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我军总司令员，是开国十大元帅中的当仁不让的第一元帅。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代表了我军的百折不挠、不达胜利不罢休的军魂、军胆。
当年井冈山会师前夕，井冈山的部队听说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余部来了，人人兴奋，个个激动，全都穿戴起自己最好的衣服，以百倍的精神面貌开赴宁冈迎接。
萧克上将回忆了当时的心情，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
彭德怀元帅也坦承，在自己二十多年的烽烟岁月里，每当遇上了困难，脑中都会浮现朱总司令的形象。他说，总司令那温和、宽厚、稳重的神态，总会激励着自己义无反顾地奋然前行。
就连毛主席，在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看到朱总司令历经磨难，终于把红四方面军带回党的怀抱，也禁不住热泪盈眶，拍着老总的肩膀，称赞老总是：“意志坚如铁，度量大如海。”
一句话，朱德是当之无愧的“红军之父”!
但是，朱德的革命之路是无比曲折的。
甚至，他最初申请入党时，是遭到拒绝的。
朱老总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在1919年，他已经担任了滇军护国军旅长，并于1921年春参与了驱逐云南都督唐继尧的运动，担任了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
但在这期间，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冲击，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不惜辞去军职，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
1922年6月，朱德拒绝了孙中山付以10万元大洋以组建新滇军的请求，在上海拜访了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陈独秀却认为他是旧军阀，没有接纳。
入党无门，苦恼无比的朱德只好远赴马克思的故乡德国考察。
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德国，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该年，朱德36岁，是共和国元帅中入党时年龄最大的。
因从事革命活动，在1925年7月，朱德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
朱德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先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军事，改年被调回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
1927年1月，又根据党的指示，转赴江西南昌，并于这年8月1日参加领导了举世震惊的“八一南昌起义”。
不过，在八一南昌起义初期，朱德的地位并不重要。
主要原因是他没有没有基本部队。
所以，在南昌起义中，朱德并非前委委员，他所担负的任务非常简单——即在南昌起义前夜，由他出面设宴邀请国民党部分团级以上军官喝酒打麻将，拖住这些人，以保证起义顺利进行。
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南昌起义之后，部队南下，在三河坝分兵：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南下潮汕作战;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击追兵。
三河坝的阻击任务完成了，但南下作战的主力却失败了，领导人都分散突围了。
朱德率领的这支孤军进退失据，该何去何从?
朱德前思后想，打算带领这支孤军转往湘南。
但是，连日行军，粮饷、弹药和人员都得不到补充，行至江西赣州天心圩，人困马乏，部队濒临崩溃。
朱德挺身而出，开了一个军人大会，暂时稳定了军心。
但部队到大庾后，已是时近初冬，天气开始转凉，队伍却还是短衣短裤，粮饷也基本用光，眼看还摆脱不了被解散的命运。
当时的林彪就建议大家分头行动，彼此穿上便衣，到上海或其他地方转搞地下工作。
如果找不到解决粮饷和被服这一重大问题，林彪的建议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朱德和陈毅、王尔琢、蔡协民等人连日开会讨论，讨论来讨论去，计无所出，愁死了。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
朱德突然想起了一个人，顿觉绝处逢生，精神大振。
他对陈毅、王尔琢、蔡协民等人说：“我有办法了，我可以找我的朋友来帮忙，而且，这个忙他一定会帮!”
朱德说的这个人，姓范，名石生，是他当年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
遥想在云南讲武学堂的日子里，朱德与范石生、杨蓁志同道合，遂学刘、关、张三人焚香结义，发誓他年在疆场上互相援引，共同报效国家。
朱、范、杨三人中，范石生因为机缘巧合，发迹最快。
1911年，他参加了蔡锷领导的云南“重九”起义，推翻了清廷在云南的统治;数年之后，组织护国军出师讨袁，功成归来，被委任为师参谋长;而在驱逐唐继尧的战争中，又被孙中山命为北伐先遣司令之职。
当然，范石生最为高光的时刻是在1922年的广州保卫战中。
当时，叛变了革命的陈炯明猛攻广州，范石生率滇军驰援，一举击退了叛军。
孙中山在战后表扬说：“军中有一范，顽敌心胆战。”他亲自题写“功在国家”四个大字和军刀一柄相赠，后又亲授予他陆军上将，予以表彰功绩。
当时的滇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杨希闵只是个中将，孙中山却授予范石生上将军衔，足见其对范石生的重视。
而且，孙中山有生以来亲自授予上将军衔的唯有范石生一个，绝无仅有。
1927年这一年，范石生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驻防在广东韶关和湖南汝城、资兴一带。
朱德想起了这个结义兄弟，迫不及待地给他写了一封长信。
范石生果然够义气，阅信后，二话不说，马上回信，诚邀朱德“枉驾汝城”，共商大计。
他在信中提到：“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诚感佩良深。”又说：“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
事不宜迟，朱德兴冲冲地带领队伍投奔汝城。
为了保护和援助朱德，范石生把朱德的部队“整编”入自己麾下第四十七师中，番号为第一四○团。而让朱德化名王楷，任第十六军总参议、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
说是“整编”，其实，朱德的部队是完全独立的，可以择别处而居，可以随时离开，一切悉听尊便。
范石生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方便给朱德他们提供援助。
这不，“整编”完毕，他就给朱德他们发了两个月的薪饷，并且，军官每人加发20元、士兵每人加发5元，美其名曰：入伙费。
另外，每人发冬装一套及毯子，连背包带、绑腿、干粮带及洋镐、十字锹、行军锅、水桶等，每支枪配200发子弹，机枪配1000发。
这真是雪中送炭!
