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荒”现象在北宋以前就已经存在，当时还没有“钱荒”这一术语且“钱荒”问题没有两宋时期严重。两税法用钱纳税，官府将钱币归集于官方，民间钱币很少发生钱荒现象而不得不改革币制。同样在宋仁宗期间，李觏、王安石也对当时的钱荒现象进行了描述：近几年来，钱币大量减少乃至虚竭，钱币在官方和民间流通。
但如今民间很少有贮藏钱币的，官方钱币也很少，上下都不见钱币;王安石提到官方令民间出钱买盐，王安石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当今耕种田地的人也没有钱，如今让他们出钱买盐他们也拿不出钱来，就会导致为了出钱买盐而卖田的问题。
一、对“钱荒”问题的研究贯穿于两宋货币思想演变的始终
宋神宗熙宁变法以后，凡是谈及钱荒者大都认为与王安石变法有关。张方平提到：本来东南六路灾荒问题已经很严重，官方民间都严重缺钱，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免疫法又要交纳钱币无疑加重了灾荒，对王安石变法导致钱荒加重的批评到宋哲宗年间仍有论及。
元祐五年，苏轼论及米价上涨，浙中难见钱，绍圣、元符年间，苏轼又提到广南的钱荒。到了南宋时期，钱荒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南宋初期，物价上涨严重需要更多的钱币来支付购买的需求，显得钱荒更加严重。
到了中期以后，纸币发行量巨大贬值严重，一部分人认为纸币贬值一部分原因是钱荒，铜钱是纸币发行的准备金、兑现纸币的必要准备，铜钱缺乏，纸币兑现无法实现导致纸币贬值。
当时的章如愚说道铜钱有外流盗铸的弊端，尽管有禁令严禁铜钱外流及盗铸但铜钱仍然在减少，钱荒越来越严重;叶适也提到纸币更便于携带，铜钱不便于携带，再加上纸币的的内在价值大大低于铜钱，铜钱遭到驱逐。
到了南宋后期，钱荒问题更有加重的趋势，纸币泛滥，钱荒导致物价很高，特别是近几年，民间感到疑惑，市场上也呈现出萧条的态势。袁燮在论及钱荒时提到：臣观察如今的州郡，大多是钱币和纸币都在发行流通，但是钱币却常常不够;因此得知纸币可以驱逐铜钱，而不是纸币和铜钱可以并行。
袁燮认为铜楮并行导致铜钱不足，铜钱和楮币是对立的，楮币的发行并不能弥补铜钱的不足之处，反而使铜钱越来越少。由于北宋和南宋时期钱荒问题一直存在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两宋时期一直存在着对于钱荒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应对钱荒问题的解决措施。
从以上北宋和南宋钱荒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北宋时期思想家大多将钱荒问题的产生归咎于官方的钱币收敛政策，而南宋时期思想家则将钱荒问题的产生归咎于纸币的驱逐，将铜钱缺乏与纸币的发行流通结合在一起。
二、两宋货币思想的演变与财政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
1.两宋时期的财政政策
两宋时期是被人们公认的“弱宋”时期，除了在对外军事战争中表现得软弱妥协外，还表现在两宋的财政上面。从北宋至南宋时期，财政收入呈增加的态势，其中作为基础税的两税收入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逐渐降低，工商税的税收比重上升、专卖收入包括盐酒茶醋矿收入不断增加。宋初，财政收入构成中各项收入结构较为简单，尚处于征服各方割据势力的阶段，国家根据财政收入决定财政支出，采取“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财政支出尚在财政收入的范围内。
到了宋仁宗时期，由于西夏对北宋用兵，北宋的财政支出处于迅速增加的状态，此时，统治者已经开始在田赋方面采取方田法数次均田以增加豪强地主隐藏的税赋，在专卖收入方面让林特、李溥改革茶法，在杂税印契税方面又增加了新的规定，规定按卖田的钱数为标准征收税。在商税方面，商税收入有增加的趋势，北宋至道年间时商税收入在400万贯，到宋仁宗时已经有1975万贯商税收入，是至道年间近五倍数之多。
到宋神宗时期，积贫积弱的局面更加严重，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在冗兵问题上裁减合并军队，在冗官问题上裁减合并州县，又在财政支出上减少了一大笔开支;在赋税方面开展方田均税法，在和买制度方面规定只在上三等户中进行;在差役方面推行免役法;针对和买制度的弊端而推行“免行钱”，将行户承担的和买实物转变为用现钱折纳。
经过王安石变法采取的一系列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这一时期财政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在商税方面，课外征收有所增加，有市易钱以及对商人运输粮食的车船征收“力胜税钱”。
但到宋徽宗时期，由于蔡京的执政，在继承原有的剥削方法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又创新出了新的增加税收的名目如支移与地里脚钱，折变同和买相结合更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程度，和买制度对地主的承担力度大大减小，和买制度不预支现钱，而是采用盐钞法，但是后来盐钞法又反复变化。
在商税方面，征收的商税又额外增收“一分增收税钱”，后来又有“三分增收税钱”以及“五分增收税钱”，最高时有“七分增收税钱”。通过蔡京的苛政使宋徽宗时期的财政收入较宋神宗时期增加了一倍。
