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又称生命刑或极刑，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惩罚犯罪的一种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挽救的特点。法律在程序法上对死刑的适用也做出了特别的规定，这就是死刑复核程序。简单的说就是在一审、二审作出死刑处罚后，必须经过复核这一特别程序进行复审，只有经过复核并且核准的死刑判决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才能交付执行。
自西周初年周公提出“慎刑恤罚”以来，慎刑思想就成为古代刑事政策之一。特别是在死刑的适用上，要求以严格、周密的程序来最大程度减少冤案的发生。死刑复奏制度就是这一思路的具体制度化体现。唐太宗并不是死刑复奏制度的首倡者，但他对死刑复奏制度的完善贡献很大。
两次错杀换来唐代死刑复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也认识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多上奏几次就可以多复核几次，尽可能避免错杀。史书记载，此后“全活者甚众”。
第一次错杀卢祖尚
贞观初年(627年)，交州(治所位于今越南河内市附近)都督(军政长官)遂安公李寿因贪污冒领国库公款被革职治罪。唐太宗委派瀛州(治所位于今河北省河间市)刺史(行政长官)卢祖尚前往查处此事。
卢祖尚并不了解交州的状况，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差事。后经了解，交州历来是流放犯人的地方，那里的百姓几乎还生活在原始状态，是个南蛮之地。加上文化知识又没普及，风俗习惯和语言也无法沟通。最致命的是，那里可有夺人性命的瘴气啊!
于是卢祖尚后悔此项差事，迟迟不肯赴任。甚至对唐太宗说：“这些日子臣偶感风寒，引发了旧病，一周半个月的也好不了，恐怕是不能马上去交州上任了。”
唐太宗说：“普通平民百姓答应的事情，都必须守信用，你作为大臣，当面答应朕的事，怎么能转身又反悔?还是早点动身去交州上任吧，三年后一定把你调回来。你不要再推辞了，朕不会食言的!”
卢祖尚不为所动，仍然不愿去交州赴任。他对唐太宗说：“岭南是经常流行瘟疫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的人，每天都得饮酒活血。而臣偏偏不会喝酒，一旦去了那里，恐怕是回不来了。”
这下李世民彻底怒了，立即派人将卢祖尚拿下，说：“作为皇帝安排一个人做事，他竟敢不服从，如果都像他这样，以后我还怎么号令天下?”就这样，年仅三十多岁的卢祖尚当即在朝廷上被斩杀了。
不久，李世民觉得卢祖尚虽然有失臣子的礼仪，但杀了他也太过分。
于是，将卢祖尚官复原职，保其子孙世代为官。
第二次悔斩张蕴古
贞观五年(631年)，河内人李好德得了精神病，整天胡言乱语，言语之间对朝廷和皇帝多有不敬之词。当时，妄议朝政是重罪。唐太宗当即下令将李好德逮捕收监。
负责此案的是中书省张蕴古。他在调查中发现事有蹊跷：李好德喜怒无常，神志不清，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按照法律规定，精神病人说犯忌讳的话，可以减免处罚。
唐太宗听完张蕴古的案情汇报，“许将宽宥”，决定不再追究李好德。皇帝的赦令一下，张蕴古就兴冲冲地来到狱中把好消息告诉了李好德，此举恰好被监察御史看见。令监察御史惊讶的是，张蕴古当天在牢房里摆开棋盘和李好德对弈起来。
于是，监察御史立马弹劾张蕴古：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而张蕴古老家就在相州。这样看来，张蕴古是有意包庇李好德，分明是为了讨好家乡父母官，属于官官相护，徇私枉法。
张蕴古身为法官，却泄露宥赦的密语，还与囚犯一起下棋，触犯大忌。李世民盛怒之下，命令左右将张蕴古当场拿下，拉到长安街市上斩首示众。
后来经过调查，李好德果然精神不正常，张蕴古含冤而死。
从卢祖尚到张蕴古，他们都死于太宗皇帝的盛怒。经过反思，为了避免再犯错，李世民下诏“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从今以后，处决死刑犯，即使是皇帝下令斩立决，执法部门也必须反复上奏请示三次，得到最终核准后才能执行。
为保证执法官员切实执行死刑复奏制度，《唐律疏议·断狱》还规定“诸死罪囚，不待覆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如不等朝廷的最终核准就处决人犯，执法官员流放两千里。即使皇帝批准了死刑判决，也要等到诏书到达三天后才能执行。如敢提前行刑，则判处徒刑一年。
死刑复奏制度由此实行，并推行下去，唐太宗“慎刑宽法”的作风天下广闻。死刑复奏效果显著，司法官员愈发自律慎刑，百姓纷纷严于律己，世风日益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