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在位四十余年间，宋辽关系除了庆历年间因为西夏之事而稍有波动外，大体平稳，双方使节往来十分频繁，仅宋朝派遣的使辽正副使节，目前可考者就多达335人，为北宋澶渊之盟后各朝使辽人数及次数之最。
多数使节都严格遵循澶渊之盟所规定的邦交礼仪规范，受到双方一致赞扬，但其间也发生了一些引起纷争或歧义的事件，虽然并未引起宋辽之间剧烈的外交纷争，却在朝堂尤其是宋朝朝堂上掀起过轩然大波，引起朝臣之间的激烈争论，而涉事使臣的仕途多数因此被改变。
在对方看起来没有问题的言行，却在己方被视作大逆不道的大事件，凸显的是宋辽之间礼仪、文化、观念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
一、宋辽之间言语应对与饮酒礼仪
1.刘沆“闭门辞醉”事件
较早记载此事的是刘攽《中山诗话》：刘沆亦使虏，使凌压之。契丹馆伴客杜防曰：“有酒如渑，系行人而不住。”沆应声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
刘沆的四六应对，看起来很典雅，却是骂人。“契丹馆客”好意劝酒留客，既用典，又用同音(渑、绳)双关的四六句式显示出极高的汉语、汉文化、汉文学水平，而才思敏捷的刘沆也用同样的修辞方法回应，狄、笛同音双关且曲喻，却明显是在骂杜防身为汉人却做了夷狄。
2.饮酒礼仪不同造成文化冲突
这对一直想消灭华夷之别而以北朝自居的辽人，尤其是对居辽的汉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辽的馆伴，多是南面官，不少是燕云十六州出生的汉人，具备汉、契丹两种文化修养。
他们因为不得已而仕辽，却被讥讽为夷狄，并在这种欢宴场合因劝酒而受到宋人的讽刺挖苦，其心里自然很难接受。宋人时时强调华夷高低之别，而辽人却希望华夷可以平等，甚至取消华夷界限，这是宋辽之间经常出现礼仪摩擦的主要原因之一。
刘沆与“契丹馆客”的冲突是宋辽饮酒礼仪差异太大造成的：辽人不断劝酒是表示真诚热情招待客人，但对宋使而言，这种过度热情的敬酒带有强人所难的强迫性质，让人勉为其难。双方出于友好交往而饮酒，似乎都没有过错，结果却十分不愉快。
刘沆不过是拒绝饮酒，却引起辽人不满;宋人本不认为拒绝饮酒是什么大事，但为了表示对辽人的尊重，还是接受了辽使的投诉，降刘沆之职以表示惩处。
且在刘沆事件后，对宋辽使节在宴饮礼仪、言语应对上要求更加严格。但“毋得过饮”依旧是遵循宋人的饮酒礼仪，这是否能让好酒的辽人满意还值得商榷，而宋辽此后在饮酒礼仪上出现的问题仍然屡见不鲜。
二、诗歌的汉蕃语言尊卑问题
1.余靖“作蕃语诗”事件
余靖于庆历三年、四年两次出使辽，对契丹军事外交、社会制度、语言习俗了解颇深，甚至曾“作《契丹官仪》一篇，颇可与史传参证”。正因为如此，他在第三次出使时能够面对辽兴宗耶律宗真，于觥筹交错之际，用汉语与契丹语夹杂作七绝以祝寿。
从创作环境与速度看，余靖对契丹语的了解掌握已经达到相当熟练的水平，在当时堪称外交史上的奇人奇迹。
崇尚汉文化的辽兴宗耶律宗真就擅长汉诗词创作。而契丹语在当时只在辽流行，并非当时外交通用语，学习的人很少，能用契丹语创作汉语才有的七绝，更是凤毛麟角。
辽兴宗肯定没有料到余靖竟会契丹语而且能如此熟练创作，所以对他格外欣赏，为之开怀大笑，并如约畅饮，完全不像宋皇帝那样拘于君臣尊卑礼仪。
2.汉人眼中的汉藩语言的差别造成余靖被贬
但余靖却因为此诗在宋朝受到贬斥。余靖在宋、夏、辽之间的军事外交上作出巨大贡献，却因一首汉蕃夹杂的诗歌而被全部抹杀，不仅被贬谪吉州，甚至被夺官乡居六年。
没有文献说明这首契丹语诗歌为什么会引发贬谪乃至夺官这样严重的后果，似乎这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问题。语言本身原本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但在华夷不对等的观念中，语言也被无形中划分了等级。
辽人学汉语写汉诗汉文，是慕华向化的反应，被视作理所应当，而汉人学契丹语，则会被视作自轻自贱有损国格，属于严重犯罪。大多数人没有华夷语言平等的意识，无法接受汉人学习夷语的事实，本质上是宋人从心理文化上对契丹的歧视。
三、宋辽医疗医药观念之差异
1.王琪“遇疾狂乱”事件
王琪作为正使，在出使途中因生病而坐“肩舆”，享受了特殊待遇，钱晦对此显然有所不满，因此当契丹医生认为王琪所得的不是什么大病时，钱晦更认为王琪是故意装病以骗取特殊优待。
当契丹医生“饮以马溺”给王琪治病时，这当是契丹人给王琪治病的一种正常的方式，而钱晦特别指出来，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性的举措。
中医虽然也以童子尿入药，但契丹人用马尿却似乎等而下之。饮用马尿从宋人观念上讲，对堂堂宋使而言有侮辱或儿戏之嫌疑，因此辱没了宋使应有的光辉形象。
