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饱经创伤的全国人民都亟盼着和平早一日到来。
于是，在中国民主同盟提出的“民主统一，和平建国”高呼声中，国共双方在重庆召开了和谈。
我党明知与蒋介石谈判无异是与虎谋皮，但一方面是自身热切要求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另一方面也是要顺应民意，因此怀着最大的诚意，与之进行了谈判。
其实，蒋介石一伙在暗中磨刀霍霍，妄图篡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全国性的独裁统治。
蒋介石召开这次谈判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己排兵布阵在争取时间。
要知道，在抗战中，蒋军大多退回了西北、西南地区，他们需要时间抢占有利地位。
陈诚在其回忆录中说：不进行国共和谈，就无法将军队运送至北方;为了抢占华北，和谈是有必要的。
所以，蒋介石就下了这么一着棋，同时，也是在向我党“叫将”——他故意点名要我党最高领导人毛主席亲自赴重庆，他以为，一旦来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其他人，那他就可以以共产党不肯接受和平由，在发起内战时把一切战争的责任都推给共产党。
蒋介石没有想到，我党最高领导人毛主席有弥天大勇，亲自应邀来到了重庆。
蒋介石未免有些意味索然，只好虚以委蛇，强打精神拖延时间。
当他自以为兵力已经布署妥当，便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内战。
1946年8月，蒋介石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得意洋洋地说：“相信战争不会拖的太久，共军以八十万对政府军之三百万，在战争的历史上是没有侥幸的，共军非以一抵十不能获胜。”
他在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时更是得意忘形地说：“相信能够在六个月内粉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
但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英勇奋战，连续打赢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壮大至300万人，国民党军队则下降至290万人。
要老覃说，这个时候，主客已经易位，双方胜负已分。
我人民解放军已饮马长江北岸，蒋介石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但蒋介石仍在耍他的小聪明，他故伎重施，以退为进，于1949年1月1日发表了被毛主席称为“求和声明”的《元旦文告》，表示愿和谈下野。
究其本意，不过是通过谈判使人民解放军停止进攻，为其争取时间整顿兵马，好卷土重来。
应该说，人民解放军自北卷席南下，气吞万里如虎，解放全中国已是指日可待了，完全不必理解蒋介石这些小伎俩的。
毛主席还是希望双方放下刀戈，免使江南父老遭受兵火涂炭之苦，通过和平方式统一全国，他见招拆招，提出了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愿意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
蒋介石以为毛主席已经中计，遂高调宣告“引退”，让“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自己的“总统”职务，在幕后指手划脚，遥控指挥。
他给李宗仁划好了和谈的界限——划江而治，即“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华北、东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
同时，他又谆谆告诫李宗仁，强调“备战要旨”，应“以整饬军事为重”，务必争取以三至六个月，在江南重新编练200万新兵，再与共产党一争高下。
当然，他还是做了最后退保台湾的安排的。
李宗仁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他打算派出自己的桂系骨干刘斐过江和谈，犹如梦呓一样对刘斐说：“我提出的划江而治，共产党应该会满意，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东山再起之时。”
刘斐说：“划江而治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太不现实了。”
不得不说，这时刘斐对天下走势的判断比李宗仁强太多了。
李宗仁是当局者迷，他坐在高位之上，自我感觉良好，有点辨不清东南西北了，他说：“你放心去谈判吧，共产党在北方已取得这么多的地方，消化都消化不过来。要渡江南下，他们也需要时间。”
他看见刘斐还是毫无信心，又讲了三点：一、全国民众要和;二、立法院多数委员主张和;司徒雷登表示美国支持讲和。
他说：“美国人的态度对局势会有很大的影响，对方是不能不重视的。”
不过，在刘斐正式北上谈判之前，李宗仁通过与白崇禧商量，决定还是先派被毛主席称为“桂系的亲信，中共的朋友”的刘仲容先去北平探探水。
这里重点说一说白崇禧。
白崇禧绝对是个军事奇才，他的军事成名作是北伐战争中的龙潭战役，该战，他力挽狂澜，一举消灭孙传芳部，稳定了北伐战局。
此外，他和李宗仁一同指挥了台儿庄会战，取得在国军抗战中的首次重大胜利。紧接着，他又指挥了武汉会战，重创日军。而在1940年2月，他还指挥了桂南战役，在昆仑关两度挫败日军。
因此，白崇禧有“小诸葛”、“今诸葛”、“白狐狸”、“当代张良”、“现代第一俊敏军人”等称号，甚至日本人也称之为“战神”。
白崇禧在三年内战中，也曾让我军吃尽苦头。
他曾在四平击败林彪，在大别山与刘伯承僵持。
毛主席因此评价他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
