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李显非常看重当时被称作旁门左道的僧道之流。事实上，除了迦叶志忠、慧范、彭君卿之外，还有郑普思、第五英儿、叶静能、赵五娘、史崇玄之类的宗教人士相继得到了李显、韦氏的信任和重用，从而获得了自由出入宫禁的特权。也正因为如此，某些大臣甚至会攀附他们，企图借此飞黄腾达。比如，根据《旧唐书·卷九十二·列传第四十二·赵彦昭传》的记载，赵彦昭就把赵五娘当作自己的姑妈一样侍奉，又和赵五娘在朝政上互相扶持，继而得到了被韦氏提携的机会，并跻身庙堂当中：“赵彦昭者，甘州张掖人也……彦昭以女巫赵五娘左道乱常，托为诸姑，潜相影援。既因提挈，乃践台阶。”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大臣会和赵彦昭一样去攀附旁门左道，有的甚至还会专门针对李显重用旁门左道的行为而予以劝谏。
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唐纪二十四·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神龙元年乙巳》的记载，李显在刚刚复位的时候，李邕就因为他对郑普思、叶静能大加赏赐，就给他上了一道奏疏，奏疏当中这样说道：“《诗经》里面的三百篇诗文，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思想纯正。’如果真的有可以让人长生不老的神仙，那么，秦始皇和汉武帝早就找到了;如果佛祖真的可以帮人谋取福利，那么，梁武帝也早就如愿以偿了，怎么还轮得到陛下呢?此外，上古时期的尧、舜这两个首领之所以会成为历代帝王的典范，也只是因为他们努力地处理好所有的国家大事罢了。这样看来，陛下对郑普思、叶静能这样的僧道之流尊宠有加，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用处呢?!”但是，李邕的这番劝谏，就和其他大臣同样内容的劝谏一样，都没有被李显采纳：“夏，四月……庚戌，左拾遗李邕上疏，以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则秦始皇、汉武帝得之矣;佛能为人福利，则梁武帝得之矣。尧、舜所以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宠此属，何补于国!’上皆不听。”
如果说，李邕对李显的劝谏侧重于劝说他不要重用旁门左道，那么，李又对李显的劝谏就侧重于劝说他不要搞迷信活动。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唐纪二十四·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景龙元年丁未》的记载，由于发生了被古人视为天灾的日食现象，为了祈福消灾，李显就派遣使者分别到江、淮流域举行放生活动：“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是岁，上遣使者分道诣江、淮赎生。”李又对此表示反对，他上了一道奏疏，奏疏当中这样说道：“一直以来，江南各州的老百姓以捕鱼为生，他们卖鱼所获得的利润，也正是他们的生活来源。虽然朝廷举办的放生活动可以让鱼鳖虾蟹之类的低等动物也能享受到陛下的恩惠，却会因此导致陛下布施给天下人的恩惠不能让每个老百姓都享受到。这是为什么呢?且容我细细分析：天底下的江河湖海多得去了，它们生养的鱼鳖虾蟹绝对是捕捞不完的;可是，国库里的财物是有限的，很容易就会花得一干二净。如果朝廷用来赎买鱼鳖虾蟹的财物并不是很多，那么，神佛能看得上这么一点小钱么?那朝廷又能在这方面办成什么事情呢?如果朝廷用来赎买鱼鳖虾蟹的财物非常多，那么，国库就会发生入不敷出的情况，万一朝廷刚好赶上了需要用钱的时候，那就会捉襟见肘了。所以我认为，与其用国库的财物去拯救这些鱼鳖虾蟹，还不如拿出来实实在在地改善一下老百姓的生活!更何况，那些出卖鱼鳖虾蟹的商人只会关心自己的利益，根本就不会考虑其他的事情。如果他们每天依靠放生活动就能获得不少钱财，那么，他们捕鱼的次数就会一年比一年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陛下在什么时候赎买鱼鳖虾蟹再把它们放生，将来这些人都会百倍地努力捕捞鱼鳖虾蟹，那这样的放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陛下还不如收回那些用来举办放生活动的财物呢，这样还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省下来的财物又可以用在国家和老百姓真正需要用钱的地方，由此得到的福报将会超过放生活动所带来的福报。”需要注意的是，相关史料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李显是否采纳了李又的劝谏。不过，根据李显热衷于搞迷信活动的作风来看，他大概率没有采纳李又的劝谏：“中书舍人房子李又上疏谏曰：‘江南乡人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虽云雨之私有沾于末类;而生成之惠未洽于平人。何则?江湖之饶，生育无限，府库之用，支供易殚。费之若少，则所济何成!用之倘多，则常支有阙。在于拯物，岂若忧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视，钱刀日至，网罟年滋，施之一朝，营之百倍。未若回救赎之钱物，减贫无之徭赋，活国爱人，其福胜彼。’”
