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津子围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私秘的，只是私秘的程度不同。在我的经历中，这几种不同级别的私秘都有，现在，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我发誓永久封存的绝密。
星期二一大早，我就去了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值班的警察问我什么事。我说要找大队长。“要报案吗?”我说不是报案，是自首。那个警察反复打量我，然后问：“自首什么?”我说自首二十年前的一个案子。他瞪了瞪我。懒散地问：“什么案子?”我说我要亲自对大队长说。警察又瞪了瞪我，说：“那你就等吧。”
就这样，我坐在门厅的长条凳子上。8点钟过后，陆续有人进进出出，没人在意我。我觉得奇怪，他们匆匆忙忙的，可一个杀人的(现在叫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坐在门厅里，他们却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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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上午10点半，还没人理我。我只好走进走廊里，在挂“大队长办公室”牌子的门上敲了敲。房间里没有动静。
这时，一个面孔严肃的中年人走了过来。“谁让你进来的?”
还好，早晨接待我的警察出现在走廊里。他对中年人说：这个人早晨就来了，说是要找队长自首。
我说就是这么回事。
“自首什么?”
“二十年前的一个案子，您是队长吗?”那个人说，我不是队长，等队长你到门口去等。说完，那个人也走了。
等到了中午，我觉得饿了，就出来吃饭。我走出刑警队，也没人理我，我想，这样看来，我一定得见大队长了，不然，他们不会认真对待我的自首的。况且，我觉得我这个案子不是一般的小案件，理应由大队长这样级别的警察来处理。
吃过饭(那是一顿特别丰盛的大餐，我这样想，自首之后，恐怕就难以吃到这样的大餐了)，我给在政法委工作的熟人打了电话，说我有事找分局刑警队的队长。熟人立即给刑警队挂了电话，然后给我回话，他说申队长现在在办公室，你去吧。就这样，我顺利地进到申队长的办公室里。
我想，当我和申队长见面时，我们都十分尴尬。申队长就是我上午见到的中年人，而此刻，申队长也一定认出了我。
申队长首先打破了尴尬，他说你上午说找队长，我们刑警大队辖三个中队，这儿有大小队长七八个，您没说找大队长。
我说我要找的就是大队长。
“还有，”申队长笑了，“要找大队长也不用说自首啊。亏您想得出来。”
“不是，我真的是来自首。”
“您说什么?……真来自首?……托关系来自首，我当了二十多年警察，还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我说你别笑了，我真的是来——自、首!
申队长收敛了笑容，他说：“自首，自首什么?”
“杀人案。”
“杀……人。您?”
“是我。”
申队长瞅了我半天，问我，您是怎么认识老鹏的?老鹏是我刚刚找的熟人，政法委干部处处长。“他是我的学生。”
“您的学生?”
“没错，不信你打电话问他。”
“可是，您怎么……”
我明白申队长的意思，我的学生都成了他的上司，我怎么可能是杀人犯。我知道他这样想，我说老鹏是我的学生，可并不说明我就不是杀人犯，我没开玩笑。
申队长想了想，迟疑地说，那你说说看，你是怎么成为杀人犯的。于是，我就把犯罪的经过对申队长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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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20年前，我在宁城的一个青年农场做知青，由于我的年龄小——虚岁十八，所以干一些打杂的活儿。那年是恢复高考后第二年，我一边复习一边在锅炉房烧锅炉。同时和我烧锅炉的有张衫、李寺和王码字。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突然有一个女孩出现在锅炉房里，她围着花格方巾，红润润的脸上有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我问她找谁，她说她是张衫的妹妹，我哥在吗?那天，张衫和李寺去蓝旗营子看电影了，我把情况告诉了张衫的妹妹。她说这样吧，我在这儿等我哥。
我就把锅炉房里仅有的一个凳子给她坐，自己回到木板搭的简易床上看书。过了一会儿，一股好闻的气息传了过来，我一回头，张衫妹妹的脸离我的脸仅咫尺之遥，我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心砰砰直跳。
张衫妹妹笑着说：你真用功啊，要考大学吗?
我说是啊，你呢?
她说她正读高中，后年考大学。她还说，去年她试验了一下，考上一所专科学校，她不去，她一定要考医科大学，她喜欢医生这个职业。
那个时候，我正是青春期涨潮的时候，我还从未和一个女孩子这么近地接触过，我浑身灼热，几乎要燃烧起来了。
张衫的妹妹大概从我的呼吸、不停地咽吐沫以及怪异的眼神中看出了什么，她说你一定有了资产阶级思想。她这样说，并没离开我，我鼓足了勇气，伸手摸了她的脸一下。
她一下子跳了起来，大喊：你耍流氓!
