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的一场大火让全世界为之揪心。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这是整个法国、整个法兰西民族和全体天主教徒的灾难。”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哥特式”建筑的典型代表，以其精美雅致、静穆宏伟的建筑风格被誉为“中世纪建筑中最美的花”。
巴黎圣母院著名的玫瑰花窗，在此次大火中也遭受损坏。
而在巴黎圣母院失火的一百多年前，巴黎的中世纪风格建筑就经历一场浩劫，近两万座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在城市改造中被拆除。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巴黎，基本都是1856年后的巴黎，古老的巴黎只有在城市核心的小小玛莱区的可以一窥旧貌。
主导巴黎改造的，是时任塞纳区行政长官的奥斯曼男爵。他以古典式对称中轴线道路和广场为中心，使首都大部分地区由陋屋窄巷变为宽街直路;在大批量拆除古老建筑后，新造3.4万座遵循18世纪新古典主义原则的新建筑。这一白墙灰顶的建筑造型被批判为毫无特色、千篇一律，但仍沿用至今，成为巴黎的一道独特景观。
巴黎典型的奥斯曼建筑
虽将巴黎打造成资本主导的现代化都市，但大刀阔斧的“创造性破坏”使得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被诟病至今。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教授所言：“巴黎现代性的创造，对于资本是节日，对于人文却是断裂与痛苦。巴黎虽然可以成为世界的首都，却无法拥有自己真正的市民。”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唐晓峰教授的文章《创造性的破坏：巴黎的现代性空间》，共同了解巴黎的重生，与中世纪建筑的浩劫。
创造性的破坏：巴黎的现代性空间
文 | 唐晓峰
本文是《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大卫·哈维著，黄煜文译)一书的序言，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自拟。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所讨论的是欧洲近代城市史上的一桩有名的老案例：奥斯曼的巴黎改造。在法国第二帝国(1852—1870)时期，乔治·欧仁·奥斯曼( Baron Georges-Eug è ne Haussmann， 1809—1891)，时任塞纳省长，由拿破仑三世任命，成为巴黎大规模改造的总负责人。奥斯曼对于巴黎的改造，采取与过去完全一刀两断的态度。一切问题正由此而起。
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
本书的作者大卫·哈维形容道：这种一刀两断的态度“就如同一道命令，它将世界视为白板，并且在完全不指涉过去的状况下，将新事物铭刻在上面——如果在铭刻的过程中，发现有过去横阻其间，便将过去的一切予以抹灭。因此，不管现代性是否将以温和而民主的方式呈现，还是将带来革命、创伤以及独裁，它总是与‘创造性的破坏’( creative destruction)有关。”
“创造性的破坏”，事件出现了不可拆分的两面：破坏与创造。奥斯曼拆除了大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重新设计巴黎城市空间，将巴黎——及其生活、文化和经济——从狭窄、肮脏的古代束缚中解放出来，开辟市中心林荫大道，建立纵横交错的给排水系统，修建广场、商场、公园、医院、火车站、图书馆、学校、纪念物等等。在奥斯曼的手里，巴黎出现了惊人的改变，在景观与功能上，都成为一座旷世新城。
改造前后的巴黎
关于奥斯曼的这一场大拆大建、大作大为，后人喝彩者有之。他们认为，新巴黎的建筑风格与质量，规划的宏大比例，细节的微妙处理，都有严谨的理性考量与果敢实施，为巴黎走入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优质的城市基础。
当然，创造以破坏为代价。从原生态文化价值、古典审美的一面来看，奥斯曼无疑犯下了不可补偿的罪过。对奥斯曼的讨伐，不绝于世。
奥斯曼-巴黎现象，是现代性登场的典型一幕。虽然一个半世纪过去，而对于其大结局的评判仍不确定。历史仍没有结束，哈维的讨论正将其引入新的层面。哈维的研究，仍属于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考察，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题目。不过，哈维以一个地理学家的独特视角，选择一个具体城市为剖析案例，仍有许多新鲜论断。
他成功地让巴黎变成了一座由资本流通掌控
一切的城市
奥斯曼新巴黎的现代性空间的灵魂是资本。虽然在主观上，帝国政治空间被列为首要，但资本空间的进展很快压倒政治空间，成为巴黎城市的主体。哈维说，奥斯曼的计划所开启的空间，需要金融力量去开发、建设、拥有以及经营。
奥斯曼开辟了宽阔的大道，但只是将货物与人员从中古时代的束缚中解放是不够的，奥斯曼必须动员的力量就是资本的流通。资本按照自己独特的原则重新组织巴黎的内部空间。奥斯曼设想将巴黎打造成法国的现代之都，甚至成为西方文明的现代之都。然而最终，他只成功地让巴黎变成了一座由资本流通掌控一切的城市。在巴黎内部结构中，投资形式的差异，构成了真正的都市分区的边界。
信贷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基础，土地是信贷重要基础。地产的意义与定位成为城市的一个本质。对于现代性的城市，不能只看景观，还要看根基，有时，景观只是假象。在信贷体系所进行的革命，也将造成空间关系的革命。在巴黎，这个过程是由金融资本与土地财产的更紧密的整合完成的。
新的资本运行空间是高效的，或者说空间吸收资本的能力是高效的。资本的进入，财产权的高高树立，出现了新的社会威权。
巴黎景观
福楼拜说“财产被提升到了宗教层次，并且与上帝密不可分。”空间财产化，空间就是金钱，城市空间获得了新的本质。巴黎的空间性是建构的以及相因而生的，而不是被动反射的。商业空间、公共空间以及透过消费所造成的私人占用公共空间的现象，三者所形成的共生关系越来越具有关键性。
在资本的推动下，巴黎出现新的空间架构，在这个架构下即产生群聚效应，也可以有各自的发展线路，“如此便可展现出城市演进的新历史地理学”。需要强调的是，在本书中，空间不是一个可随意替换的字眼。在城市的有形与无形的事物中，充满了尺度与区隔，抹掉这些尺度与区隔，事物将陷入一团混沌、抽象、模糊而无法确指。空间，是认识城市的一个关键，城市从古典形态转变为资本主义形态，包含深刻的空间转型。现代性的巴黎，乃是一个社会综合空间的存在形态。
