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白起、张仪，三人身份各不相同，商鞅是改革家，白起是军事家，张仪是纵横家。尽管身份不同，但他们都为秦国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增强了秦国的内核竞争力，使其一举成为强国;白起长平一战，重挫赵国，使其元气大伤，加速了秦国的统一进程;张仪凭借自己的连横战略，出使六国，成功离间了六国关系，从而为秦国统一提供了战略方向。
但是，他们三人的结局，或者说，在那个激烈变动的时代，极少有人能保全自己，在时代的裹挟下，大多数人的结局都是惨淡收场。在此三人中，商鞅被车裂，白起被赐死，唯有张仪活着离开了秦国。
那么，张仪是有什么秘诀，还是商鞅和白起太笨?两者都有。
张仪为人所不齿的“优势”
张仪的确有着先天优势，就是他的“喉舌”，这也是纵横家的优势所在。但是张仪还有一点是别人少有的，那就是奸猾。
比如他去游说楚国时，就是使用了欺诈的手段破坏了齐楚同盟。张仪在秦国得到秦惠王的支持后，就开启了他的连横战略，而且在他的游说下，秦与魏、韩达成了连横。
公元前313年，秦国在中原地区已占有两个重要的进攻基地，一个是函谷关东北的曲沃，另一个是武关以东的“商於之地”。
“商於之地”是两个地方，商指商县，今河南淅川西南;於又称於中，在今河南西峡东，两地相邻，合称为“商於之地”。商於原本是楚地，被秦攻占，成为秦向中原进攻的战略要地。
张仪要推展“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策略，矛头自然指向了楚国。所以，当时的秦、韩、魏三国与齐、楚呈对峙之势，而楚国为此调动了大量军队来应对这个局势。
楚军向北围攻了曲沃和於中，并且在齐国的帮助下，拿下了曲沃，接着就要进攻商於之地。而秦惠王不仅想要战胜楚国，而且还想借此进一步夺取楚国的汉中地区。
张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使楚国的，还别说，他的一张嘴动一动，楚国就此衰落了。张仪对楚怀王说，秦王推崇楚王，最恨齐王，现在秦要伐齐，但楚、齐交好，如楚与齐断交，秦王愿献出六百里商於之地给楚国。
楚王果然答应了，待到楚与齐真正绝交后，楚王派人前去接受献地时，张仪却说只有六里地，还说楚王听错了。于是，楚王大怒，兴师进攻商於之地。
在这样重大的外交事件中，张仪竟然使用了如此卑劣的手段，可见其德行之所在。但是他的“缓兵之计”却为秦国赢得了充分的备战时间，使秦国在战前取得了优势。
秦国派出三路大军，即东、西、中，其中的中路军在丹阳大败楚军，斩首八万，俘虏楚将七十多人，此后与西路军会合，攻取了楚汉中六百里地，设置汉中郡。楚王因失汉中又大怒了，再发大军袭秦，结果再次大败。
这是秦楚两国首次大规模的作战，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直接关系到秦、楚两国的兴衰。结果楚国在较量中败北，而秦国大获全胜，得汉中，使关中与巴、蜀连成一处，又延申到了中原，占有了重要据点，为此后进取中原提供了便利。同时，这也是张仪推行连横战略的重在成功。
所以，从中我们也感受到，张仪的确是有两把刷子的，但同时对他的不齿行为又倍感愤怒，由此产生对他有种爱恨交加的感觉。
而且张仪的不齿手段一直是他的惯用伎俩，在重大外交事件上是如此，在排挤同行时也是如此。比如，陈轸与张仪同朝为官，二人为争宠，互相诋毁。
张仪为了赶走陈轸，经常在秦惠王面前说他的坏话。陈轸因公事经常出访楚国，而楚王待他又不错，张仪就说他不忠于秦国，后来又诬陷他出卖秦国的情报。
陈轸为了自己的清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秦王辩解，而秦王也越来越看重张仪。在张仪强大的诋毁攻势下，陈轸最终还是离开了秦国。
秦惠王死后，张仪不受秦武王待见，再加之他人品不好，群臣为报复他，群起而攻之。张仪感到自己的小命不保，于是又心生一计，再次利用自己的“才智”诓骗了众人。
他对秦武王说，齐王恨他，他去哪国必有战事。如果他去了魏国，齐国必然兴兵伐魏，如此一来，秦国就可趁势攻韩，入三川，出函谷关，逼近周都，周天子必然向秦俯首，这样，秦王就可挟周天子以令诸侯，成就一代霸业。
