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王之国”指的是依靠经营海洋而成就霸业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必然是那些拥有获取海洋资源能力、管控海洋能力的濒海诸侯国。获取海洋资源和管控海洋的能力，在现代被称为“海权”。在当时虽无“海权”之称，但这种能力是客观存在的。开发利用海洋和管控海洋这两者之中，控制海洋是前提和基础，若无控制，开发和利用便不能实现。所以要成为“海王之国”，必须拥有强大的水师，以及由水师主导的海战。水师、战船、水上战具、水战战术的相继出现，必然将水上作战推向更广阔的空间—大海。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海战几乎与内陆水战同时出现。清代学者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说道：海道出师已作俑于春秋时，并不自唐起也。《左传》哀十年，吴之伐齐也，徐乘(承)帅舟师自海入齐，此即今登莱之海道也。《国语》哀十三年越之入吴也，范蠡舌庸帅师自海泝淮以绝吴路，此即今安东云梯关之海道也。春秋之季，惟三国边于海， 而 其用兵相战伐，率用舟师蹈不测之险，攻人不备，入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尝有也。
这段记载表明，海上的用兵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春秋时期三个沿海国家兵戎相见，相互征伐，率先用水师出没于充满危险的大海上，乘人不备，攻击其他国家的要害。这种情况在此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也就是说，海上战争的出现，是由三个沿海的国家相互争霸引起的。那么，究竟是哪三个国家呢?毫无疑问，就是齐国、吴国和越国。
齐 国
齐国位于山东半岛，其先君被周王分封时，齐国并不濒临海洋，到齐桓公时，由于有名相管仲的辅佐，国力逐渐强盛，其中心由临淄逐渐东移。在打败了莱国之后，区域便扩大到了沿海，《国语·齐语》中所说的“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即指此。到齐景公时，“齐带山海，膏壤千里”，齐国的疆域已经包含了现在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并拥有了大片海域。《尔雅·释地》载：“鲁有大野，晋有大陆，秦有杨陓，宋有孟诸，楚有云梦，吴越之间有具区，齐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郑有圃田，周有焦护。”可见诸国各有广泽疆域，唯有齐国拥有广阔的沿海海域。面对如此广阔的海洋，齐国利用濒海优势，大力发展渔业、盐业和造船业，使国力增强，人民富裕。《史记》中说，齐国立国即“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又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此时的齐国被管子称为“海王之国”，即“以负海之利而王其业”的国家。通俗地说，就是依靠海洋资源而成就霸业的国家。那么，齐国的“海王之国”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
吕尚东封齐国之前，山东半岛的渔业和盐业就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特别是盐业，因需要向王朝进贡而有所繁盛。吕尚东封齐后，因地制宜，提出大力发展渔业和盐业的方针，逐渐使这些产业成为齐国的支柱产业。管仲成为齐国宰相后，深深感受到齐国的濒海之利：“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他认为，渔人们之所以冒着巨大风险深入深海大洋，宿夜不出，是因为被大海之内蕴藏着的巨大利益所吸引;有这些利益存在，就是再深的大海，也“无所不入”。在这种情况下，岂有不充分利用这些利益的道理?于是管仲又对前期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进一步推动了渔业和盐业的发展。正如清人岳浚评价的那样：“太公以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通鱼盐之利。管子对桓公曰：‘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沸火为盐，征而积之。’于是，自十月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粜之得金万一千余斛，山海之利，甲于诸国。”在吕尚和管仲的持续推动下，齐国的渔业和盐业生产走在了其他沿海诸侯国的前列，成为兴国的支柱产业。在造船和航海方面，齐国也因地理优势名列前茅。造船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不仅关乎海洋利益的开发，更关乎国家的安全。有了性能优越的船舶和一定的航海技术，控制海域才能成为可能。齐桓公时期，齐国有一支庞大的水师部队，《管子》记载，“管子有扶身之士五万人”。
