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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把安化的春天带到京城和世界

大宋边疆的以茶易马,是屈辱的宋王朝聊以自慰的一笔合算生意。

并非生活必需品的一片树叶,换取关乎国力的马匹和财富,金朝左右思索都觉得吃亏,认为这是一场“费国用以资敌”的贸易,金朝两度禁茶,却收效其微,喝茶的嗜好早已深入人心,面对宋朝显而易见的羁縻政策,无计可施,只能开互市榷场,以马匹置换茶叶,继续这场吃亏的生意。茶叶,在宋朝时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

彼时的梅山峒蛮,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山中漫山遍野的茶叶,在万里之外竟然如此值钱。宋朝开梅山,与其说是为了征服“峒蛮”,不如说是为了换取让自身苟安的那一片茶叶。

开梅山前,安化茶就已经走在其走向世界的崎岖路上;开梅山,则让那条崎岖路加速通向了通途。                撰文/本报记者唐兵兵

开梅山,由专门的“茶商军”押运茶叶

澶渊之盟、庆历和议之后,边疆无战事。

与中原王朝对抗数百年的梅山,终于在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正式纳入宋王朝的版图,设置安化、新化两县,安化属于潭州管辖,新化隶属于邵阳府。新置的安化县,在潭州府的十二个县中,排在第三位,仅次于长沙、衡山。

开梅山后的安化县,茶叶一时成为“硬通货”。朝廷在安化设置博易场,所谓的博易场,就是以物易物的市场。官方以丝布、盐铁和粮食与当地百姓交换茶叶和土产。为了鼓励农户采茶,甚至可以先行赊易货物,用来年的新茶偿付。收集的茶叶由专门的军队押运边疆的榷场,换回马匹和财富,这种押运茶叶的军队被称作“茶商军”。山高路远,也有专门抢劫茶叶的“茶盗”,著名的诗人辛弃疾就曾经率兵打击过湖南境内的茶盗。

以茶易马的交易并没有让宋朝真正强大起来。反倒是爱喝奶茶的蒙古人用熬奶茶的渣子喂饱了马,一路南下,1279年,彻底消灭了南宋的流亡政权,建立起空前强大的元朝。

强大的元朝,不再需要以茶易马来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因为大部分的产马地,都被它纳入统治范围。于是,宋代力推的茶马法被茶引法取代,边疆各族买茶与内地一致,由茶商交钱买引(茶商缴纳税后由官府发放的茶叶运销凭证),凭引与茶户交易茶叶。

强大而短暂的元朝,茶叶“出口转内销”,以牛羊肉、酥酪为食的蒙古人更喜欢味重的安化黑茶。安化茶叶在元朝有明显的发展,安化罗氏的先祖在元朝时迁入安化,专门种植茶叶,而“当北宋起疆之初,茶犹力而求诸野”。

开辟茶园,人工种植,意味着安化茶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安化黑茶:从贡茶到官茶

云雾缭绕中,我们去往仙溪镇寻找制茶大师向远幸——四保贡茶的非遗传承人。向远幸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承包了仙溪镇红旗茶场,彼时,是安化茶叶的低谷,退耕还林,是那时茶山的归宿。

老人对此的解释是,爱茶,祖祖辈辈都是做茶的,舍不下。2004年,安化准备重振黑茶,召开茶叶座谈会,向远幸,是前乡(安化东部俗称前乡,西部俗称后乡)唯一的代表,那时,安化坚持做茶的人已经很少。

向远幸儿时就听父亲说起,自己的祖辈是做贡茶的,这更像一个传说,遥远而虚无,他只知道祖辈做茶,手艺不能丢掉。

2009年,安化县茶叶协会会长吴章安在北京晋商博物馆看到一本《大桥保贡茶册》,无意中看到生产贡茶名单里有诸多向姓,于是拍了照,找到向远幸。向核对自己的族谱,发现那些人就是自己的先祖,名单里同治年间的贡茶制茶人向逢春,是向远幸的五代祖。

后来,向远幸的儿子向凤龙专门跑了一趟北京,好不容易把这本书复印了一份,祖辈们的贡茶往事变得清晰可感起来,“大桥、仙溪、龙溪、九渡水四保每年遵纳贡茶三十三斤,向系简姚李陶四行承办……咸丰元年又八月二十日行”。贡茶的体例、茶农的纠纷、官员的政令都记录在册,这本册子坚定了向凤龙坚持做茶的决心。清晰的谱系名单,赋予向远幸和向凤龙的,是传承贡茶的责任。

仙溪在芙蓉山山麓,一阵雨后,云升雾起。明初的安化贡茶产地最终选择了芙蓉山麓东南面的仙溪、大桥、龙溪、九渡水四保(圳上保也承担一定的任务),或许也因为这种雨后的仙境般的场景吧。

贡茶的荣光已不再,却不难想象数百年前,也是这样的云雾缭绕的仙溪。春天里最新鲜的茶叶,由“精洁好手”炒制“御茶芽二十二斤”,庄重封好,一场盛大的进贡仪式后快马加鞭沿着驿路到长沙,再从长沙一路北上,到达京城。不知道坐在龙椅上的皇帝是否在茶里品出了安化的春天。