林彪也承认白崇禧是国军中最会打仗的将领。
白崇禧还有一个最让人称道的地方，就是他和李宗多年来合作无间，两人一起加入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阵营，一起联手驱逐广西的旧军阀，一起率军在北伐战争长驱至山海关，一起与蒋介石及其它地方势力多次开战，一起指挥军队抗击日军。
两人不管蒋介石等人如何分化和拉拢，均不为所动，彼此信任，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抗日时期有一则谜底为“李白”的灯谜，很能形容他们两人的关系：“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仍是一人。 ”
对于李宗仁与白崇禧之间的优缺点，唐德刚说，李、白二人各有所长，李长于政治，白长于军事。
张发奎晚年写有《张发奎口述史》，他评论民国诸公，说李宗仁“军事才干很普通，做事欠缺毅力，作茧自缚，犹如风中之烛”;说阎锡山“很狡黠也很圆滑”;说冯玉祥“身材魁梧，练兵有方，但胆子极小”……唯独对白崇禧高看一眼，他说：“他有军事天才，足智多谋，但非常阴险，不坦率，遮遮掩掩的。”
李宗仁和白崇禧派刘仲容去北平探水，刘仲容的担心和刘斐是一样的，他问：“要是毛先生不答应划江而治呢?”
白崇禧不以为然地说：“我们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守江，他们硬要渡江的话，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然而，毛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刘仲容后，明确告诉答复：“白先生要我们不过江，这是办不到的。”
刘仲容向毛主席交出白崇禧的底牌，说：“白总司令估计，你们能用于渡江的部队不会超过60万，长江自古有天险之称，国军又有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立体防御，你们的木头船能划过得去吗?”
毛主席哈哈一笑，正告刘仲容说：“你们的情报有误，我们的渡江部队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战斗力是非常强大的，不可阻挡的。”
刘仲容听了，面如死灰，作声不得。
就在刘仲容准备动身回南京向李、白二人汇报情况的时候，李、白二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派以刘斐和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乘专机由南京飞北平谈判来了。
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我党代表团还是与刘斐一行在北平举行了郑重的谈判。
与此同时，毛主席再次会见刘仲容，劝他回告诉李、白，应该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顺应大势，早日实现和平。
毛主席还极其认真地承诺：“白崇禧是很喜欢带军队的，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数字不大，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有好处嘛。”
刘仲容飞返了南京，将自己北平之行的经过如实向李、白作了汇报。
李宗仁的面色阴晴不定，没说什么。
白崇禧却大光其火，昂首发狠说：“他们坚持要过江，那就不用再谈什么了，来吧，让我们在战场上见胜负。”
白崇禧如此自信他的守江能力，显然是受了当年龙潭之役的暗示。
那是1927年8月25日晨，直系军阀孙传芳率主力大军大举渡江，白崇禧和李宗仁挥军沉着应战，在孙部的主渡点——南京附近的龙潭血战不退，终于将来犯之敌击溃，大获全胜。
该战结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撰有一联相贺：
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国千年重此辞。
一晃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白崇禧还受此联所激励，骄横自负，当刘仲容转告了毛主席请他带兵的话，他丝毫没听进去，叫嚣着说：“对我个人的去留，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警告共产党必须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否则和谈的决裂就不可避免。”
白崇禧既然是这样一种态度，和他合作多年的李宗仁也不好提出异议。
于是，和谈宣告破灭。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4月20日夜至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横渡长江。
白崇禧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冰销瓦解。
虽说白崇禧在随后的青树坪战役中一度取得了击败我四野一个师的胜利，最终还是在衡宝战役中大败亏输，最后逃往台湾，落入了蒋介石的控制。
李宗仁在飞香港转逃美国之前，千叮咛万嘱咐白崇禧：不管时局如何，也不要跟着老蒋去台湾。
但白崇禧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经受得住蒋介石的诱惑，傻乎乎地去了台湾，结果，晚年受尽冷落不说，还死得不明不白。
据说，他死后，尸身遍体碧绿，十分可怖。
白崇禧离奇死于1966年12月2日，享年74岁。而在前一年，即1965年，李宗仁从海外回国后，曾对白崇禧有过颇得大众认可的评价：“白崇禧这个人太过自负，在政治上没什么远见，只看到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