据学者考证，这里的“身”是“舟”之误，应为“扶舟之士五万人”，而“扶舟之士”是指善于水战和游泳的兵士。可见齐国鼎盛时期的水师规模是十分庞大的。到了齐景公时期，关于造船、航海以及水师的情况鲜有记载，但是典籍中所列举的例子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判断依据。笔者在这里选取两个例子加以介绍。第一个例子是齐景公视察山东半岛。有一年，齐景公意图视察山东半岛沿海各地，他对大夫晏子说：“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这里的“转附”即后来的“芝罘”，在今天的山东省烟台市;“朝儛”即山东半岛的成山，在今天的山东省荣成市;“琅邪”也写成“琅琊”，位于现在的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琅琊台西北。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齐景公欲沿着近海航路，视察山东半岛北部的转附、山东半岛东部的朝儛和山东半岛南部的琅琊;而隐含的意思是，在春秋中期，齐国已经牢牢控制了这条环山东半岛的航路。齐景公巡视环山东半岛各地虽然是一次浩浩荡荡的出行，但并不是规模最大的海上活动。规模最大的海上活动当属齐景公的游海活动，这便是第二个例子。
据刘向的《说苑》记载：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曰：“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颜烛趋进谏曰：“君乐治海上而六月不归，彼傥有治国者，君且安得乐此海也?”景公援戟将斫之，颜烛趋进，抚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杀关龙逄，纣杀王子比干;君之贤，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参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说，遂归。中道闻国人谋不内矣。齐景公是一个既有治国抱负又贪图享乐的君主，他曾在海上游历达六个月之久，依然乐不思归，后来在颜烛的力谏之下才回到朝中。一位君主能在海上连续生活六个月，他必然拥有一支庞大而奢华的船队，这支船队既包括君主乘坐的艅艎大船、王公大臣乘坐的豪华船只，又包括拥有服务、采办、通信联络等功能的公务用船，更包括一批保护君主安全的各式战船，这显然是一支超级混合“舰队”。能拥有这 样规模的“舰队”，齐国造船业的发达可想而知。 如果没有对沿海海域的绝对控制，如果没有十足的安全自信，齐景公何以能安心地在海上逍遥半年之久? 由此观之，齐国的“海王之国”名副其实。
吴 国
吴国的存在时间约八百年，建国于长江下游地区，经若干次兼并小国之后，到春秋末期拥有了现在江苏、安徽的全境，浙江的中北部地区，以及江西的一部分，国都建在吴这个地方，现在属于江苏省苏州市。吴国环抱太湖，东望大海，是江南的沿海强国，最强盛的时候是在吴王阖闾和夫差这两代君王时期。《吴志》曾用一句话来概括吴国人的生活，说：“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也。”《武经总要》也说：“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平道，是其所长。”清代学者顾栋高亦称，吴国“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也”。这些话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均谓吴国人的生活离不开舟楫和大海。《战国策》中也记载：“黑齿雕题，鳀冠秫缝，大吴之国也。”
其中的鳀冠是用鱼皮缝制成的帽子，即是说，吴国人喜欢用鱼皮做帽子。这些记载都说明吴国的社会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在江河湖海中进行的，也必然会发展与国家地理位置相适应的海洋经济。在古代文献中，虽然很少记载吴国的海洋经济发展状况，但是从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等文臣武将辅佐之下屡次征战成功的情况来看，吴国的综合国力是相当强大的，在国力增强的推动因素中，海洋经济必占有相当比重。从吴国“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的记载中，也可判断其造船和航海的水平。慎子说：“燕鼎之重乎千钧，乘于吴舟则可以济。所托者，浮道也。”这一切都必然体现在军事的强盛上，尤其体现在水师的强大上。
吴国的水师究竟强大到何种程度?从伍子胥建议吴王阖闾训练水师的记载中可看出端倪。《越绝书》记载，当阖闾询问如何筹备水师时，伍子胥答道：“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以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这里的“船军”是指水师，“陵军”是指陆军，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都是形状和用途各不相同的战船。大翼、小翼是用于冲锋的快速战船，按照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规定，大翼“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如果按春秋战国时期的尺子长度进行换算的话，大翼的长度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七点六米，宽度相当于现在的三点六八米，排水量据估计应在三四百吨。