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1940 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王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写中国的微观历史
王笛
微观史是 1970-1980 年代从西方发展起来的一种历史写作取向，主要用于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和下层民众研究，早期的代表作品多利用宗教裁判所留下来的完整系统审判资料进行写作(后来，微观史的资料使用也逐步扩大到其他档案和文献)。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微观史的写作几乎为欧洲史所垄断。
那么，写中国的微观历史是否存在可能性?2018 年 11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袍哥：1940 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便是这样的一个尝试。本书问世以后，引起了学界和大众阅读的极大反响和关注，当然也提出了各种问题。我想借《中华读书报》这个平台，对学者和读者的关注表示感谢，并就怎样阅读和理解这本书，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曾盛极一时的袍哥文化
这本书从 1945 年一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所记录的 1939 年成都郊区乡村的一个父亲杀死亲生女开始，层层深入，充分解析这个事件，同时辅以档案、报刊、文学、回忆录等其他文献，以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和历史学的多学科交叉眼光，用叙事、深描、微观史的写作方法，通过对雷明远及其家庭的研究，把读者一步步带入民国时期中国川西乡村看似简单，其实纷繁复杂的内部世界。
虽然本书是一个微观研究，但却涉及到了一系列的宏观问题。例如秘密社会发展的背景和文化土壤，生产方式和租佃关系，地方权力结构，民间风俗和民间信仰，中国早期社会学和人类学对社会的理解，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和生活等等。我想要通过 1940 年代四川乡村袍哥的故事，更深地去了解那个社会里，暴力和秩序相辅相成的过程。究竟是什么力量决定了乡村的暴力和秩序?袍哥及其组织是怎样在农村社会里发挥作用的?人们的生活又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袍哥，一个在四川散布最广的秘密社会组织
从这个研究中我们还将看到，民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努力认识乡村，试图解决乡村问题;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是怎样影响他们的行为;中国早期乡村调查是如何依靠资料之间的关系展开的，等等。这样，本书就把一个孤立的，似乎和国家命运和发展关系不大的一个秘密社会家庭，和民国时期的很多知识精英联系在了一起;把成都郊区“望镇”这个小地方，和中国这个大社会联系在了一起。
我试图把内部和外部之间，没有联系的各个线索和碎片拼接在一起，特别是通过雷明远和其他一些袍哥首领的个人经历，从社会的最基层来建构过去袍哥的历史和文化。这本书不仅仅是在给我们讲述一个袍哥首领及其家庭的故事，而是透过微观来对宏观世界的方法论进行探索——怎样在事件、文本和传说中，发掘历史的真相;拂去那厚重的历史尘埃，找回长期被埋藏的记忆。
为什么要研究袍哥?
袍哥在四川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直至 1949 年，它都是四川社会中最有势力的组织，广泛渗透到了政府、军队、官员及民众各个阶层，甚至当时便有人估计这个地区 70%的成年男子都是这个组织里的成员。这个组织影响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一个能够挑战地方权威的社会力量。我们还没有见到任何一个草根组织，能够像袍哥那样对中国城市和乡村社会、对政治和文化产生那样持续和深刻的影响。
30 年代到 40 年代的川西平原，几乎所有的乡长、保甲长都是袍哥的成员
作为一个反清的政治组织，在长期的生存和斗争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仪式、语言、和行为模式。它们渗透到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既垄断了许多地方政治和经济资源，也给许多平民提供了保护伞，所以才会有大量的民众加入这个组织，并创造了其独特的次文化，而这种次文化至今仍然潜伏在中国的社会之中。
这个研究从一个袍哥首领及其家庭出发，考察清初作为反清秘密组织袍哥的起源、发展直至灭亡的整个过程。虽然它已经消失了将近半个多世纪，但是在相当程度上，其文化和语言的影响仍然无所不。这个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发现一个秘密社会的奥秘，揭示一个地区在长时期内的社会控制，以及一个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人群的秘密生活。
袍哥的自创文字，“忠心义气”、“反清复明”。
主要讨论的问题
这个研究涉及到过去中国秘密社会研究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即这个组织与民众的关系、组织的性质、语言、仪式、兄弟情谊、帮规、社会网络、分层和分野、组织结构、暴力、社区影响和控制力，在地方社会调解和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与社会各阶层、政府、军队、政党关系等。
