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司马炎实在没有把皇位传给司马衷的道理：司马衷脑子不好使、媳妇泼辣凶悍，日后必定牝鸡司晨、天下大乱;司马炎儿子众多，不乏堪称出色的人物，比如司马允、司马乂......
但遗憾的是，除非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其他时候决策者看重的往往不是个人能力。领导者选定一个人，仅仅需要一个理由;而司马炎之所以挑选司马衷，起码能找到三个借口。
第一，对于司马炎而言，保住司马衷，就是保住自己的皇权法统。
终其一生，司马炎都面对着一个强大的政治对手，那就是他的亲弟弟司马攸。
司马昭有九个儿子，但最优秀的并不是嫡长子司马炎，而是嫡次子司马攸。史书称司马攸“少而岐嶷。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
简单来说，就是自幼聪慧过人，既性格温和、亲近贤才、乐善好施，又博学多才、精通文章，被视为当时的楷模。因此，司马攸的名声远远盖过了哥哥司马炎，也得到了爷爷司马懿的格外青睐。
因为司马师膝下无子，在司马懿的安排下，司马攸自小就被过继给了伯父。众所周知，司马师是司马懿的第一顺位接班人，如无意外，将来建立司马氏自家王朝的荣耀，极大概率会落在司马攸头上。
但人世无常。公元255年，司马师在平定毌丘俭、文钦之乱时旧伤复发、壮年早逝，司马攸年幼，为了安定局面、保住家族基业，司马师死前把权力交给了弟弟司马昭。
根据西周以来的传统宗法制，家族权力的传承应当遵从嫡长子优先权，也就是子承父业;此时司马氏重拾“兄终弟及”之制，可视作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司马昭本人也深知这一点，更何况司马攸说到底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且在士大夫群体中拥有不少拥护者，因此，司马昭每次见到司马攸，都会拍着自己的椅子说：“此桃符之座也”(桃符是司马攸的字)，摆出了一副要传位于司马攸的姿态。
当然了，这更像是一种姿态，毕竟司马攸在法理上是哥哥的儿子，司马昭内心更希望司马炎接班。随着夺储之争日渐白热化，司马炎、司马攸各有支持者，而最终贾充等人以“年龄居长，有人君之德”为由，帮助司马炎笑到了最后。
也就是说，司马炎获胜的一大理论依据，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毕竟从个人能力、声望而言，他比不上弟弟司马攸。因此，立储以长不以贤，就成了支撑他皇位的基本法理依据。
而在敲定下一代接班人时，司马炎父子的最大对手仍是司马攸。当时，由于司马衷的天资日渐被人诟病，朝廷中逐渐形成了两大派系，任凯、庾纯、张华、向秀等士大夫明确支持齐献王司马攸，贾充、杨骏等外戚一系则是司马衷的拥护者，朋党之风愈演愈烈。
对司马炎而言，自然不希望皇位落到弟弟手里;而如何抗衡呼声越来越高的司马攸?最有力的武器莫过于宗法制度。因此，即使他知道司马衷才能堪忧，他也不能废长立幼、另选司马允/司马乂等儿子，否则就等同于推翻“立储以长不以贤”的规则，形同给司马攸送上了助攻。
公元283年，为了保住司马衷的储君之位、断绝司马攸一系的念想，司马炎逼迫司马攸前往封地，后者愤恨交加、抱病上路，没多久吐血而死。
第二，太子不仅是太子，也是政治势力的代言人。
上一点提到过，贾充、杨骏等外戚是司马衷的支持者，这是典型的用脚投票。
东汉、三国以来，世家大族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司马家族成功篡魏，本质上就是司马氏联合贾、王等几大家族，夺取了曹家的政权。
以阴谋起家的，必然最戒备阴谋;靠着门阀世家篡位的，必然会防备世家门阀。对于如何保住家族的皇权，司马炎有一套自己的心得，除了大封藩王、拱卫中央外，他的另一招就是联合嫡系世家、形成利益共同体，为后代保驾护航。
而司马炎最信任的门第首推两家，一是自己皇后所在的弘农杨氏。他的原配皇后杨艳，杨艳死后，堂妹杨芷续弦，继续占据皇后之位。另一家就是贾氏。贾充这人可不得了，指使人当众杀掉魏帝曹髦的是他，帮助司马炎成为世子的也是他。
杨艳是司马衷的母亲，贾充是司马衷的老丈人。这就注定了司马衷的太子之位不可动摇。
第三，好圣孙。
因为孙子而替儿子加分的案例，在古代并不罕见。如明成祖因孙子朱瞻基的关系，刷掉了更像自己的儿子朱高煦、选择了肥胖残疾的朱高炽;传说雍正之所以脱颖而出，儿子弘历得到康熙的宠爱功不可没。
儿子多像妈，司马衷虽然智力堪忧，但谢才人却给他生了个聪明过人的儿子司马遹。在司马遹五岁时，皇宫内失火，司马炎登楼远望，但司马遹却拽着他的衣角将其拉到暗处。司马炎好奇询问原因，司马遹回答：“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
三更半夜、事出蹊跷，人君立于光亮之下，很容易成为靶子。年仅5岁就懂得这种高深的道理，这让司马炎大为惊异。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司马懿对司马遹越发青睐，甚至亲口赞扬他像自己的爷爷司马懿，还欣喜地感叹：“此儿当兴我家。”
也许这就是司马衷太子之位固若金汤的另一个原因。可惜的是，司马遹上演了一出《伤仲永》，自小聪慧，随着年纪渐长却行为乖张、性情暴戾，最终被贾南风害死，司马炎终究是看走了眼。
从理论上来说，司马炎挑选天资平平的儿子为接班人并非愚不可及，荒唐的齐桓公尚且能成为春秋首霸呢!但司马炎却犯下了致命错误：低估了矛盾重重的客观现实，高估了自己选定的辅政团队与藩王。因此，随着他死去，西晋迅速陷入了混乱，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