中翼“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广一丈二尺，长九丈”。突冒是船头装有坚硬的冲角，专门用于撞击敌船的战船。楼船是建有几层楼房的重型战船，前已作过介绍。桥船是体积小、灵活的轻捷战船。伍子胥告诉阖闾说：我们的水师拥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各种战船，训练时可以参照陆军的训练方法，陆军的训练方法在海战中是可用的。那么，水师是如何比照陆军进行训练的呢?伍子胥接着说：“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伍子胥的意思是说，大翼可用于海上冲锋，相当于陆军的重型冲锋车;小翼相当于陆军的轻型冲锋车;突冒相当于陆军的冲车(攻城槌);楼船可作为稳住阵脚的指挥船，相当于陆军的楼车;桥船可用于海上的快速机动，相当于陆军的快马。这样就可以通过性能不同战船的相互配合，形成海战的战术。
随后伍子胥又为吴国水师制定了一套训练海上阵法的制度。由此可见，吴国水师既有各种战船构成的兵力，又有完善的海战战法，其战斗力是十分强大的。公元前549年，在吴国和楚国之间爆发了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场水战。据《左传》记载，这场水战是由楚国挑起的。鲁襄公二十四年夏，即公元前549年夏天，“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说的是楚康王为讨伐吴国而专门训练水师，但这次出征因为赏罚不明而被吴国打败。到了鲁昭公十七年，即公元前525年，吴楚之间又发生了第二次水战。这次是吴国水师主动出击，双方战于长岸，即现在的安徽当涂博望山江岸，吴师被打败，吴公子光所乘艅艎大船也为楚人所夺。《左传》中记载：楚师“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环而堑之，及泉，盈其隧炭，陈以待命。吴公子光请于其众，曰：‘丧先王之乘舟，岂唯光之罪?众亦有焉。请藉取之以救死!’众许之。使长鬣者三人潜伏于舟侧，曰：‘我呼(余)皇，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迭对。楚人从而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余皇以归”。“余皇”即“艅艎”。自此以后，吴楚两国的世代恩怨屡屡在水战中表现出来，又发生了二十多次水战，吴国胜多败少。以管仲的标准衡量，吴国无疑也是“海王之国”。
越 国
越国是一个濒临东海的沿海大国，所以越国人的生活也离不开水和船。《广州新语》记载：“《山海经》云：番禺始为舟。番禺者，黄帝之曾孙也，其名番禺，而处于南海，故今广州有番禺之山，其始为舟，故越人习舟，古时吴楚之舟，皆使越人操之。”越王勾践曾经这样概括越国人的性情和生活方式：“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即是说，越国人在长期的山海生活中养成了执着坚韧的性格，其海上生活离不开舟楫，就像陆上生活离不开车马一样。居家生活少不了舟楫，开展贸易少不了舟楫，从事战争更少不了舟楫。《太平御览》说：“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陆者立而至秦，有车也。秦越远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这句话把越国和秦国作为海陆两个典型强国，以此来说明舟车等械具在国家立国中的作用。《淮南子》也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另据《史记》记载，越国人有“断发文身”的习俗。《战国策》中也记载：“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资治通鉴》云：“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据学者考证，这种“断发文身”的习俗与海上活动大有关系。“断发”就是剪短头发，在海上活动方便;“文身”就是在身上刺上花纹，花纹中有龙、有鸟，是一种图腾崇拜，越国人相信，身上有了这些花纹，就能够震住海上蛟龙，保佑海上平安。正如应劭解释的那样：“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欲不见伤害。”这一习俗是活动于海上民族的典型特征。对于社会生活离不开大海的越国，其人民的海上活动范围究竟有多大?其开辟的航路又如何?虽然文献中找不到记载，但我们可以从范蠡出走海外的历史中了解大概。
范蠡是春秋末期楚国大夫，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位谋臣。他虽然出身贫苦，但博学多才。鲁昭公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511年，范蠡由于不满楚国的政治黑暗，和另一位谋臣文种一起投奔越国，但并未得到重用。鲁哀公三年，即公元前492年，越王勾践不听范蠡劝告，执意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兵败会稽山，入吴国为奴，范蠡请求陪同勾践前往吴国。三年后，范蠡和勾践一起回到越国，勾践开始重用范蠡。范蠡帮助勾践稳定社会，发展军事，并想尽一切办法耗费吴王夫差的心力，麻痹他的斗志，比如将美女西施献于夫差。经过二十年的精心发展，越国国力大增。鲁哀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473年，在范蠡的辅佐下，勾践终于将吴国灭掉。