我说我不是想耍流氓，我只是控制不住自己。
她说你还是思想意识有问题，不然，就不会做出下流的动作。
任凭我怎么解释，她还是坚定地认为我耍流氓，而且要告诉她哥哥，告诉他哥哥倒没关系，了不起张衫会揍我一顿，可后来，她说明天要去青年点告我，我吓坏了。也许就是那句话，让我起了杀人的念头，使我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现在说起来，没人会相信的，可当时，流氓这个词比杀人还丢人，还令人瞧不起，如果张衫的妹妹到青年点告我，我的一生就毁了，我永远没脸见人，不能上大学，也不会有朋友，我会被排挤到那些被人瞧不起的“流氓”阵营里。
那天晚上，我陷入到痛苦的深渊无法摆脱。就在我痛苦得不知所措时，张衫的妹妹喊我：有没有吃的?我饿了!我拿出了我的晚饭。我对她说，你要不告发，我的饭就给你吃。她没说什么，夺过铝饭盒，打开就把我的晚饭给吃了。
吃过饭，她笑着对我说：我的立场很坚定，不能因为吃了你的饭，就不告发你。
我说你的意思还是要告我。对呀，我就要告你。
这时，我随手拎起一个铁钎子，吓唬她说：如果你告我，我就要你的命。
她用蔑视的眼光瞅着我，说：你敢?我就是要告你，明天就告你……
我浑身发抖，一闭眼睛，铁钎子抡了出去。同时，我听到一声惨叫。我睁开眼睛，眼前的女孩子已经血肉模糊了。
我吓坏了，龟缩在锅炉房的一角，等着张衫和李寺回来，等待着被抓、被关监狱、被审判和被枪毙。可是，一直到后半夜，张衫和李寺都没回来，我也变得清醒了一些。我想起知青中流传的一些故事，就决定在天亮以前把张衫妹妹的尸体处理了，据说，没了尸体也就没了证据。这样，我闭着眼睛，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把张衫妹妹的尸体投入到燃烧的锅炉里，而血迹也被我用炉灰给清理了。
之后的几天，我如坐针毡，怕光怕声音，怕见到人。后来听说，张衫在找他妹妹，但所有人都怀疑他妹妹从城里出来，往青年点的路上被坏人害了，那个年月，发生这样的事不算奇怪。一晃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没人知道我杀人的事，没人找我，我也借口有病，回到了城里。
那一年我发奋读书，终于考上了国家重点大学，从本科读到研究生，毕业后来到离宁城一千公里外的海滨城市。这二十年来，我控制着自己不去想当年犯罪的事，只要那个念头一出现，我立刻想别的事，把那个心惊的记忆压抑下去。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犯罪的事已经成为了历史，被发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痛苦却越来越重。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真正承受不了的不是外在的痛苦而是精神痛苦。
……申队长说，我明白了，你是因为承受不了继续隐瞒的痛苦才这样做的，是不是?
我说不是，我说了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我说经过二十年的人生之后，我终于醒悟了，我应该受到审判和惩罚。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受不了折磨，简直生不如死。这两年，我几乎每天夜里都梦见张衫的妹妹，她成了一个凶恶的女鬼，不厌其烦地对在我耳边嗡嗡：你是杀人犯，你是杀人犯!
申队长立即打电话，他叫来了两位刑警，准备给我做笔录。申队长说：你把刚才对我说过的话，如实地重复一遍。我说太好了，你终于相信了，我会很好地配合你们的。
那天晚上，我被关在刑警队里，我很放松，很久以来没这么放松了。那天夜里，我没做梦，没梦见张衫的妹妹，睡得很香，我甚至还这样设想过，如果当年发生的事不是那样，张衫的妹妹没说告发我，说不准，我们还开始了爱情生涯，大学毕业后我们来到海滨城市工作和生活，她在医院当医生，我在大学当教授，休息日我们带着儿子(或者女儿)去海滨广场散步、喂鸽子、放风筝……这时，我发现我的脸上挂着冰冷的泪水。
第二天中午，关押我的房门打开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老鹏，后面还有申队长和一些我陌生的面孔。
老鹏说贾老师啊，您这是怎么啦?出来再说，出来再说吧!
我说我现在是犯人，你不要叫我贾老师 。
老鹏想说什么没说出来，他们把我带到了申队长的办公室。
我问，这是对我提审吗?
