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四，“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及兵部尚书申用懋于平台” (《国榷》)。
而在头一天，崇祯已将兵部尚书王洽下狱。
据说，下狱的原因是侍郎周延儒等人奏请说：“世宗斩一丁汝夔，将士震悚，强敌宵遁。”要崇祯帝仿照当年蒙古进逼京城时嘉靖帝处斩兵部尚书丁汝夔以激励军心的做法。
这一天，又谕令将工部尚书张凤翔下狱，把负责城防工事的官员廷杖八十，有三人毙于杖下。
袁崇焕这才想起自己“五年平辽”的豪语，以及“西虏断不引奴入蓟”的保证， 还有那“断不使奴越蓟一步”的誓言，“不自安”，一身“青衣玄帽”(《国榷》)，入城叩见崇祯。入到城里，首先见到的是户部尚书毕自严等朝臣，众人围上来询问他外面形势，袁崇焕出言无状，一张嘴就说：“达(鞑)子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极矣。”毕自严“挢舌不能下”，举朝震骇(《烈皇小识》卷二)
其实，皇太极不远千里而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大明，只不过想“以战养战”，通过军事强硬手段逼迫明朝廷承认大金汗国的政治地位，将自己侵占的辽东土地合化法，勒索财物以度饥荒，仅此而已。他本人就曾明确地对手下诸将士说过：“尔诸将士临阵，各自奋勇前往，何必争取衣物?纵得些破坏衣物，尚不能资一年之用。尔将士如果奋勇直前，敌人力不能支，非与我国讲和，必是败于我们。那时穿吃自然长远，早早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哉?”(《明清史料》丙编)
袁崇焕大言欺世，可恶，可恨。
召见的地点还是平台。
崇祯和颜悦色，“深加慰劳”(《明史袁崇焕传》)，虚心向袁崇焕请教战守对策，赏赐御馔，并“解上所御貂裘被之”(《烈皇小识》卷二)，将自己身上的貂裘脱下来披在他的身上。
袁崇焕惊魂稍定，就开始胆大妄为起来，其竟“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 (《明史袁崇焕传》)。
应该说，袁崇焕这个请求是非常出格的。
前面提过，按照明制，入京勤王，必有皇帝谕旨，袁崇焕没有接到进京的谕旨，已经进京了，进京就算了，还要提兵入城，这就太过分了。
不出所料，崇祯帝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事实上，崇祯已经对袁崇焕有所怀疑了。
按照《崇祯实录》上所记，“袁崇焕抵左安门。時戒严，报不即入，漏下始驰奏簿城下。都人竞谓崇焕召，上心动。”
百姓议论纷纷，哄传后金军是袁崇焕带来的，崇祯已经“心动”了;前一天，崇祯又收到太监王成德带回由皇太极亲笔写的议和书，声称“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崇祯长编》卷二十九)，再结合外面“喧传袁崇焕挟奴讲款”(《初学集》卷四十七)，已经疑窦丛生;现在，好家伙，居然又请兵入城，可以说，崇祯“已深疑崇焕矣”(《幸存录?东夷大略》)。
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后金移师广渠门前，“似进不进”，不知何意。(《辽师入卫纪事》)二十六日，后金终于拿定主意，“进兵，距城关南二里外驻营。”(《满文老档》)却没发起进攻，而袁崇焕一方，也未出击，此日并无战事。
二十七日，后金突然猛攻外罗城南面，城上守军早有防备，“下炮矢击退之”(《辽师入卫纪事》)。
这其中发生了一段小插曲：由于后金攻势太猛，宁远军中于永绶、郑一麟营中炮兵惊慌，误点炮药，营中失火，但袁崇焕治军严厉，“兵立火中不敢退”，全军并未受影响，营盘坚固，阵脚不移。事后，袁崇焕对该营士兵“给赏每人二十金。”(《辽师入卫纪事》)
皇太极退兵之际，自我解嘲道：“城墙坚险，若我大金军士受损，就算取胜又有何益?明廷溃散之兵，对于我等又何足为患?”(原文见《满文老档》)灰溜溜地引军而去。
隔了一天，到二十九日，袁崇焕派五百火炮手偷袭留置在海子的敌营，“距贼营里许，四面攻打，贼大乱，随移营出海子。”《辽师入卫纪事》)
皇太极迢迢而来，长途奔袭，意欲出其不意，狠狠打击一下狂妄自大的大明帝国，以获取更多勒索的筹码，如能攻下北京城最好，攻不下也无所谓，现在眼看北京城高大坚固，城下又兵马云集，而自己的打击目的已经达到，见好就收，留下了几封饱含威胁字眼的求和信，准备退军。
十二月一日，皇太极自北京后撤三十里，率军趋良乡，攻克其城，又屠固安县，尽歼其众。
袁崇焕觉察皇太极要退，遂筹划由副总兵张弘谟等率部追踪敌军。忽听来使传旨说皇上要召见他议饷。
关宁军在北京城下，缺粮少饷，时已深冬，饥寒交迫，皇上开恩，提前发放饷银，袁崇焕大喜过望，和祖大寿一起，屁颠屁颠地跟随使者入城。
然而，到了城下，城门却不开，城上守军要他 “缒城而入”。
现在城下并没有后金军，要他坐在由城上放下的筐子里吊到城上，显然是提防他手下的关宁军跟着涌入城中。
袁崇焕本人并不知道，自从他一意卖粮资敌开始，民间对他想通过和议了局之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而蓟门漏敌，走弓背路，放开对手不阻，人们对他的议论已经“讹言流布，种种猜疑，其巷议街谈，不堪入耳者”(《矶声纪》)了。
《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中就记，时人言之凿凿地说，袁崇焕为了与后金成功议和就“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说得有鼻子有眼睛，活灵活现。
现在，袁崇焕的表现是：“虽名入援，听虏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的皇亲国戚、朝臣中贵的园亭庄舍“为虎骑蹂躏殆尽”，又有民谣称：“投了袁崇焕，达子跑一半。”(《烈皇小识》卷二)，甚至还有人说袁崇焕不但息兵养敌，还派士兵到德胜门暗算满桂，总之，各种弹劾如雪片一样飞到崇祯的案桌上，“环诉督师卖奸不肯力战” (《三朝野纪》卷四)。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温体仁的奏疏。
