、1953年，澳大利亚出现投铊毒杀人的风潮。从家里受气的再婚妇女用铊毒死两任丈夫开始，老太太用铊毒死女儿的未婚夫、老阿姨在茶里掺铊毒死全家、丈母娘试图用铊毒死与自己通奸的女婿，各种奇情女子生生让澳大利亚官方禁管了含铊的耗子药。
1960年代，伦敦人格雷厄姆·杨从小苦练投毒技术，终成英国史上最吓人的投毒犯。格雷厄姆·杨的童年会让很多中国人觉得熟悉：学习成绩好，但是肥胖、内向、受同学欺凌。
童年时的格雷厄姆·杨
格雷厄姆抒解惨痛童年的办法，是自幼开始苦练投毒，将铊与锑两种有毒金属用得出神入化：铊剂杀人，锑剂折磨人。
格雷厄姆从小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他下毒的剂量和对方中毒后的症状，还清楚标明了他的“实验目的”是杀人还是折磨。最终格雷厄姆·杨用铊毒死了欺压他的继母、工作单位的两名同事、给他穿小鞋的上级、与接替上级的工友，杨的全家与工作单位的70人都被他下过毒。
成年时的格雷厄姆·杨
但用铊用得最出神入化的，是1990年代以前的萨达姆政权。1978年，巴格达大学医学院受总统命设立“医用毒剂组”，从此开始，萨达姆的特务们在国内到处下铊。
有批评当局的宗教学者早上喝了掺铊的酸奶，结果绵延病榻数月方死——在国营医院没有接受到及时治疗，而且据说医院继续下毒。
另有一名批评当局者去警局取护照准备去英国，在警局喝了一杯橙汁。结果此人抵达伦敦时奄奄一息、没多久终于不治。英国医院诊治的结果是他在伊拉克就已经摄入大剂量铊元素，时段正好符合去警局那阵。
萨达姆政权的下铊技巧最娴熟时，常搞这种恶毒的“捉放曹”：在国内给不满分子下了毒，然后放他们出国，让他们在求医救命不成中经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这样既满足了领袖的变态心理，也恐吓了国民：你们就算跑路了，也别想逃过祖国恶毒的虽远必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