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内忧外患的侵扰，军费开支巨大，再加上南宋的版图的缩小仅为北宋时期的三分之二，财政赤字严重，南宋统治者更加重了税收的征派。宋高宗绍兴二年时创立月桩钱，即令州县按月缴纳的为满足军队开支而征收的税，月桩钱任意摊派税额;绍兴六年时，创立新的征税名目“田赋预借”。
后来又征收“印契”预借;宋理宗景定五年实行经界推排法，规定人民有固定的地产，地产上有固定的税。两宋财政收入虽然经过统治者的各种名目征收数额不断增加，但财政支出较财政收入增加得更大，所以两宋时期基本上处于财政赤字局面。
两宋的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军事费用支出、向辽西夏金的纳贡支出、皇室官吏费用支出、行政费用支出及建筑工程费用支出。其中，军费支出和岁币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加，是导致两宋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宋初的财政支出不论是对外统一战争还是皇室支出是统治者能够控制的，财政收支处于平衡的局面。
但是从宋真宗澶渊之盟过后，一方面，辽每年向宋索取沉重的岁币，另一方面皇室开支及冗官冗兵费用的支出逐年增加，尤其是宋徽宗时期，蔡京的腐朽统治，使北宋时期财政支出有增无减。南宋时期又有金、元的侵扰，军费支出仍然占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财政负担更加沉重，除占很大比重的军费支出外，南宋农业的较快发展也离不开政府对水利发展的投入。
2.两宋财政政策的演变与货币思想的演变
从两宋财政收入中两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工商税所占比重上升这一过程来看，两宋时期重农抑商在两宋有所缓解，商品经济在发展，商人的经商活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在两宋货币思想中关于货币起源的认识中从由圣人创造货币到货币产生于商人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一变化来看，财政的变化中各种税收所占比例的变化在货币思想的演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从对钱荒问题的认识中，王安石变法前对钱荒的认识限于私铸、销毁铜器，王安石变法中提出的青苗法、免疫法、方田均税法中关系到货币的敛散，王安石变法后的钱荒问题认识中加上了王安石变法对钱荒的影响;从宋初的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到财政支出巨大，军费支出浩繁，南宋的统治者滥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来看，叶适对于钱荒的认识又增加了纸币驱逐金属货币这一点。
从货币流通渠道角度来看，张方平关于货币流通渠道的认识大抵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得出的，财政收入包括田赋收入、工商税收入、盐酒茶醋专卖收入以及其他杂税收入。
张方平分析货币的敛收渠道为民间上交的正税、官方榷茶、盐、酒所得，而财政支出则包括军事费用支出、缴纳岁币支出、皇室官员费用支出、行政支出，张方平分析货币的发散渠道为百官和军队的俸禄，夏秋买粮食和布帛的支出以及冶炼铸造钱币的费用支出，仅管关于货币的发散渠道仅涉及官吏俸禄行政支出，没有概括全面，但货币的发散渠道基本上是与财政支出的方面是一致的。
从两宋财政收支的发展过程来看，二者都有增加的趋势，但总体来说，支出大于收入，政府的从正常的税收、专卖等手段已经无法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发行纸币是迅速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所以纸币的发行数量是一直在大量增加的趋势。
从宋仁宗天圣元年的官办交子出现到宋哲宗元祐年间，交子贬值到10%，再到大观元年交子发行量较天圣元年增加40倍，纸币大量发行这一财政政策引发了通货膨胀现象，纸币贬值到恶性通货膨胀不仅引发了对于是否发行纸币的讨论而且引起了两宋思想家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关注，并相应地提出了多种应对纸币贬值的措施，这无疑也是与财政变化挂钩的。
北宋时期，中国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此后纸币在北宋和南宋时期统治者的货币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特有的纸币发行流通管理思想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思想内容渐趋丰富。交子最先出现于四川地区，四川地区流通的是铁钱，铁钱携带不便且官方规定铜钱以一当铁钱十，铁钱的实际价值与市场价值不符，这两点促成了交子的产生。
总结
到了宋神宗年间，由于西北方面的军事战争，官方将四川交子推广到陕西地区，但陕西地区发行的交子缺乏准备金，交子在陕西的通行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加重了财政负担。宋哲宗年，随着交子发行量增大，交子也随之贬值。
宋徽宗时期，交子朝着波动不稳定的方向发展，大关元年，蔡京将交子推广到陕西河东两路，河湟的军费开支都用纸币支付，交子的发行量大增，到了南宋时期，钱荒问题更加严重，铜钱的发行量日益减少，南宋统治者开始发行大量的纸币弥补铜钱减少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