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智夫晚年的照片。在儿女们眼里，父亲没有什么丰功伟绩，有的仅是一位普通老人的琐碎日常。
一个老兵的信仰
周智夫，江苏睢宁人，1924年11月出生，1943年9月入党并参加革命，1944年9月入伍，1982年3月离休，享受副师级待遇。曾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后参加江苏睢宁县高作镇、安徽灵璧县后马家等10余次战斗，因战负伤被评定为三等甲级伤残军人。1955年被授予解放奖章、独立自由奖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2015年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18年3月28日，因肺功能衰竭去世。
周卫平和家人都没想到，父亲的追悼会来了那么多人。
那是4月3日的上午，天气阴冷，此前，一股强冷空气一夜间把气温降至10°C。
殡仪馆梅厅，先后有800多人前来吊唁。
周家按照惯例，预约了一个小时的告别时间。最后，时间不够，有200多人没来得及进入大厅告别。
周智夫二女儿周卫平和母亲娄淑珍静静地端详着周智夫生前所获勋章。
他们送别的是94岁的老兵周智夫。2018年3月28日，因肺功能衰竭，周智夫辞世。
“曾经觉得，父亲哪方面都不行，觉得他窝囊。”周智夫因为不曾在子女工作上给予关照，一度被子女们怨怼。
儿时，他们被父母散落在全国各地。父亲走后，他们从四处赶来，怀念那个“浪漫、纯粹”的布尔什维克。
在62岁的周卫平眼里，父亲周智夫没有丰功伟绩，有的仅是一位普通老人的琐碎日常。
“但他是伟大的。”周卫平说，父亲去世后，她才重新认识和理解了父亲， 这个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兵，是有坚定信仰的人，“他用圣洁之心对待自己的信仰，最终得到了很多现代人求之不得的平静与自由。”
“死过”一次的人
在最后的日子里，战场上的场景总是出现在周智夫的头脑里。
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打入，贯通右肺。子弹从他身上穿出，又钻进旁边一个小战士的腿里。那是1946年4月，在安徽濠城外，阻击国民党军队抢粮的一场战斗。
战友们把他抬上担架，穿过封锁线，转运了7次。右侧肺被切去三分之二，一根肋骨被摘除，他昏死五六次，活了下来。那位被同一颗子弹击中的战士，截肢后感染，最终失去了生命。
那一年，周智夫22岁。
脑子里出现这些枪林弹雨的时候，94岁的他躺在病床上，两个小女儿轮换陪在他的病床前。
冠心病、骨质疏松导致全身多处骨折，病痛侵蚀着他。从2017年病重开始，大儿子周华和他睡在一张1米5的枣红色双人床上。晚上月光照在靠窗的父亲身上，他才发现，那是此生离父亲最近的时刻。
周智夫卧室的床铺上，他生前的衣物和被褥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起。
此前，父亲的形象装在一个半米长的木箱子里，里面是几十封书信。那是一个年轻时候教他“好好表现，争取进步”的严父形象。病重后，九十多岁的老人褪去了军人的刚硬模样。1米79的个子，病痛来袭时，瑟缩成一团。夜尿蚕食了父亲的睡眠，周华一晚上爬起来三四次，扶着不到100斤的周智夫上厕所。
大多时候，父亲是温和的。唯一一次例外，是立遗嘱时，周智夫要求家人把他的骨灰撒到农田里，“支援农业发展”。
除了骨灰的遗愿，他还缴纳了12万元大额党费。
“他总是问我，我应该怎么表达一下这种感情?”二女儿周卫平觉得，越到最后，父亲越为那个年轻的生命遗憾，越感激曾经给过他第二次生命的党和战友。弥留之际，他催着周卫平帮他交党费。按照现在每个月100元左右的标准，算了100年，“他的心意是把下辈子的(党费)也交上了。”
老伴娄淑珍知道，那个和他一起负伤的小战士，和那些抬着他转战南北的战友，成了周智夫一辈子的牵挂。“他觉得他时间不多了，做不了什么事儿，只能交点党费。”
在此之前，周智夫还提出，要把2008年分得的唯一一套经适房“还给国家”。
“你把房子还了，妈妈住哪里?”子女们急了，劝他等一等，这才作罢。
在干休所的工作人员眼里，周智夫是一个连保姆都舍不得请的人。
“按照规定，国家对75岁以上的离休干部，每人有两千块护理补助。”但在干休所原所长李德功印象里，周智夫一直没请过保姆。直到病重时，干休所安排一名战士帮他送饭，他怕“麻烦组织”，才请了护工。
周智夫生前看的报纸、使用的放大镜、字典和笔记本。
“每次看见他，都是那身衣服。”李德功说，一套马裤呢老式军装周智夫穿了三十多年，远远看见那顶已经褪成土黄色的军帽，便知道是周智夫。
这符合当年战友对他的印象。1968年，周智夫被调往云南第二炮兵某基地医院工作。当时分管基地建设的王清文记得，周智夫的家离基地9公里，“按他的级别可以配车，但老周总是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跑。”
