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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的余秋雨录制音频节目:我不是重出江湖,而是从远方归来

有的人成就太大,需要长篇文章来介绍;有的人成就也高,名声也高,只要几句话就可以;也有的人一句话都不介绍的,余秋雨就是第三种人。

——作家 张贤亮

1992年出版的一本《文化苦旅》,一时洛阳纸贵,人人争读余秋雨。自此,他的书畅销了二十多年。直到一次展出上,出版方将他出版的所有书,做成了一面书墙时,余秋雨老师才突然发现,“自己写得太多,堆成书墙太吓人”。

离开公众视野几年后,72岁的余秋雨,带着一门《中国文化必修课》回来了。他说:“我不是重出江湖,而是从远方的江湖归来。”

1

马行千里,不洗泥沙

熟悉的读者都知道,上世纪90年代,余秋雨23次辞职远行,孤身在全国各地进行文化考察,写下风靡一时的散文集《文化苦旅》,被称为“印刷量最大的现代华文文学书籍”。他也由此成为国际间最具影响力的华文作家之一。

但你可能不知道,成名之前他都经历过什么。

余秋雨高中毕业,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就遇到“文革”灾难,父亲被关押,叔叔被逼死,家族陷入危机。饥寒交迫中,年仅二十岁的余秋雨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被下放到农场服劳役,极其艰苦。

三年后,因为复课、编写教材的需要,他被调回分配编写《世界戏剧学》。1976年初,他编写教材被批判为“右倾翻案”。无奈之下,他只能逃到奉化山间一座封闭的老藏书楼研读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直至“文革”结束才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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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沪后,余秋雨又再次将自己关在一间13平米的狭小屋子里,正是在这里,他的思想观念被罗素、卢梭、雨果等世界级的大师从头梳理了一遍。

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便开始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就是一个人真正体验过灾难以后,不会太执着,不会太执着。”

所以成名之后,即便深陷在青歌赛是非、“捐款门”等舆论的漩涡,他始终没有作任何反驳和回击,他说:马行千里,不洗泥沙。

“一匹千里马要走很远,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尘土和泥沙,整天花时间在河里洗澡,这样的马还能是千里马吗?”

2

“我没有手机,也不上网,

平时最多就是看看电视。”

由于不想被信息过度占据生活,他至今不用手机,也不上互联网。写作之余,他会在客厅里,用一个花三十多块钱购买的运动器械,边做运动边看电视。

对于年轻人流行的文化,他会通过电视关注,《琅琊榜》、《那年花开月正圆》都是他喜欢的电视剧。比起盲目无条件推崇老一代艺术家,他更欣赏像胡歌、华晨宇等新一代艺术创造者,对他们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当代年轻人。

文化的新陈代谢,是永远不变的规律,有时候我们以为拥抱的是文化,其实是落后。

尽管不上网,但余秋雨绝对不是想象中的那种传统保守派作家。他对生命力的创造总是最感兴趣,对于与大众审美相反的老态东西,他更倾向淘汰的态度。

在生活中,他也常常花许多时间在写书法上,有时甚至用几天几夜的时间,在家里写《离骚》《逍遥游》。按照妻子马兰的说法就是:有时只看他穿了一条短裤,关在屋子里边,整个家里全是墨的味道。就是写,满地都是纸,他却极其享受这个过程。

“马来西亚的咖喱鱼头我会做,浙江菜、安徽菜我都会做。”对于日常生活,余秋雨会和妻子乐此不疲到菜场买菜,自个儿烧菜做饭吃。家里也不请保姆,好多活都是他们夫妻二人自己干的。

3

我不是重出江湖

而是从远方的江湖归来

一直沉寂在家写作多年的余秋雨,突然录制了一档音频节目——《中国文化必修课》。72岁的余秋雨说:“我不是重出江湖,而是从远方的江湖归来。”

其实,在我们看不到他的这些年里,他一直辗转于世界各地演讲。不仅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联合国总部以及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等地讲授中国文化,在香港浸会大学担任了两年的教授,他还在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担任了三年的院长。

用他的话来讲,他始终在讲课,不断在讲中国文化,讲世界文化,讲它们的组合和更新状态。他说:

“中国文化应该具有世界身份,这个不是现在我们要追求的,很早以前就有了。我觉得给中国人讲这个问题很有价值,因为文化是安身立命之本,他们觉得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可以走得很从容,站得很自在,我就做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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