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杭州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城市，可一向温婉恬淡的杭州如何意外地与政治扯上关系，一跃成为都城呢?
杭州的名气是古代文人用诗词捧出来的
北宋词人柳永曾作《望海潮》一词来描述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据《鹤林玉露》记载，金朝皇帝完颜亮读到这首词，被词中描述的杭州的美丽富庶所打动，“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桯史》记载，完颜亮特意派画家偷渡杭州，实地画出柳永词中描绘的杭州城邑、吴山、西湖等美景。当画师把画好的杭州胜景图献给他的时候，这位皇帝还特意让画家在吴山绝顶画上自己骑马而立的高大形象。
用诗词来赞颂杭州的文人远不止柳永一个人，杭州的名气也是古代文人用诗词捧出来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忆江南》中曾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白居易曾担任过3年杭州刺史，对杭州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本来，在南方城市中，扬州、苏州和南京出名都比杭州早，名气也都在杭州之上。但由于白居易是唐代晚期著名的大诗人，又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所写，所以，他的这首词一出，使杭州名气大振。
接下来，大家都熟悉的北宋大文豪苏轼，以一首《饮湖上初晴后雨》使杭州人气大增：“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到了南宋时期，诗人林升的一首《题临安邸》，更使杭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就这样，诗情画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对杭州的城市印象，而且一直延续下来。但有了名气，不一定就有机会成为都城，被诗人们热爱的杭州又是如何成为都城的呢?
吴越国定都杭州，还留下《钱氏家训》
杭州位于我国东南部，钱塘江下游，其优势是位于大运河运输的起点(也是终点)，水上交通便利，但陆路交通不发达。尤其突出的弱点是，杭州位置过于偏南，不利于对北方广大地区的统治。所以，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考虑，杭州并不具备建都的明显优势。
杭州之所以成为都城，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首先定都杭州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而建立吴越国的是杭州人钱镠(852-932)。钱镠年少时喜欢拳脚，任侠有谋，又好读书，能吟诵诗词。唐朝灭亡后，他割据江浙一带，称吴越王。
在杭州，与他相关的传奇故事很多，最有名的是“圆木警枕”。作为开国君主，钱镠手握重兵，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极尽享乐和夸耀，有一次，他回到自己出生的里巷，车马甲士随护左右，好不威风。
没想到，他的父亲钱宽得知儿子衣锦还乡，居然领着家人跑掉了。钱镠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做，便撇下人马，徒步找到了父亲。父亲语重心长地对钱镠说，咱们家世代以耕田、渔猎为生，没有什么人像你这样富贵过，你今天成了吴越国的国主，三面受敌，你不思治国良策，却在这里耀武扬威，恐怕马上就要祸及钱家了。
这番话好像一瓢冷水浇头，使钱镠马上清醒过来。从此以后，他谨慎从事，为政勤勉。为了保持警觉，他让人特制了一个圆木小枕头，枕头两边缀有几只铃铛，稍一翻身，铃铛就会响起来，圆木枕头滚落到一边。钱镠就趁势爬起来，处理政务和军务。杭州人敬佩钱镠，把他的圆木小枕叫作“警枕”，还给他送了一个绰号——“不睡龙”。
钱镠主掌吴越国24年(907-932)，一直到82岁去世，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年龄超过80岁的帝王之一。而钱镠的不凡之处还在于，在他临去世时，还给子孙留下了著名的《钱氏家训》。
我国古代有很多著名的家训，如《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训》等。好的家训大可以治国兴邦，小可以保全家族。而《钱氏家训》不仅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确保了钱氏家族平安无事，还使这个家族一直绵延不绝。近代以来，江南钱氏出了不少知名人物，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钱钟书等，都是杭州钱氏家族的后裔。