奥斯曼改造前的巴黎
城市空间在扩大，但速度将空间压缩
空间压缩在不少章节的前面，哈维都用马克思的话破题，说明他对马克思思想的欣赏。例如第四章“空间关系的组织”，开头引述马克思的话：“生产越是仰赖交换价值，乃至于仰赖交换本身，对流通成本来说——通讯与运输的工具——就会让交换的外在条件显得越重要……资本一方面必须致力于拆除所有空间障碍……并且征服全球市场，另一方面则必须致力以时间来废除空间。”以各项措施改进流通性，是打造巴黎现代性的必要的工作。
速度造就新的时空，其中，时间将空间压缩。犹如火车向前开动，车厢中的乘客被向后挤压。城市空间在扩大，但速度将空间压缩，巴黎的现代性空间是辩证的。这种辩证性的空间，在古典地理学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哈维称自己的理论立场是辩证的、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
哈维始终认真考察马克思理论的发展路线。他感到，十九世纪中期巴黎所发生的事，对马克思具有重大影响。“对马克思来说，一八四八年同样标志着一个思想与政治上的分水岭……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一年间在巴黎所发生的事件，对他来说宛如是救世主的显现，没有这个事件，他不可能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撰有《法国1848年革命》等文，指出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为“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交锋。”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巴黎人民推翻了“七月王朝”，但资产阶级窃取了革命果实，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6月22日，愤怒的“国家工厂”工人游行示威，六月起义爆发。23日起，激烈的巷战持续了4天。最后，6倍于起义工人的政府军队和别动队镇压了这次起义，起义最终失败。
法国六月革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将永垂史册，为后人所敬仰。马克思称它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伟大的战斗。
六月起义被政府军镇压，君主派抬头。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正是在路易·拿破仑政变后的七个月后受命开始的。一切都在加速，这一段历史仿佛也是被压缩的，在极短的时间内竟发生了或孕育了如此多的影响深远的事情。
时间与空间的废止、压缩的观念，在 1830与1840年代，与铁路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广泛流行于欧美思想界，当时有许多思想家在思考，当新的运输与讯息交流技术将整个世界联系起来，会产生什么样后果与可能。
哈维认为，同样的概念也逐渐出现在马克思笔下。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个观念还隐而不显，但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Grundrisse)中便明确地表现出来。马克思运用这个观念来表示资本主义在地理扩张与加速资本流通上所隐含的革命性质，同时也直接指出，资本主义具有周期性的“时空压缩”的倾向。
巴黎虽然可以成为世界的首都，
却无法拥有自己真正的市民
空间归属城市毕竟是一个人居场所。巴黎现代性的创造，对于资本是节日，对于人文却是断裂与痛苦。在新的巴黎中，居民丧失了归属感，群体意识解体，他们分散为新的没有历史深度的阶层、人群。在他们的周围，已经没有认同的环境依据。金钱共同体取代了所有社会联系的纽带关系。多元、流动、零碎是新的人文特征。巴黎虽然可以成为世界的首都，却无法拥有自己真正的市民。
巴黎俯视图
“巴黎人疏离了自己的城市，他们不再有家园感，而是开始意识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质。”(班雅明)人们的时空视野、地理想象都要改变，他们“内心的地理世界必须调适”。巴黎都市的空间体验方式出现了巨大变化。新的百货公司、咖啡馆，以“外向”发展的形式，溢出到新大道两旁的人行道上，于是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疆界变得模糊，其间充满互渗的孔隙。
由于贫富区域的区隔，城市中出现了过去只是由环境主义与种族主义建构的“他者”，“资产阶级例行性地将生活在贝尔维尔‘边界’上的工人描绘成野蛮人。”原有的人际关系形态在新的空间中，不复留存。例如，巴黎劳动市场在地理分布上变得零碎，这使原本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工人与雇主分隔两地，于是加速了传统师徒关系的崩溃。
巴黎香榭丽舍大街
资本主义带来的生活的变迁，早已惊动了目光如炬的伟大的时代作家们。回首他们的笔下，一切居然都在鲜活地呈现。所以，他们的大量描述恰如其分地成为哈维研究的生动证据。哈维引人注目地援用了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多位作家的众多作品，也使这些诗歌和小说的历史思想重现光芒。在这一部分，哈维显现了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例如，关于巴尔扎克，哈维提醒我们，他写作的“绝大部分都是以巴黎为中心——人们几乎可以说，巴黎是他的核心角色。”“《人间喜剧》透露各种与城市相关的事物，如果没有《人间喜剧》，城市的历史地理可能因此就被埋没。”“巴尔扎克最大的成就，在于他细致地解开并表述了随时随地充满于资产阶级社会子宫中的社会力量。”“透过巴尔扎克的作品，巴黎的辩证过程与现代巴黎如何构成便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文学家的生动刻画，穿插在严谨的理性之间，这使本书的阅读饶有兴味。而与此同时，哈维这样做，也为读者在理论阐述与现实情景之间架起了桥梁。本来，巨变对于生活的冲击，每个人都会感同身受。
所以，当你阅读奥斯曼的、巴尔扎克的以及哈维的巴黎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然意识到自己身边发生的类似情景。或许，你自己的城市，也曾经有过，或正在经受着：痛苦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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