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去西藏出差的途中，接到褚时健先生去世的消息的。
我打褚时健的儿子褚一斌的电话，电话忙;打褚时健的外孙女婿李亚鑫的电话，还是电话忙。最后我打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的电话，电话那头说话的人很多，很杂，但她用十分平静的语调告诉我：“是的，这次是真的了。”
我与褚时健认识了整整10年，我很幸运，当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之时，我就有幸被褚时健和他的妻子马静芬邀请参观他们的果园，并由此结下忘年交友谊。
现在回想，那场景似乎仍在昨日。
2009年春天，哀牢山的果园里花香四溢，他邀请那些为云南烟草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到公园，见到那漫山遍野的橙子树时，他们一个个都惊呆了，“我们知道他在搞果园，但没想到搞这么大。”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颗原本是为解决两位老人晚年温饱生活的橙子，最后竟成长为中国水果行业的标志。“褚橙”从云南的哀牢山深处，走进了北京、上海的大都市。
过去这十年，我多次写褚时健及其家人的事，基本保持一年与之见一面的习惯。我有三次乘坐他的专车，一直从玉溪的家到哀牢山果园。他喜欢抓紧时间睡觉，有时我就观察他睡觉。他睡觉有呼噜声，但奇怪的是总能定时醒，一睁眼就问，“是不是到新平了!”
他喜欢司机开车快一点，开得猛一点，开得男子汉一点。跟随了他几十年的司机是红塔山集团指派的，现在60多岁了，退休后还是跟着褚时健。他开车的确虎虎生风，甚合褚时健的的意，他告诉我，开慢了，“老爷子不高兴”。
早年，褚时健上下车时，十分抗拒助手的搀扶，觉得自己能行，不需要旁人照顾;后来，有一只腿实在无法使劲，他才借助了助手的肩膀视察。因为糖尿病，早年他都是自己给自己注射胰岛素，那时候我看到，他肚皮上的皮肤已经很松弛了，但走路似虎，比果园里的农民、职工还要快，我曾见他一路小跑奔向一棵新苗。
他吃饭也很有风卷残云之势，八十几岁时总是吃两碗，饭后还要有一碗汤。他常在哀牢山山脚下的一户人家吃饭，他喜欢那里的农家味道，绿色南瓜是他的最爱。褚时健还喜欢给周边的人夹菜，不是那种客客气气的，是那种长者对晚辈纯粹关怀的。
过去这十年，褚时健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事业上的一件事里，其他精力无非是享受与家人相处的天伦之乐，或者见见旧时的朋友。那种需要借助他的脸面的邀请，我没见他参加过一次。有一次，我被人相托，想邀请他到成都看看，壮胆刚一提，他连连摆手“我不去我不去!”后来，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他都不去了，即便一个多小时车程外的昆明，他一年也就去一两次。这两年，他去昆明主要是去一家民营医院治疗眼疾，但他告诉我，他对治疗效果并不满意。
褚时健是一个没有任何多余废话的人。他的人生体验与思考，用他的云南方言讲出时，似乎总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气势。2009年，我要他给年轻人一些建议——实际上也是希望他能给我的未来一些建议，他说他的一些朋友，遇到挫折就消沉了，他不喜欢这样。后来有一次采访，他说“不撞南墙不回头，撞着南墙再说!”他的朋友何忠禄告诉我，褚时健这个人就像水葫芦，摁了这一头，那一头又起来了。
这些年我总在想，认识褚时健，真是我这个毛头小伙的幸事。每当挫折来临，想想这个老汉，似乎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了。他让我采访他唯一的儿子褚一斌，跟我聊起家族企业管理的困难，以及谈到后来的有些事，他也无能为力了，“随他们去乱，我也管不了了。”后来，我在没经过他允许的情况下，写了《87岁的褚时健最近有点烦》一稿，讽刺了那些发生在他身边的让他不甚厌烦的事，其中有些内容，可能得罪了他的朋友，后来我们的多次访谈，他对这些都没有提过。他可能是觉得我太年轻，责怪也没有必要了。
褚时健这辈子，内心深处最柔软最敏感的，是他的女儿之死。有一年在上海，他同我聊起这个话题时，他哭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他哭。后来我专程去他家把采访初稿给他看，他再次哭。他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褚时健并不知道自己的女儿究竟是怎么死的，而他这辈子，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个女儿了。
近两三年，褚时健虽然还常往果园跑，但他的身体，事实上已是越来越差了。他的腿已经失去了力量，无法长时间站立;胰岛素注射机器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他讲话的逻辑与口齿，也没有以前那么灵敏了……去年我最后一次跟他去果园，他告诉我，即便如此，他感觉自己“活一百岁没问题”，我对此深信不疑。
去年，那条令人震惊的“去世”消息传出时，我正在开车，感觉手脚发抖，车身都歪歪扭扭。第一时间打了他的电话，听到的是那熟悉的爽朗的男性浑厚的声音。我没有说那个假消息，但他后来笑着告诉我，“后来我知道你这个电话的意思了。”
他的老朋友、原昆明卷烟厂原党委书记何忠禄说，前些日子打褚时健电话，一直没人接，也不知道怎么了。今天我再次打他电话，发现电话已关机了。我感觉很糟糕，很糟糕，很糟糕。坏消息来了，他的妻子马静芬告诉我，“这次是真的了。”
“活到一百岁”，可能是褚时健这辈子，唯一说到没做到的事情了。
红星新闻记者 刘木木
编辑 汪垠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