《钱氏家训》总结起来三句话：善事中国、保境安民、耕读传家。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中原王朝，“善事中国”就是不搞独立，主动接受中原王朝的任命;“保境安民”即以百姓为重，尽量为老百姓创造和平环境;“耕读传家”，钱家不可能世世代代为帝王家，钱氏家族的人也不可能都做官，所以，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耕田、读书。
钱镠之孙钱俶在位时，谨记祖父教诲，执政期间，一方面保境安民，发展生产;另一方面，主动接受新建立的北宋王朝的册封，纳土归宋，尽献吴越国十三州之地。
钱俶这样做，不是软弱，也不是无能，而是遵从祖父家训，顺应历史潮流，在国家四分五裂之时，顾全大局，维护了国家统一。他带领钱氏家族3000多口入京，住进了宋太祖为他专门建造的离宫“礼贤宅”里。宋朝没有对吴越国用一兵一卒，使百姓免遭涂炭。
而对杭州这座城市而言，在唐末五代这样一个军阀混战、干戈四起、百姓离乱的时代，能够晏然无事，经济保持和平发展七八十年，成为富庶的“东南第一州”，钱氏家族功莫大焉。
南宋定都临安的偶然与必然
当然，杭州的知名度之所以那么高，还是与其为南宋都城有关。杭州成为南宋都城，更有很大的偶然性。
1127年，金兵攻破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被俘，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领兵在外，避免了被俘的命运。国不可一日无君，这年五月，在一部分流亡大臣的拥戴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称帝，为宋高宗。
金人继续派兵南下，试图把南宋政权消灭在萌芽状态。宋高宗的领导班子刚刚建立，朝廷上下无力抵抗，面对强大的金兵，只有一条路：逃亡。
逃到哪儿去?宋高宗和大臣们最初的想法是南京，因为南京曾是六朝都城，有长江天险，如果能在南京站稳脚跟，就可以积蓄力量，伺机北伐。但局势的发展完全打乱了高宗君臣的意图，使逃往南京的计划落空。
这年十月，金朝骑兵越过黄河，进攻商丘。消息传来，宋高宗马上率领文武大臣沿大运河南逃。在金兵追击下，高宗走了这样一条逃亡路线：先是逃到扬州，还没有喘一口气，又被追着越过长江，逃到镇江;不久，金兵渡过长江，高宗君臣只得再次沿大运河逃到杭州;之后，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最后，甚至在定海(今浙江镇海)被金兵赶到了海上，南宋朝廷被装进了几条大船里。
即便如此，金兵仍不善罢甘休，下海乘船追了三四百里。幸亏老天帮忙，金兵遇到台风暴雨，才停止了追击，引兵北还。高宗君臣得到金兵北返的消息后，战战兢兢返回越州，升越州为绍兴府，作为临时都城。
但绍兴位置偏僻，漕运不便，物资供应匮乏。于是，在绍兴待了一年多，高宗便移陛临安府，在那里建造宫殿，做建都准备。1138年，正式宣布临安为“行在所”，杭州正式成为南宋都城。
所以，从1127年到1138年这11年的时间里，南宋朝廷一直是飘忽不定的：曾建都商丘、绍兴，并试图建都南京，最终定都在了杭州。很明显，定都杭州并非南宋朝廷最初的意图。
不过，杭州成为都城也有三点必然因素：首先，安全。金兵所凭借的是强大的骑兵，而浙江处于战争大后方，特别是浙江西部是水乡泽国，不利于金人骑兵作战。所以，相对于商丘、南京而言，杭州比较安全。
其次，富裕。吴越国建都杭州时期，吴越王钱镠励精图治，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使杭州成为东南地区最富庶的城市之一，为南宋定都杭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再次，交通便利。杭州是隋唐宋大运河南方的一端，水上交通十分便利，利于粮食和物资的运输;同时具备海上交通优势，这一点是内陆地区的城市所不能企及的。
此外，杭州气候温暖湿润，又有美丽的西湖胜景。所以，在此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杭州成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中心，杭州进入了发展繁荣的高峰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也逐渐在全国流行开来，很多传奇故事，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也在民间广泛传播。时至今日，杭州依然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人间天堂，给人一种宜居宜游的生活型城市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