同样觉得李显浪费国库财物的，还有辛替否。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九·唐纪二十五·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下·景龙二年戊申》的记载，由于李显、韦氏以及各位公主喜欢到处营建佛寺，辛替否就上了一道奏疏对此表示反对，奏疏当中这样说道：“我听说上古时期的帝王设置官署，并不要求编制必须满员，只是要求当官的人一定要具备完美的操行，在家里的时候要保持清廉的节操，这样才能让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有节余，也能让老百姓的生计不会产生问题。可是，陛下对臣子的赏赐已经超过了制度所规定的百倍，增设的官吏员额又超越了制度所规定的十倍，以至于国家的金银财宝根本不能满足铸造官印的需求，国库里面的绢帛在收入上还赶不上陛下赏赐给臣子的支出。在这样的情况下，便有一些富商大贾可以通过出钱买官的方式享受到高官厚禄，也有一些旁门左道可以通过卖艺、占卜的方式占有大量的肥美良田。这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接下来，他话锋一转，把矛头指向了安乐公主：“臣知道公主是陛下最心爱的女儿，可是，臣还是想告诉陛下，她的日常用度已经超过了制度所规定的额度，而且，她平时也不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根本不考虑人心向背的问题。所以，臣很担心，长此以往，会让她曾经收获到的喜爱变成别人对她的憎恶，也会让她现在得到的福气变成将来的祸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平时肆无忌惮地劳民伤财，甚至抢夺老百姓的财产啊!陛下因为怜爱一个女儿就招来民怨、兵怨、官怨，这会导致驻守边疆的将士们不再愿意继续为朝廷尽心尽力，也会导致在朝为官的人不愿意继续为陛下尽忠尽责。一旦人心涣散，身边只剩下几个自己非常宠爱的人拥戴自己，那么，陛下还能依靠什么来治理国家呢!还请陛下一定要记得，一个皇帝能不能坐稳皇位，是要以老百姓的拥戴为基础的，这样的基础如果稳当牢固，国家也就可以长治久安，这样一来，陛下平时非常重视的夫妇之情、父女之情，也就可以得到长久的保全。”最后，他这样总结道：“如果兴建佛寺就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光是休养生息还不足以治理好国家，那么，殷、周以前的上古时期就应该是人间地狱，而且存在的时间都会相对短暂;与此同时，汉、魏以后的近代历史就应该是太平盛世，而且持续的时间都会相对长久。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此外，陛下在治理国家的时候，总是把当务之急当成不急之务，又把不急之务当成当务之急，这就犯了主次颠倒的错误;作为皇帝应该亲近的人都没有来到朝堂上，应该疏远的人都已经身居庙堂当中，这就犯了不辨忠奸的错误;陛下从来不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反而把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事情上面，过分地重视平民可以做的事情，同时轻视皇帝应该做的事情，这是犯了不务正业的错误。以上种种，都不是陛下可以犯的错误啊!就算陛下有着天大的本事，可以把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作为炭火，然后像冶炼铜铁一样创造出所有的生物，继而役使那些不用吃饭穿衣的人为自己服务，恐怕还是无法满足陛下平时骄奢淫逸的生活所需要的支出，更何况陛下所依靠的只能是那些天生地养、经过风雨滋润才能生成的生物呢!更需要注意的是，万一发生什么战乱，被朝廷供养的那些和尚并不能拿起刀枪保卫国家，护卫皇帝;或者再发生点什么自然灾害，四处林立的寺庙佛塔也不能消弭灾害，解决饥荒。由此种种，臣才会对陛下广建佛寺的行为感到非常得痛惜!”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这番长篇大论说得在情在理。问题在于，在他个人的本传当中，这道奏疏的内容其实就像老太太的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引经据典的句子非常多，而这些句子都是可有可无的废话。因此，当编撰《资治通鉴》的史官在引用这篇奏疏的时候是对它有所删减的。可是，即便如此，这篇经过删减的奏疏依然看起来非常冗长。而李显一看到这种显摆自己读书很多的奏疏就非常头疼，便看都懒得去看，更别说是对它做出批示了：“秋，七月……上及皇后、公主多营佛寺。左拾遗京兆辛替否上疏谏，略曰：‘臣闻古之建官，员不必备，士有完行，家有廉节，朝廷有馀俸，百姓有馀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赏，十倍增官，金银不供其印，束帛不充于锡，遂使富商豪贾，居尽缨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公主，陛下之爱女，然而用不合于古义，行不根于人心，将恐变爱成憎，翻福为祸。