贡茶是安化茶叶的荣光,安化茶叶的辉煌却需要黑茶来书写。

公元1397年,安庆公主的丈夫欧阳伦,私贩10万斤安化茶到甘肃,后被边关查到,报奏朝廷,这让朱元璋愤怒不已,将其处死。朱元璋的大义灭亲,也没能阻止茶商不顾生命危险走私安化黑茶。

明朝极度缺战马,以茶易马能够解决明朝的这个问题。所以,明初,对于茶叶的控制极为严格,政府完全垄断的茶马互市,也意味着中间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激励着民间的商人。茶叶走私屡禁不止,而价格低廉又符合少数民族口味的湖茶,成为走私最佳选择。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御史李楠以安化茶(私茶)妨碍茶法马政为由,上奏禁运。御史徐侨同时奏称:“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茶多而值下,湖南之行,无碍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最终户部裁定,报请皇帝批准:“西北引茶,以川为主,湖南为辅”。从此安化黑茶正式被定为官茶,作为辅助的安化黑茶很快后来居上,取代了运输不便、产量不足的川茶和汉茶。明末清初时,西北易马和奖赏番族的茶叶基本上都是湖茶,也就是安化黑茶。

“统购统销”的官茶时代,对于安化黑茶来说,并非是好事,失去定价权,完全是一场不平等的交易。

晋商的到来开启安化黑茶全新篇章

安化,在等待一群人的到来,他们来自遥远的晋中,将与安化共同书写商业和交通的传奇。

当安化人正在为价格低微的官茶而奔忙时,晋中的那群人正成群结队唱着凄凉的《走西口》走向长城边,在开放的边贸互市与蒙古人、正在崛起的女真人进行交易,并与女真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完成原始财富积累同时,也积累了政治资本。当女真崛起,入主中原,他们成为“皇商”,以清廷的名义垄断了北京经张家口到库伦一线的贸易事务。

1728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界约》,使恰克图成为俄商来华之路上的一个新的据点。在恰克图开市之初,当时已经垄断了中国西部地区商贸的山西晋商早就纷纷前来开办分号,最繁荣时多达120家。

万里茶道早已被晋商贯通,安化,只等他们到来。

关于晋商何时到安化办茶,有多种说法,有的人认为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福建的茶道受阻,晋商转道安化。而不少安化当地的学者,认为万里茶路就是始于安化,晋商来安化办茶早于福建,重要的物证是一口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铸造的古茶盅。《行商遗要》手抄本的记载,嘉庆年间(1796—1820年)晋商入安化采办茶叶。也有人认为,晋商在明朝中期就已经来到安化采办茶叶,爱冒险的晋商,或许真不会错过走私安化黑茶的机会。

不管哪种说法,可以肯定的是,晋商的到来,开启了安化黑茶的全新篇章。

晋商来到安化,一条新的、蜿蜒万里的茶道也就自然展开。

安化茶叶运往西北和西亚的路线,历史上曾经有四条,主要的那条是北上汉江,到距离襄阳北80公里的老河口,转行汉江的支流丹江,在陕南的丹凤县龙驹寨上岸,用骡马运往安康,一直西行到距离西安以北200多公里的泾阳压砖,再从泾阳启程往兰州运往西北数省。

晋商的加入,除经襄阳西去、在兰州集散的西线茶路,还开辟了经襄阳北上太原集散的东线茶路。东线茶路,在太原集散,东出张家口,或西出杀虎口,去往乌兰巴托,一直到恰克图。

晋商在两湖地区投资茶叶种植加工,茶叶种植、加工、运输、储存所需的工具、包装材料等都就地取材,使得生产成本降低,在当地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中俄之间通过“万里茶道”进行的茶叶贸易在1920年代达到顶峰。然而,随着水路通商口岸的开放,俄商自主入华采买茶叶、并且自行压制茶砖,晋商在与俄商的竞争中逐渐失势,中蒙间最大的茶叶贸易商号大盛魁黯然关张,万里茶道彻底衰落。即便如此,在民国时,安化依旧有近百家晋商茶号。

230亿的安化黑茶新姿态

安化黑茶万里茶道的辉煌落下帷幕,中国陷入长时间的战乱,安化茶人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踽踽独行、摸索。曾留学日本、回到安化创办了“湖南茶事试验场”的彭先泽,冒着战火开辟“抗战茶道”,惨淡经营十余年。

上世纪计划经济时期曾让安化黑茶业昙花一现,但终于没有抵挡住市场经济的冲击,陷入低迷。

向远幸见证了茶叶“农业学大寨”、“社社有茶厂,大队有茶场,小队有茶园”的疯狂扩张,也见证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退耕还林、毁掉茶园植树的悲壮。他在低谷中坚守六年,终于等来了安化黑茶的又一个春天。

2005年,算得上是黑茶的一个转折点,那一年,两篓安化第二茶厂生产的“53天尖”登上《鉴宝》栏目,专家鉴定评估每一篓48万元的天价。同年,来自云南的马帮走上北京街头,是茶界著名的“马帮进京”。

向远幸明显感觉到黑毛茶的价格飞涨,前一年一毛钱一斤,那一年就到1块钱一斤了。

安化县政府也敏锐地感受到了安化黑茶的新机遇,喊出了“安化黑茶,世界独有”的口号,大力扶持茶企,那些蛰伏的茶人们,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2007年安化茶叶黑茶产业综合产值只有0.9亿元,2021年,达到230亿元。

古道已荒芜,安化黑茶却以新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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