2.宋辽医务的文化差异
判断有无大病以及使用什么药物与治疗方式，宋辽无疑是有区别的，宋人站在“华”人优越的医疗观念角度看待契丹的医疗医药方式，感到有些匪夷所思而难以接受。钱晦就是利用这种心理，而又受到“执政者”指使，有意放大这个事件。
王琪带病出使，本以为回朝后会得到仁宗兑现三司使的许诺，却因钱晦的举报加上何郯的弹劾而被贬谪信州，颇有些冤枉。显然站在王琪立场，对其被贬充满同情。王琪受到诬陷是其被贬的原因之一，而宋辽医疗方式的不同是引起诬陷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宋辽帝王形象及君臣之间距离
1.韩综“劝彼主酒”事件
据此记载，并非韩综先“劝彼主酒”，而是“彼主”辽兴宗热情好客，念及韩亿、韩综父子相继使辽之情谊，主动要求韩综“宜酌我酒”，韩综才不失礼貌地率领五位同行使节一起敬酒。
从这个举动看，韩综很有使臣风范，应对辽君主的行为十分敏捷妥帖，并无任何失礼之处，不仅没有引起宋辽君臣关系恶化，反而缩短了宋辽君臣之间的外交距离。
2.宋辽君主及君臣认知差异
辽兴宗因为高兴而至于“离席酬之”这种非同寻常的举动，还表现出契丹君主对待臣下、外臣的态度，完全不同于中原帝王。辽君对宋臣这种非比寻常的亲近行为，应该是宋辽邦交上的一种臣子的殊荣，值得奖励，然而宋人却认为韩综此举是为国“生事”，因而降低了其官职。
何谓“生事”?宋人的“生事”不是指引起多大的外交纠纷，而是担心对方援引辽君臣之例而要求宋皇帝做同样的行为。
这个事件表明，宋、辽公众对帝王个人形象以及行为规范的标准不同：宋人认为帝王必须威严神圣不可亲近，而辽人崇尚帝王应该亲切热情、平易近人。华夷之别正体现在这些不同的帝王观念中。
中原帝王有更多的礼数限定，不能像辽帝王那样较为自由。即便在帝王的日常生活以及业余喜好上，宋、辽的方式都十分不同。
中原的君臣在尊卑制度上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的礼仪，绝不会逾越身份缩短距离，像契丹君主那样“大笑，遂为釂觞”“亲弹胡琴送酒”这样对待外臣的行为，在宋人看来简直是“君不君”，但是宋人没法惩治契丹君主，只好处罚宋人自己并无失礼之处的使节，使节成为观念差异下的牺牲品。
五、加尊号礼仪以及使节着装的内涵
1.吴奎“着窄衣见彼使”事件
至和二年夏四月，吴奎出使契丹，他没有按照契丹人的要求以“盛服”出席“盛礼”，二是降低礼服规格(“杀其礼”)、穿着“窄衣”到别处观礼，且不听契丹使节劝告更换衣服，违反契丹人的礼仪规定，引起契丹人的不满。
吴奎因契丹人的投诉而被降职为知寿州。吴奎显然是有意为之。他从内心上讲非常不愿意参加“契丹主家称号”的“盛礼”，因为“册尊号礼在程序上有着与即位典礼极为相似的格局。
2.宋辽加尊号及使节着装礼仪的差异
对宋臣而言，辽皇帝越尊崇意味着宋臣越卑下，所以参加这个典礼就意味着宋人对辽人的臣服加剧。但契丹人非要他参加不可，原因是澶渊之盟后宋辽是兄弟之国，因此，南使到北朝的礼节应该对等。
吴奎的观念中，朝贺是朝贡的使臣才有的姿态，按照中华传统的朝贡体系，辽可以朝贺宋，宋不应该朝贺辽，他无法接受双方如兄弟一般平等的关系。
辽人安排吴奎到典礼外围观礼，已经是退而求其次，但吴奎有意降低礼仪等级而穿“窄衣”观礼，不料遇到契丹接伴使，吴奎以契丹使戴“纱冠”而不戴“金冠”为由而找到“着窄衣”的借口。
宋辽双方的服饰都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尤其是在“盛礼”时，着装礼仪更为严格而不得有丝毫差错。尽管宋辽各自的章服制度不同，但“窄衣”显而易见不合“章服”要求，吴奎想用服饰表明宋人立场和姿态的心思被契丹人看穿，违反了契丹礼仪，成为吴奎以及副使郭逵被投诉被降职的重要原因。
总结
仔细解读这些事件，除了刘沆和吴奎是对北朝无礼造成被贬，其余皆是对北朝有礼甚至过于亲近，加强了双方友好关系，却都被宋朝视作“违礼”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
可知，宋朝的“有礼”是站在宋朝的立场、儒家礼仪文化的立场，其礼制礼数规定的是对辽朝有必要有分寸的节制与疏远，无论辽人如何亲近宋人，宋人都应该在不影响双方关系的情状下敬而远之，对辽人过分或过度亲近，便“违礼得罪”。
辽方尽管在某些方面汉化，但却仍然保持了契丹本民族的热情待客传统，其礼仪显然不像儒家礼仪的那么严肃严格，即便当着宋使，其君主也不会像宋朝君主那样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宋使不拘小节的行为与对契丹语言习俗的尊重，倒让他们感受到华夷平等和乐趣。
按照他们的礼仪文化标准，一些“违礼得罪”的宋使无疑是他们眼中最合格、最友好的使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