何者?竭人之力，费人之财，夺人之家;爱数子而取三怨，使边疆之士不尽力，朝廷之士不尽忠，人之散矣，独持所爱，何所恃乎!君以人为本，本固则邦宁，邦宁则陛下之夫妇母子长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为理体，养人不足经邦，则殷、周已往皆暗乱，汉、魏已降皆圣明，殷、周已往为不长，汉、魏已降为不短矣。陛下缓其所急，急其所缓，亲未来而疏见在，失真实而冀虚无，重俗人之为，轻天子之业，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以铜，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犹尚不给，况资于天生地养，风动雨润，而后得之乎!一旦风尘再扰，霜雹荐臻，沙弥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饥馑，臣窃惜之。’疏奏，不省。”
不过，李显对辛替否的奏疏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也不完全是因为辛替否废话太多的缘故。在这之前，吕元泰就上了一道言简意赅的奏疏，奏疏当中这样说道：“现在的边境还没有安定下来，对这些地区的重点守卫也没有停止，士兵们因此常年承受着车马劳顿的辛苦，粮草、辎重的频繁运输，也消耗了不小的国力，占用了不少的民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陛下却还要广建佛寺，而且是长年累月地这么搞，再这样下去，将会导致国力、人力、财力被永无休止地消耗下去。想当年，上古时期的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等等这些圣人，都是凭着自身勤俭节约的作风，以及仁义道德的品质来创建基业，继而垂名后世的;倒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各个皇帝争相建造寺庙佛塔，结果这些王朝的内乱、灾祸一直没有断绝，大部分皇帝还死于非命，这都是因为他们对神佛的喜好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导致他们只知道互相攀比谁的生活更加奢侈浪费，进而导致老百姓因为承担的赋税过重而痛苦不堪，结果他们就被老天爷惩罚了。所以，我希望陛下能够收回用于营建寺庙佛塔的财物，然后用它们来加强边境地区的军事防务，从而让敌人不敢挑起事端，保证边境不会发生战争，还能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过上富足的日子。一旦陛下做成这样的功德，那可是连如来佛祖都比不上的!就算他对信众慈悲施舍，就算他生了一副认为众生平等的慈悲心肠，也不过如此罢了!”而对于这道意简言骇的奏疏，李显还是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秋，七月……甲午，清源尉吕元泰上疏，以为：‘边境未宁，镇戍不息，士卒困苦，转输疲弊，而营建佛寺，月广岁滋，劳人费财，无有穷极。昔黄帝、尧、舜、禹、汤、文、武惟以俭约仁义立德垂名，晋、宋以降，塔庙竞起，而丧乱相继，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愿回营造之资，充疆场之费，使烽燧永息，群生富庶，则如来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过于此?’疏奏，不省。”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李显、韦氏四处营建寺庙佛塔的行为，就连他们的自己人也是看不下去的。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九·唐纪二十五·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下·景龙三年己酉》的记载，由于有好几个派系同时掌控了朝廷的政务，再加上朝廷没有节制地任命官员，便导致了官僚系统的冗员泛滥成灾。于是，每到朝廷官员开门办公的日子，每个官署的办公地点都会挤满官员，几乎没有可以坐下来的地方，这样的现象也就因此被人们戏称为“三无坐处”，意思就是宰相、御史、员外官这三个高级官员都没有坐的地方了，更别说其他品级的官员了：“三月，戊午……时政出多门，滥官充溢，人以为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面对这样的情况，韦嗣立就上了一道奏疏，奏疏当中这样说道：“这几年以来，朝廷修建的寺庙佛塔实在太多了，而且，每家寺庙佛塔都在刻意地追求高大华丽的规模，于是，建造大一点的寺庙佛塔至少也要花费数十万钱、数百万钱，小一点的起码也要三五万钱，不需要仔细算都知道，这些寺庙佛塔的建造费用也达到了了数千万钱。此外，为了建造这些寺庙佛塔，频繁征用的民夫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那就难免让老百姓陷入了疲劳、穷困的处境里面，以至于他们怨声载道。