申队长说提审什么呀，贾教授，你应该去医院而不是我们这儿。老鹏在一旁说，真想不到，您会得这样的病。
我愣住了，我得什么病了?是的，我的私人病历上有如下几种病：陈旧性痔疮、胆管结石、神经衰弱、以及血质略微高出指标。这些都算不上大病，可老鹏是怎么知道的?即便他知道，也不用那么大惊小怪的。
申队长说：“对不起贾老师 ，让您在我们这儿委屈了一夜……不过，”说到这儿，他忍不住笑了，他说：“这是您自己要求的。”
老鹏说贾老师 我认识您这么多年，没发现您喜欢开玩笑，只是，这样的玩笑是开不得的，如果换了别人会给你个行政拘留。
我说我没开玩笑。我很严肃，我是来自首的。
“您自首什么?”
“我昨天已经坦白了，你们也做了记录。”
“可是，”申队长说，我们已经把情况发给了宁城公安局，经查证，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案子的记录。
可能，张衫家没报案。我说。
“问题是，张衫根本就没有妹妹。”老鹏在一旁说。
……
不瞒各位说，从那以后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宁城和那起积案的关注上，我像一个考古工作者，细心地寻找所能寻找到的所有线索和物证，也像一个史学研究者，不厌其烦地收集所能收集到资料。工夫不负有心人，那年秋天，我终于在一个叫《江城女报》的报纸上发现了令我激动的线索，看到宁城以及那个年代青年点的文字，我觉得周身都在晕眩，我知道那是激动以后产生的生理反映。
那篇令我晕眩的文章的题目是：《二十年前的一起积案——“凶手”寻找被害人亲属》。
文章讲述的是宁城一个女医生患了不治之症，她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所以，她公布了一个隐藏了多年的秘密——二十年前的一个杀人案。
……只是，看到后来我才大失所望，在她的讲述里，被杀的人不是她，居然是我。莫名其妙!据女医生讲，她在考大学之前，曾去青年点给烧锅炉的哥哥张衫送罐头瓶子装的咸菜，刚巧哥哥不在，她认识了一个姓胡的知青，那个知青也在复习准备参加高考。
由于哥哥不在，那个姓胡的知青就对自己很不“礼貌”。这时哥哥回来，她就把姓胡的知青对自己“耍流氓”的事告诉了哥哥，哥哥勃然大怒，拎起锅炉房的一个铁钎子就砸了那个知青，显然，哥哥是由于愤怒而失了手，姓胡那个知青当时就死了。
她和哥哥都很恐惧，吓傻了，一句话也不说，一动不动地坐在冰凉的地上。一直到后半夜，哥哥才站了起来，他把姓胡的知青抱了起来。她用双手捂着眼睛，不敢看。后来她才知道，哥哥把姓胡的知青投到锅炉里烧掉了。
事后，没人调查他们，大家都传说姓胡的知青早就好高骛远，不安心在青年点劳动，一定是自己当了逃兵，跑了，跑到苏联那边都不好说。这件事过去了，她如愿地考上了医学院，毕业后当了医生。而哥哥在事发后的第三年也回了城，分在苗圃工作，事情过去很多年了，他们兄妹俩都在苟且偷生。
前年，哥哥得肺结核死了。
现在，她在不久也将要离开人世，她想把自己的一点积蓄留给姓胡那位被害人的亲属，她说这是她所能做的最后的救赎了。因为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不足以、没资格偿还那个陈年旧债了……
看过报道之后，我立即给《江城女报》打电话，找到了发稿的编辑，那个编辑很热情，他答应帮我联系作者，然而，十多天过去了，那个编辑还没消息，无奈我又多次给报社打电话，电话里的人答复我，那个编辑是临时聘用人员，三天前已经离开，无法联系。
就这样，我再次去了宁城，按文章提供的线索找“口述”的女医生，我几乎找遍了宁城的所有医院，也没找到那个“女医生”。
我糊涂了，女医生真的存在吗?如果她存在，那我就不可能存在。问题是，我是存在的。如果她不存在，她为什么会知道那件事，那是我内心的私密啊，没第二个人知道，她怎么会知道的那么清楚?
如果她存在，讲述的也是事实的话，那我是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还活着?
也许，在我们贯常所熟悉的事物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发生的世界。当然，这样想有点太怪异了，也许另一种解释大家比较容易接受，那就是巧合，因为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太多了，芸芸众生，世界这么大，有一些东西巧合了并不应该大惊小怪的，对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