周卫平理解父亲，“他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物质于他都是身外之物。”父亲去世后，她常想起一个画面：一个佝偻、瘦弱的老人，在午后的客厅里挥舞着拳头，哼唱着《国际歌》。“他是浪漫的，也是一名纯粹的战士。”
四散全国的子女
周智夫的5个孩子在不同的地方出生，最终四散在全国不同省份。
周华是老大，他出生后，父亲便当兵去了。他在睢宁的农村长到19岁，没吭一声也到南京从军。5年后退役，为了谋生，他跟着几个战友去了江西挖铀矿。长期接触核矿使他皮肤不好，眉毛和头发也已经掉得稀疏起来。他整日顶着一个棒球帽，脸藏在帽檐下的阴影里，寡言少语。
周智夫的外孙周洵曾听说，舅舅有一次提出来，希望姥爷帮忙调到北京团聚，姥爷没同意。“在那挺好的，有吃有喝，好好过”。
大女儿周雪文被留在了重庆。她19岁那年，周智夫从重庆调往云南。父母带走了年幼的妹妹和弟弟，只留她一个人在重庆工作、成家。云南寄来的书信每月一封。父亲在信里写：“不是爸不管你们，饭要自己吃，路要自己走，这样才有意义。”
小儿子周卫民退伍回到北京，“只呆了一星期”，父亲就把他送回了江苏老家。后来他进了县城的邮电局，一直干到退休。
1970年5月，周智夫从云南调往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小女儿跟着他从云南到了北京。
那个年代，大院里一起玩儿的女孩子，陆陆续续都去当兵。周卫平让父亲找找关系，也想去当兵。周智夫坚决不求人。她赌着气，到海淀的东北旺插队去了。
插队结束时，分配给她的工作，“牌子很不亮”。她心想，当兵不帮忙，工作的事父亲总要管吧。瞅着父亲出差回来，她就跑去机场接。周智夫听了工作的事，闷了一会儿，说出的话让她失望：挺好的，都一样，好好干吧。
到了最小的女儿周卫华，当兵不得，她被分到了工厂，做电焊切割，每天三班倒。钢材扎穿过她的脚掌，手指甲盖也被掀掉过。最危险的一次，切割的火焰擦着头皮过去，烧了她头顶的帽子。
“那时候觉得，我爸太不行了，哪方面都不行。” 父亲的“窝囊”成了子女青春期里奋斗的燃料。
周卫华夜班10点到家，她要顶着灯再看一个多小时书。1年后，那个电焊学徒工考上了电大。赶上那年的人才招聘，她应聘到审计局工作。
周卫平也考了电大。“父亲不管，我们就拼了命想证明自己可以强大。”她从供销社下的一个小科员，成了百货公司的管理人员。
刘梅芳2007年到清河干休所当医生，认识周智夫11年。刚开始入户巡诊的时候，她发现周家5个子女分散在4个省份，私下纳闷儿：“这种级别(的干部)，子女这么分散，很少见。”
后来熟悉了，有一次她问周智夫的妻子娄淑珍，为什么不把孩子活动到身边来。头发花白的娄淑珍给她唱当年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就是家。”
刚到北京时，周智夫把领导干部分房的机会都让给了别人。直到1974年，有一个邻居，要回地方工作，为了让周家帮忙照顾他的子女，才让了一间房给他们住。
周智夫离休后，有资格去干休所居住。彼时，新建的清河干休所配套设施不完善，很多老干部不愿意搬。相比之下，花园路干休所成熟方便。“没本事的人才去清河。”顶着这样的议论，周智夫成了最早搬去新建干休所的离休干部。
在外孙周洵看来，姥爷高度的自律来自“精神洁癖”。“在他心里，他(面)对的是信仰，是曾经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周洵说，曾经的那些画面一幕幕都刻在姥爷的脑子里，“他没有一刻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最好的礼物
周智夫并非不近人情。
插队走的那年，周卫平不到16岁。父亲亲手打制了一个木箱子，让她装衣物。东北旺离家远，她想要个自行车，周末能回家看看。没多久，父亲推了辆二手的飞鸽自行车站到她的农场门口。
后来，她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去二手车市场转了好几次，最后花60块钱买了那辆车。在那个年代，那是全家近半个月的收入。
周卫平经常想起的，还有一碗鱼汤。那时她刚怀孕，父亲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到商场排队买鱼，给她炖鱼汤喝。
但是，遇上“大是大非”的问题，父亲又是“无情”和坦白的。
三女儿周卫华做审计工作，2014年的一天，谈起近期公布的反腐案件，她气不下，当着父亲的面痛斥了一些贪官的腐败行为。
周智夫那时视力不好，也不会上网，误以为她是道听途说，在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经过一夜思想斗争，第二天一起床，他要去“向党组织反映一下”。
周卫华理解父亲为什么要“举报”自己，“父亲对他的信仰是绝对坦诚的。”
在周智夫的档案里，存有一份19页的《历史思想自传》。在自传里，他坦言，自己入党动机不够单纯，“一方面是感到神秘，另一方面也感到参加(共产党)将来一定很能吃得开。”他也坦陈了参战时的畏惧情绪，“虽然嘴里在阻止部队向后跑，自己心里也压制不住得有些害怕。”