可惜的是，朱德等人在汝城休整才一个月，就遭到了范石生部教导团团长丁熙向蒋介石的告密。
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电令广东省政府领导人转告范石生，要其立即将朱德部就地解决，并逮捕朱德。
范石生没办法留朱德了，他派人持密信通知朱德赶快撤离，并送去银元四挑，弹药八挑。
朱德于是率部从容撤出犁铺头北上，后来几经转折，队伍壮大到上万人，于1928年4月底与毛主席所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抗战时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工作的侯方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写有《朱德元帅的挚友范石生将军——孙中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一书，他曾感慨万分地说：“朱毛会师时，朱德带去了一万多人，其中有参加过北伐的北伐军骨干，而毛主席领导的部队不到两千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所以，当时朱德的名字排在毛主席之前，叫朱毛红军。朱德也说了，没有范石生的帮助，就没有后来的湘南暴动和井冈山会师。那么，没有井冈山会师，中国革命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可以说，范石生是助朱德走向总司令帅位的关键人物。
朱德他们走后，范石生称病前往广州休养。
随后，他的第十六军被缩编为第八路军第五师，不久又被改编为51师，他本人任师长兼襄樊警备司令，被蒋介石调往川、鄂交界围剿贺龙、周逸群率领的红军。
范石生虚以委蛇，只是草草走过场，没有与红军接触，匆匆收工交差了。
对于内战，范石生心生厌倦，于1932年提请辞职，回云南悬壶济世，普救众生去了。
这里插一句，范石生的伯父原本是云南名医，他自幼就跟随伯父习医，身怀回春之术，但为了拯救国家危局，才弃医从戎，考入了云南讲武学堂。
在厌倦了风云之后，范石生重操旧业，解救民间病患之苦。
在庐山，他曾治好了宋子文、宋美龄乃至宋庆龄的风湿病。
这宋氏三兄妹财大气粗，曾想送给他一架飞机以便出门。
范石生以养不起飞行员为由，婉言谢绝。
范石生解甲回到昆明时，霍乱病在昆明流行肆虐，不少人得急症死去。
范石生对症配药，很快研制出自制土方，就地取材，价格低廉，活人无数。
可惜的是，1939年3月，范石生在出诊途中，被人刺杀，血溅当场，终年52岁。
范石生的死讯传出，成千上万人拥往蒲草田范宅祭悼，挽联祭幛千余幅。
一个名为王召德的人，曾是范石生的勤务兵，他后来自发为范石生守灵，直到91岁去世。
行刺范石生的人，是和朱德、范石生共同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结义兄弟的杨蓁的两个儿子杨维骞、杨维骧。
杨蓁曾在范石生军任总指挥，因为性情严苛，于1926年6月被发起哗变的士兵打死。
杨维骞、杨维骧兄弟认为范石生是幕后指使者，把这笔账记在了范石生头上，乱枪将手无寸铁的范石生击毙于昆明街头。
朱德当时在抗日前线，闻此噩耗，悲呼说：“范石生和杨蓁都是我的结义兄弟，杨蓁耿直而欠委婉，做事操之过急，遭致惨死，与范石生无关。范石生义薄云天，决不是卖友求荣的人。否则，他早取我项上人头向蒋介石领赏了。”
所以，很多人猜测，杨维骞、杨维骧行刺，其实是受了蒋介石的指使。
实际上，杨维骞、杨维骧行刺之后，也没受到什么重大的惩治，只是象征性地关押了一段时间就释放了。
结合邓演达、杨杏佛、史量才、杨永泰等人均死于蒋介石暗杀的情形来看，人们的怀疑，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