可是，佛陀创立教派，是为了让佛法深入人心，哪里是为了让信众大兴土木、雕梁画柱地建造寺庙佛塔，并争相攀比寺庙佛塔的壮观华丽作为夸耀的资本呢!如果以后出现水旱灾害，或者敌国在边境挑起战争，这些和尚、庙宇就算多得像天上的云朵一样，对赈灾杀敌又有什么用处呢!其次，有封户的王公贵族实在是太多了，臣昨天刚刚问过户部，户部说，现在已经有六十多万成丁需要向这些王公贵族交纳税赋，按照每个成丁一年需要纳绢两匹的规定来计算，这些成丁每年一共需要纳绢一百二十多万匹。可是，就在不久之前，臣还在太府寺工作的时候，计算出每年收入国库的庸绢最多不会超过一百万匹，有的时候甚至只有六七十万匹，这样看来，比起那些有封户的王公贵族来说，国库的收入实在是太少了，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要知道，只有立下如性命一般重大的功劳，才有资格得到封户。记得刚刚开国的时候，有封户的王公贵族还不到一百家，而今天这个时代却已经有数百家王公贵族享受着食实封的待遇。这样一来，国家每年得到的租赋，竟然有绝大部分成了王公贵族的私人财产，而这些人在拥有了更为富余的财物之后，只会在生活上变得更加骄奢淫逸，一旦朝廷的物资出现储备不足的情况，这些人很有可能就会给朝廷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也就成了朝廷的心腹之患。这样看来，陛下用滥封爵位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岂不是一种重大的失策吗?此外，各家封户缴纳的租赋，通常是由各家的王公贵族自己派人去征收的，而这些前往封户之家征收租赋的奴仆，往往喜欢倚仗主人的权势，肆意凌辱、压迫当地的州县官吏，继而向他们勒索老百姓的财物，再把勒索到的物品拿去贩卖落入自己的腰包里面。这些奴仆就这样到处作烦、骚扰、驱使、压迫老百姓，让老百姓承受了他们不堪忍受的痛苦。因此，陛下不妨规定租赋必须由朝廷统一征收，再让有封户的王公贵族到国库的左藏库领取相应的物资，这样反而要比他们自行向封户征收租赋好得多。再其次，陛下任命的员外官已经是正员官的好多倍，导致各个官署的属吏经常为敬奉长官的礼仪招待所困扰，蓄积在官府仓库当中的物资也被越来越宠大的官俸开支消耗殆尽，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最后，我还要说一点，这几年以来，朝廷在任命刺史、县令的时候，都没有对人选进行慎重地选择把关，总是把犯有过失或者声望不高的京官派到地方就任刺史、县令，吏部在选任地方官的时候，也总是将老朽昏聩、文笔不行的人补授为刺史、县令。可是，陛下让这样的人去地方治理老百姓，那还能指望天下人去遵循圣人的教化吗?所以我希望，从今以后，朝廷在任命三省、两台以及五品以上的官员的时候，一定要先从各州县的刺史、县令当中选拔，这样的话，国家才能实现清朗的治政风气。”可以说，韦嗣立的做法和其他劝谏李显的官员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他还是李显的自己人，他的奏疏也就更显得更为真诚一些。可惜的是，李显同样没有采纳他这一番非常中肯的建议：“韦嗣立上疏，以为：‘比者造寺极多，务取崇丽，大则用钱百数十万，小则三五万，无虑所费千万以上，人力劳弊，怨嗟盈路。佛之为数，要在降伏身心，岂雕画土木，相夸壮丽!万一水旱为灾，戎狄构患，虽龙象如云，将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问户部，云用六十馀万丁;一丁绢两匹，凡百二十馀万匹。臣顷在太府，每岁庸绢，多不过百万，少则六七十万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勋，始可分茅胙土。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逾百数;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有馀，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忧危，制国之方，岂谓为得!封户之物，诸家自征，僮仆依势，陵轹州县，多索裹头，转行贸易，烦扰驱迫，不胜其苦。不若悉计丁输之太府，使封家于左藏受之，于事为愈。又，员外置官，数倍正阙，曹署典吏，困于祗承，府库仓储，竭于资奉。又，刺史、县令，近年以来，不存简择，京官有犯及声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选人，衰耄无手笔者方补县令。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应除三省、两台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于刺史、县令中选用，则天下理矣。’上弗听。”
这样看下来，以上奏疏都可以称得上是“劝谏君王言语切”，更显得李显就是一个不知民间疾苦的昏君。问题在于，它们就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吗?而李显对它们置之不理的态度，真的是完全没有缘故、没有道理的吗?答案都是否定的。结合其他史料的记载来看，这些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