温体仁，字长卿，号园峤，万历进士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礼部侍郎，浙江乌程(今湖州)人。
按《剖肝录》的说法，温体仁是毛文龙的半个老乡，“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要为毛文龙讨加公道，所以弹劾袁崇焕。
其实，在言官制度健全的明朝，袁崇焕身上既然出现了这么多形迹可疑的举止，大家参奏他是最正常不过现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起到监督官员的作用，保证政府正常运作。
而按《鸥陂渔话》的说法，似乎是温体仁为了入阁而攻击和排挤自己的政敌韩爌钱龙锡，借袁崇焕发难。“考体仁当日。亟谋入相。所忌韩爌钱龙锡二辅臣。即札中所称蒲州华亭者是。故特借崇焕以挤去二人。而思攘其位至阻吾晋用云云。不觉真情毕露矣。”
而从《崇祯长编》可知，这个时期的温体仁正身处逆境，崇祯手上有多篇参他的奏疏，能保存自己就不错了，遑论入阁?!
认真分析起来，说温体仁想借参袁崇焕而攻击政敌以脱困境倒还说得过。
温体仁政治领悟力极高，能“因事图之，使其机自发而发”(《幸存录》)，议人论事，往往一矢中的。
这次弹劾袁崇焕，他着重在“东奴入犯。皆繇袁崇焕以五年灭奴欺皇上，而阴与华亭奸辅，临邑罪枢，密谋款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华亭”即钱龙锡之号，《鸥陂渔话》)上做文章。
读了他的奏章，崇祯再也坐不住了，不管京城的险情尚未完全解除，毅然决然传见袁崇焕。
召见的地点，依然是平台。
见了袁崇焕，崇祯劈头盖脸地问：“前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国榷》、《崇祯实录》、《崇祯遗录》、《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所记略同)
崇祯貌似简单的两句问话，其实所含的信息量非常庞大。
之前袁崇焕未经请示，不明不白地处死了毛文龙，大明帝国的朝野已掀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人都认定：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目的是为了议和。
也许是毛文龙坚定主战的意志会影响到议和的进程，必须除掉;也许杀毛文龙根本就是后金作为议和的条件。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就称“(袁崇焕)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皮岛诱文龙”(《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文龙东江》)
而《石匮书后集?毛文龙传》则记：“(袁崇焕)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与幕下士谋。乃上疏巡视海边诸岛。”
《国榷》也记：“而建虏以(文龙)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
不管怎样，“海上之血未干，奴酋之兵已到，已见关宁之备御是假，东江之牵制是真”(《辽海丹忠录》)。
而崇祯所说的“逗留”二字，则是对其在入援京城作战不力的直接指责。
当时，有人说“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有人说在“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有人说“满桂战不力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砲，及放砲，皆无钱粮者” 《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这些事，崇祯未必就信，但袁崇焕之不能尽力扞御、坐视淫掠，在崇祯看来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崇祯突如其来的质问，袁崇焕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既不能答，崇祯也就不再废话了，“著锦衣卫拏掷殿下。校尉十人，褫其朝服，杻押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明季北略》)
崇祯此举，实在过于情绪化了，遭到了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成基命的劝阻，其称“临敌易将，兵家所忌”，要求崇祯慎重考虑。
崇祯的回答却是：“势已至此，不得不然。”言语之间，充满了对袁崇焕的失望、怨愤、不满和不信任之情。
处理完袁崇焕，崇祯命满桂总理关宁兵马，与祖大寿、黑云龙、马世龙、施洪谟一同立功(《崇祯长编》卷二十九)。
崇祯没有料到，这么一来，就把祖大寿吓坏了。成基命“睨大寿心悸状”，再次顿首叩拜，请求崇祯慎重考虑，说：“敌在城下，非他时比。”(《国榷》)
无奈崇祯心意已决，无可更改，下旨晓谕各营士兵，云：“袁崇焕自任灭胡。今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远来入援。崇焕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骑充斥。百姓残伤。言之不胜痛悼。”(《国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