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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成才能与为人应并无大问题,其居于配角应另有其因

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做了皇帝,六月一日,以李世民为尚书令,七日,立李建成为太子。从这个过程看,可能是李渊为了实现其“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的诺言,先欲立李世民为太子,因李世民“拜且辞”,故而改为尚书令,所以,7天后才立李建成为太子,是合情合理的。

“拜且辞”,决非李世民的本意。其所以如此,首先,是嫡长子继承制已成为传统,唐初的史学家批评隋文帝说:“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这就是说,隋文帝更换太子导致杨勇、杨广兄弟不和,最后形成大祸。这一点,高祖绝不会忘记。高祖刚死不久,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要看《起居注》和《国史》,最后又要史官按他的意思修撰《实录》,主要也是害怕史官如实记载他杀兄夺嫡之过。

宋代史学家范祖禹也说:“立子以长,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众,古之道也。”由此可见,被视为“古之道”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早已深入人心。况且,这时李建成已取得了“世子”的称谓,实际上就是预备太子。因此,李世民在自己的条件还不是十分优于其兄时,自然不敢轻易去做太子。

其次,是因为李渊虽然做了皇帝,但其势力范围仅限于汾水流域和渭水流域。就这样一些局部地区,汾水流域还受到刘武周和突的威胁,渭水流域也随时有被薛仁杲进攻的可能。这就是说,高祖的地位还不巩固,还没有被视为是全国的皇帝。皇帝的地位如此,太子的地位当然也不像后来那样重要。

同时,削平群雄、统一全国,必须继续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力量,壮大自己,正可为最后夺取太子地位创造条件。颇有政治眼光的李世民,绝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从高祖方面来说,既然仅有局部地区,距离做全国的皇帝当然还任重道远,还需要建成、世民共同拼命出力,还不能明显地偏袒一方。因此,高祖按照古代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在李世民“拜且辞”以后,立李建成为太子是可以理解的。这时,李世民也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再者,从太原起兵到夺取长安,李建成也同样战功卓著,甚至高于李世民。

李世民

李世民既非嫡长子,也不具备凭实力、依功劳而为太子的条件。这一点,最为重要。

在统一战争中,李建成处于配角地位是否与其为人及其才能有关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在各种古籍中,对李建成的看法多有偏见。《旧唐书》作者说“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又说:“建成、元吉,实为二凶。”《新唐书》作者说:他“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政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司马光也认为他是“庸劣”之辈。这些评论,都是受了许敬宗奉命修撰武德、贞观实录的影响,实际上李建成并非无德无才的“庸劣”之辈。

大业十三年(617年)六月,李渊决定进攻西河(今山西汾阳),命建成、世民率军攻取。他们二人共同表态说:“儿等早蒙弘训,禀教义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家国之事,忠孝在焉。故从严令,事须称旨。如或有违,请先军法。”

他们这样说,是因为当时“义师初会,未经讲阅,大郎等虑其不攻,以军法为言。”在行军途中,建成、世民,“一同义士,等其甘苦,齐其休息。风尘警急,身即前行。”军纪也非常严明,严禁军士扰乱百姓,结果是人心所向,“将士见而感悦,人百其勇。”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与士卒同甘共苦,而且又奋勇前进,最后攻取西河。这样有志气,有信心取得胜利,而且又表现出智勇兼备的将军,和“庸劣”的含义显然格格不入。

李渊

大业十三年(617年)十月,李渊大军兵临长安城下。根据安排,李建成所部负责从东、南两面攻城,李世民所部负责从西、北两面攻城。

十一月九日,军头雷永吉等从景风门附近登城,突入城内。景风门是皇城东门,属于李建成部的进攻范围。非常明显,在攻取长安时,李建成的军队虽然少于李世民,但却取得破城的首功。如果说在指挥作战方面李建成决不亚于李世民,是有根据的。

武德元年(618年)正月,李渊以唐王的身份命“世子建成为抚宁大将军,东讨元帅,太宗为副,总兵七万,地东都。”另有记载说:“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余万人救东都。”二者的记载虽然不同,但都可以说明建成与世民在军事上的地位相当,甚至建成还高于世民。这足以说明,从太原起兵到攻克长安,李建成的军事建树相当可观。如果他连吃败仗或屡攻不克,这时是不可能再被重用的。

镇压刘黑闼起义,李建成也相当卖力。当时,建成与世民的矛盾已经明显,所以,他接受王珪与魏征的建议,请求去平刘黑闼。正好是刘黑闼又借兵于突厥,卷土重来,连胜唐军淮阳王道玄、原国公史万宝所部以后,李元吉也招架不住的时候。

李建成“督兵进讨,频战大捷”。最后,穷追猛打,迫使刘黑闼走投无路,彻底失败。在这次作战中,李建成对“获俘皆抚遺之,百姓欣悦。贼惧,夜奔,兵追战。黑闳众犹盛,乃纵囚使相告曰:‘褫而甲还乡里,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禽黑闼。”李建成对刘黑闼,既有军事镇压,也有政治上的分化瓦解,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能够取得胜利,正反映了李建成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

许敬宗

关于李建成的政治、军事才能,决不仅表现在这些方面。由于玄武门之变中的失败,他的所作所为被史书所歪曲或掩盖者必然不少。根据许敬宗褒世民贬建成的原则,李建成的功绩与才能是不可能被史书全面记载的。

同样的道理,李建成的为人也需要认真考虑。李建成刚做了太子,万年县法曹孙伏伽就向高祖建议:“臣闻性相近而习相远,以其所好相染故也。皇太子及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择而任之。但是无德义之人,家门不能邕睦,及好奢华驰骋,嫚游声色,不得使亲而近之。臣历观往古,下览近代,至于子孙不孝、兄弟离间,莫不为左右乱之。愿陛下选贤才,以为皇太子友,如此则克隆磐石,永固维城矣。”

高祖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勿庸置疑,高祖是要慎重选择李建成僚友的。

在建成的僚友中,太子詹事李纲与其不甚协调,但李纲对建成只是说:“日殿下饮酒过量,非养生之道。……不宜听受邪说,与朝廷生忿间。”至于“后太子寖狎亡赖猜间朝廷,纲频谏不见听”的记载,根据后来的事实,缺乏有力证据。

后来的事实是什么呢?应从魏征说起。魏征投唐后,被建成引为太子洗马,一直到玄武门之变,建成被杀,都是建成的重要僚友。魏征从政的主要特点,是善于进谏。贞观年间,他先后进谏二百余事。正因为如此,太宗把他当作一面镜子。这样的人,在建成身边,应当也多有进谏。但史书记载,他对建成的进谏仅有两次,一次是他和太子中允王建共同建议建成请求出师,去镇压刘黑闼起义,另一次是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矛盾激化时,他建议太子早日除去秦王,以致后来受到太宗的责备。

从进谏的内容看,都是政治、军事问题,未曾涉及建成的为人。

如果李建成确实“荒色嗜酒”,或是“押亡赖,猜间朝廷”,魏征绝不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从另一方面说,一些“亡赖”之徒也必然会和魏征这样的正直大臣发生冲突。这些内容,都未见于史册。即使是有些传闻,连古代的史学家也不敢相信。司马光说:“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识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既然是人们“莫能明也”的传闻,无疑是缺乏有力的证据。

由此可见,有关李建成为人方面的记载,既失之于笼统,也经不起推敲。这样一来,李建成在统一战争中处于配角地位的原因,就不能是他的为人与才能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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