秦武王信了，还派了三十辆兵车送他入魏，这样，张仪成功脱身秦国投靠了魏国。果然，他一到魏国，齐国随后就来了。魏王正在发愁，张仪却说他有退兵之计。
张仪在逃离秦国时，就派人入楚，又以楚臣的身份进入齐国，然后游说齐王。说齐国伐魏正中秦国下怀，同样把和秦王的话又说了一遍，齐王也觉得有道理，所以下令退兵。就这样，张仪在魏国又成为了相国。
由此，我们也看到，张仪作为纵横家，强于言辞，为人奸猾，善用奸计，司马迁说他是“倾危之士”，诸葛亮对纵横家也有看法，他们“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
所以，做纵横家风险很大，张仪的“奸猾”成为他逃离秦国的法宝。
商鞅死于“酷法”
在战国列国变法中，真正运用变法对本国产生深远历史影响的，就是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变法。
秦国因地理位置偏僻，很少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会盟，在诸侯国当中并不合群;同时，又因长期与戎狄杂处，在文化、制度和经济等方面都相对落后，所以，也一直被中原诸侯所轻视。
魏国在李悝变法后，国力猛增，向西推进，占领了秦之西河之地，这使秦国面临巨大的压力。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后，愤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想恢复秦穆公时代的霸业，遂向天下发布求贤令，商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秦国的。
商鞅在秦国先后实施了两次变法，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史记·商君列传》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层于私斗，乡邑大治。”
从上述这段话中，我们也发现商鞅变法重在法治，在法制的保障下，才有了上述的情形。而且，这段话描述的是民间生活，那么，秦国的宗室贵族对商鞅变法又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商鞅在秦推行改革二十年，最大的过失就是政令无法在宗室贵族里推行，因为商鞅的法治严重削弱了旧体制下贵族们的既得利益。
比如，变法有一条，实行“军功爵”制，有军功的人可以封爵，而宗室成员也要遵守这一条，没有军功就没有爵位，没有爵位也就没有封地、田宅，没有荣华富贵。
军功制废除了秦旧有的以血缘世袭的传统，改为以军功受爵，而且这一条还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环节。如果你是贵族，你会反对还是支持呢?没错，肯定是反对。
所以，在变法实施初期，国中“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反对者还挺多，就连秦国的太子公子也违反了法令，怎么处理呢?商鞅倒是铁面无私，太子不好处理，只能师傅来替了，于是，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给处理了。
所以，后来太子，也就是秦惠文王即位后，公子虔等贵族群起攻击商鞅，这其中有个人恩怨，但更多的是利益的争夺。
商鞅变法和商鞅之死，隐士赵良总结的也很到位。首先，他批评商鞅重法治，不重德行，将他与百里奚进行了比较。说百里奚兴国靠德政，而商鞅则是靠法治，施刑于民众，以严刑峻法去镇压百姓，这是积怨蓄祸。
赵良是个儒生，他认为道德教化对百姓的影响比法令更为深刻。所以，他把商鞅变法指责为旁门左道之术。尽客赵良的说法有偏颇，但也暴露出商鞅变法的弊端，那就是酷刑。比如，他对太子师傅的处理，先处以黥面，后来又割掉了他的鼻子，刑罚残忍。
其次，赵良还指出了他身上的问题，说他“知法犯法”。商鞅变法解散分封，收回贵族封地，使爵位与封土挂钩，而商鞅本人却占有十五座城的封地，这不是自己带头违法吗?