灭掉吴国，范蠡本该以功臣自居，享受荣华富贵，可他却突然离开越国，从此不回。范蠡为什么离开越国?他在给文种的信中写道：“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意思是说，飞鸟射完了，再好的弓箭也会收藏起来;狡猾的兔子杀完了，再好的狗也会被烹煮掉。越王为人阴险，工于心计，可以与他共患难，却不能与他同享乐。于是范蠡“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这里的“反”字，与“返”字相同。就是说，范蠡离开越国时，只带了一些简单的珠宝，和他最亲密的属下一起，乘坐舟船，驶向大海，一去不复返。那么范蠡到哪里去了呢?司马迁接着记述道：“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称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司马迁的意思是，范蠡驾船出海，到了齐国，改名换姓，自称叫鸱夷子皮，在海边找了块地方，过起了农民生活，与儿子一道自食其力，积累家产。后来齐国听说了他的贤明，邀请他担任宰相，并送给他宰相大印。范蠡坚决辞绝，把钱财分给了朋友与乡邻，把宰相印还给齐国，携带着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宝物，离开了海边，定居在齐国的定陶，就是现在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靠经商致富。
当然，也有典籍与《史记》的记载不同，如《国语》中说，范蠡“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这里所说的“五湖”泛指太湖。即是说，范蠡离开越国后周历于太湖一带，其归宿不得而知。还有一种传奇的说法，说范蠡带着西施乘舟泛五湖，周历了数年后在西湖之畔定居。对于范蠡的最终去向，虽然在历史上有很多说法，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范蠡离开的时候乘坐的是“舟”，对此各种典籍的记载是一致的;第二，范蠡无论是直接泛海，还是周历太湖，都要走很长的水路，因为越国的都城在会稽，也就是现在的绍兴，既不在海边，也不靠太湖，要从这里乘船出发，必有相当通达的水路。范蠡出海的事实说明，在各国争霸的过程中，国内的航路已经贯通江海。关于这一点，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也有充分体现。秦国为了作战和航运，既建立了强大的水师，也建立了庞大的运输船队。
《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秦国运输船队航行在水上的情景：“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这里的“舫船”是指舟师。也就是说，一艘战船要装载五十名士兵和三个月的粮食，下水以后一天可航行三百余里，毫不费劲。这说明当时的航运条件极其优越，航道宽敞，毫无障碍。越国所控制的海上航路既已相当稳定和通达，越人的足迹除了遍布江、浙、闽、粤沿海海域以外，还涉足今越南北方沿海水域。那么，越国的水师又如何呢?《越绝书》载：“勾践伐吴，霸关东。徙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这里所说的“死士”，当指可以死战的兵士，戈船是越国的主力战船。在与吴国等诸侯国的长期争霸中，越国建造了种类繁多的战船，这是可以肯定的，但在文献记载中，鲜有对越国战船的全面介绍，这里的“戈船”是越国战船中的一种。何谓“戈船”，张晏(邢台沙河人，元代收藏家)认为，此船源于越国的水上作战，“越人于水中负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为名也”。而伍子胥却说：“有戈船，以载干戈，因谓之戈船也。”颜师古(琅琊临沂人，唐朝初年经学家、训诂学家、历史学家)解释说：“以楼船之例言之，则非为载干戈也，此盖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鼍水虫之害。张说近之。”就是说，戈船以船下安放戈戟而得名，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除了戈船兵士以外，在水师中从事他项工作的兵士也不在少数。
据《吴越春秋》记载，越国有“楼船之卒三千余人”“习流二千人”。所谓“楼船之卒”，就是在楼船上从事作战的士兵;所谓“习流”，就是熟习水战的士兵。可见越国水师兵士作战分工明确，人数至少在万人以上。越国水师的强大，折射出这个沿海诸侯强国对海洋的依赖性，也折射出它在利用和控制海洋过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无疑它是“海王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