以袍哥的语言为例，秘密语言具有各种功能——保护组织内部的秘密，提供一种表达手段，以达到特殊的目的，并在限定的集团内稳定成员、控制信息流动以及交换。袍哥隐语的发展基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其组织的反应机制，二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政治卷入。秘语与暗号为袍哥创造了一个身份认同，为其成员与他人之间建构了一个分界线，从而把自己与他人分离开来。随着袍哥势力的扩展，其秘密语言也逐渐影响到地方社会。从他们的隐语及暗号，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四川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追溯这个社会集团是如何在与国家权力斗争的过程中建构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并创造出一种独特文化。
袍哥的秘密手势
过去的研究虽然也重视社会控制，但主要还是局限在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关于秘密社会组织对地方控制的研究几乎为零。因此，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权力外的社会力量。以地方社会调解和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例。在四川，人们之间有了冲突，一般不上法庭，而是到茶馆评理和调解，称之为“吃讲茶”，这样一来茶馆便成为了解决纠纷的地方。而袍哥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经常被请去作调解人。这个实践显示了市民的相对自治状态以及对官方权力的不信任，有人称茶馆是“最民主的民众法庭”，他们试图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说明了一种国家之外社会力量的存在，可以反映出地方非官方力量的扩张。
从晚期帝国时期开始，社会许多领域中政府权威的缺失，为地方精英留下了巨大的权利真空，其活动也渐渐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虽然这种非官方力量从来没有发展到与官方对立或直接挑战的地步，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使官方的“司法权”在社会的基层被分化。袍哥参与吃讲茶的活动，表现了精英活动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精英们可以处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这种活动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环境，我们会惊叹于它的韧性。许多事物在政治经济的变迁中，在国家的控制和打击下，在各种思想文化浪潮的冲刷下，都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但茶馆讲理却顽强地生存下来，直到 1949 年后才随着袍哥的毁灭而消失。
茶馆，袍哥的最常见活动据点
边缘人群研究的方法
袍哥是哥老会中最有传奇色彩，对一般民众最有社会影响力的组织。但是关于这个组织的资料最为零散，发掘和收集都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们研究边缘人群所使用的文献，几乎都是精英所记录的，例如官方档案和各种私人文书，因此所了解的秘密社会及其成员，都是通过精英的眼睛，但是这些记录往往是扭曲的。在 1970 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博姆( E. J. Hobsbawm)研究土匪的经典著作中，他提出了研究边缘人群的困难，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了解非常有限，有关资料也不系统。当研究下层和边缘化的人群时，我们都会面临一个如何发现他们自己“声音”的问题，因为在传统的历史资料中鲜有关于他们的真实记录。
艾瑞克·霍布斯博姆(1917-2012)，英国近代史学家
过去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都大量使用了档案资料，特别是那些地方官的报告。在这些资料中，下层人民的声音消失了。正如金斯堡(Carlo Ginzburg)所指出的：“我们所能知道的(如果可能的话)过去农夫和手工工匠的思想、信仰以及期望，几乎都是经过扭曲的观点和中介得到的”。这也导致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发出“庶民是否能讲话”的疑问。 在这个问题提出之前，早在 1950 年代霍布斯鲍姆研究“原始叛乱” (primitive rebels)时，就把叛乱者的信件、谈话、秘密誓词等作为“他们自己的声音”，力图用他们的语言去建构边缘人群的历史。
在这个研究中，我利用秘密社会的文书，考察他们的秘密语言(包括隐语和暗号)，以揭示他们的政治思想、身份以及行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是如何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特殊语言，并让其成为帮助组织和成员生存的工具。袍哥的文书和密语其实也是袍哥的历史，是他们声音的表达，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认为是美国人类学家斯各特(James Scott)所说的“隐藏的文书” ，或者是研究庶民史代表人物古哈(RanajitGuha)所界定的“历史的微声”。
成都东北郊青龙场赶场天的情景
对这个组织的新认识，要求采取新的方法，在使用、解读、分析资料方面都要有一个新的思路。我过去的著作，大多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跨出封闭的世界》采用了大量社会学方法，而《街头文化》一书受人类学影响甚深，《茶馆》则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这个袍哥的研究焦点并不像过去那样为弄清历史的事实，而是注意文本的分析，对解释的追求，研究边缘化人物，注重社会土壤及其文化现象，强调事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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