赵良认为，商法不能凌驾于人治之上，秦法的制度化，这是商法的一大弊端。商法的实施与执行完全是建立在秦孝公一人的支持之上，一旦情况有变，商鞅就有可能性命不保。所以，赵良劝商鞅，早点退还封地，辞职回家。
就在商鞅与赵良交谈的五个月后，秦孝公去世，随后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也就是变法之初因犯法被惩罚过的那位太子。
冤家路窄，该来的还是来了，很快以公子虔为代表的旧贵族势力，饱受商鞅镇压和惩罚的保守派，向商鞅发起了一系列反攻。
商鞅此时才想起逃离，为时已晚，最后被迫逃亡。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说他套到函谷关，想住店，结果没有“身份证”无法入住，因为在商法中规定，投宿而没有验证的，要遭连坐之罪。
之后，他又想逃到魏国，结果到了边境也被拒了，因为他曾经欺骗过魏国的公子卬而破大败魏师。最后，说他回到封地，只能造反了，结果被抓，处以车裂之刑。
如果商鞅如赵良所言，变法中途退出，虽保得一命，但秦之变法必败。所以，从秦国利益上来说，商鞅是秦的大功臣，而且在他死后，秦惠文王延续了他的改革，这也充分说明，他的变法对秦的重要性。但是，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好“刑名之学”，“酷法”也为他的死埋下了隐患。
白起死于内讧
白起在秦国的历史上战功赫赫，一生历经70多次，攻下大小城池百余座，被人称为“常胜将军”，他作战经验丰富，善于用兵，攻城略地，为秦国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就是这样一代名将最后没有战死沙场，却在了自己人手里，这不得不说是一场悲剧。他的死与秦王有关，与范雎也有关。
秦国当时由秦昭王当政，武有白起，文有范雎;白起对外能征善战，范雎则能把控大局，提出远交近攻的战略。原本秦国在此二人的作用下，可以加速称王的脚步，但在那谋略家辈出的年代，一不小心就会被忽悠，范雎就是个例子。
长平之战后，秦国没有继续攻打赵都邯郸，而是选择了停滞。至于为什么，都是谋士们搞的鬼。
赵国联合韩国，派苏代去秦国当说客，拉拢秦相范雎，而范雎出于个人利益接受了苏代的贿赂与劝说。
苏代的游说并不高明，他说秦国一旦攻下邯郸，那最风光的人肯定是白起，和你范雎没啥关系，功劳也肯定是白起的，到时，你只屈居白起之下，看人脸色行事。
范雎原本是个平民百姓出身，好不容易得到秦王的赏识，在秦国做了秦相之位，风光了一下，怎么轻易让人夺了风头呢，这种事儿是万万不能发生的。
于是，范雎就向秦王进言，要求停战，接受韩、赵的割地求和，秦王也同意了，但是这事儿却没有征求白起的意见，白起在前线士气正盛，一听要撤兵，眼前大好的局势就白白丢了，心有不甘。
后来得知出此下策的人是范雎，心中对范雎的怨气不打一处来，两人从此结下了怨气，而范雎在有意无意中做了赵国的“保护伞”。
公元前259年，秦昭王又想攻打邯郸了，此时白起生病在家，无法出征，于是改派了王陵，结果王陵一下就损失了五个营。
白起病愈后，秦昭王便叫他再去攻邯郸，白起提出了自己看法。他说长平之战秦军也损失惨重，其他诸侯对秦也充满敌意。如果再大举攻赵，各诸侯国必然派兵援助赵国，秦国很难取得胜利。更何况，秦军远征赵国，造成国内空虚，也很容易让人钻空子。所以，白起拒绝出战。
白起的话也有道理，也符合范雎远交近攻的战略，虽然范雎也认同，但范雎为了打压白起，在秦王面前又献了小人谗言，使得秦王对白起产生误会。
这样，秦王与白起，范雎与白起，都产生了隔阂，最后白起出局也就成了必然。所以，白起之死源于秦国内讧，而这种事情在那年月也是很正常的。
白起认为，他是穰侯魏冉的人，不受秦昭王信任，这也是造成白起人生悲剧的原因之一。与范雎相比，秦王更加信任范雎，因为范雎帮他加强了手中的权力，那些王亲贵族手中的大权都被回收了。
总之，商鞅、白起、张仪，三人之中，张仪能够逃脱，主要还是赢在了他的身份上，纵横家主要从事外交事务，常年奔走在各国之间进行游说，见得世面多了，认识得人多了，对各个诸侯国也相当了解。所以，他最后给魏王、秦王下个圈套，也符合纵横家的气质。这也是他个人社交能力的体现，绝对是个牛人。
至于，商鞅和白起，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为秦国着想，商鞅作为一个变革家是合格的，他没有因为个人利益选择中途退场，从而造就了秦国的霸业基础。而白起拒绝出征，也是站在秦国的现实基础之上的结论，但他们却都死于利益之争，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