周卫华曾以为父亲是不惧怕战争的。周智夫在重庆任职时，周卫华经常跟父亲去礼堂看电影。基本都是战争片，她常趴在他腿上睡着了。散场时，父亲再把她叫醒，拉着她回家。
到了晚年，他最爱看战争片《亮剑》。电视上播完，女儿又买了一套DVD送给他。父亲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个战役，意义都不一样，每场战争都有人牺牲，怎么看都看不烦。”他拉着前来巡诊的医生讲，“这国家是我们一寸一寸打下来的，如果又有了战争，你们年轻人要上啊。”
2017年6月，周卫华去香港旅游。在大巴车上，导游推销音乐盒。金色的紫荆花，酒红色底座，开关一打开，灯光闪烁，国歌悠扬。她花了20块钱，带回去给父亲。
那是周卫华觉得今生送出的最好的礼物。国歌响起来的时候，周智夫两眼放光。她带回去的特色小吃，老爷子一口没动，单把那音乐盒藏到了自己床前的橱柜里，塑料包装都舍不得撕下来。
外孙周洵觉得，姥爷周智夫特别像《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倔强、是非分明，有极强的家国荣誉感。
“他们那代人，家和国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周洵说，大姨的女儿出国读书前，专门从重庆来了趟北京。周智夫叮嘱，“出去了记得回来，中国才是你的根。”
离休后，周智夫最眷恋的是老战友。上世纪九十年代，老战友的信、明信片，隔三差五飘进家里。后来，越来越少。打电话过去，人都不在了。
党费交完那天，他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床上，远远就把左手举起来。二女儿迎上去，和他击了一掌，他笑得心满意足。
党费收据送来的时候，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魏晓阳也在场。大信封装着证书，一直躺在床上的周智夫，颤颤巍巍，硬要坐起来看看。来慰问的人问，为什么交这么多党费?
周智夫一句话，让魏晓阳心里一颤。他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这话我们平时都讲，他是一个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老人，那样平淡地说出来，很触动。”
贴标签的药盒
作为周智夫的主治医生，魏晓阳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生命的看轻”。
2017年12月刚接诊周智夫的时候，魏晓阳震惊了。“基础肺太差了(三分之二切除)，一口痰上来都可能窒息。”后来一问家属，才知道是当年因战负伤。
呼吸科抽调了专门的医生为周智夫吸痰。每次医生一来，他就说，“给我吸痰，差不多就行了。”这让医生们觉得不习惯，“大部分干部，都会询问很多治疗问题，比如要求从外面请专家。”周智夫从来不问，仅有的要求是，“差不多就行了。”
在治疗上，周智夫的“吝啬”是出名的。
按照规定，近年来，他的医药费统筹年标准是2.8万，但每年实际药费连一半都没用到。
周智夫和大女儿都患有心脏病，随身常备速效救心丸。为了防止药品混用，他让从重庆来的女儿在药瓶上贴上标签。干休所卫生所所长张杰军发现这个现象时曾问他原因，他说，“不能我一人公费医疗，全家免费吃药。”
周智夫平时取药的单子永远是两张，“一张写‘周要药’，一张写‘娄要药’。”护士李君芳发现，周智夫和老伴娄淑珍都在吃金维他、阿司匹林、健胃消食片，每次俩人的药都是分开结算。只要李君芳拿同样两盒药给他，“一定要我退回去一盒，他生怕自己多拿了，耽误了别人吃药。”
“周老总是看轻自己，看重别人。”医生刘海芳2007年刚来干休所时，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干部，开始每周巡诊。周智夫是第一个鼓励她的首长，“巡诊符合老干部行动不便的情况，一定要坚持下去。”十年来，定期巡诊成了干休所的惯例。
到了春节，周智夫就拿着通讯录小本子，挨个给干休所的医务工作者打电话，“祝贺节日，也鼓励我们工作。”刘海芳说。
最近两年，他听力下降得厉害。为了方便交流和党课学习，周智夫花一万块买了助听器。
2016年5月，一次党课结束后，干休所政委姜东军发现，坐在第一排的周智夫一直没有离开。
“姜政委，我感觉身体越来越支撑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党课教育，今天特地留下来向你请假。”姜东军一瞬间，眼圈就红了。
“他是伟大的。”周卫平觉得，父亲去世后，她才重新认识和理解了父亲，“可是，这些他都不知道了。”
周洵理解外公。“他是个倔强的老头儿，一辈子忠于信仰，做了一辈子自己喜欢的事。”
爷俩最享受的事，是周智夫半躺在阳台的藤椅上，歪着脑袋让周洵帮他挖耳朵。炮兵经历损伤了他的听力，晚年时，不戴助听器，很难交流。
周洵不说话，静静给他挖耳朵，阳光洒在那位老战士的脸上，时光仿佛停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