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亡于周，齐宗室除上述高纬欲奔突厥，绍义、长弼叛归突厥外，其余宗室大臣都降于周，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归长安，皆有封爵。
其后不从戮者散配西土，皆死边”。北齐宗室在北周的遭际或从反面表明，为何在中原政局动荡或王朝更迭之际，前朝宗室投归北方突厥并不鲜见。
隋代周而起，所以周宗室遂多变身为隋臣，大部分被除爵，死于隋初，文献所见并无前往突厥的记载。都蓝可汗时期，隋流人名杨钦，逃亡入突厥，假称“彭国公刘昶与宇文氏谋反，令大义公主发兵扰边”。
北周彭国公所娶宇文氏同大义公主一样，均为北周公主，杨钦谎称刘昶与其妻反隋，因派遣其来密告前朝与突厥和亲的大义公主，请突厥发兵侵扰隋朝边境，里应外合，都蓝相信并发兵骚扰隋朝。
隋遣长于外交斡旋的长孙晟前往突厥并索要杨钦，遭拒。但长孙晟通过贿赂突厥国人，找到了叛隋之中原流人杨钦，并进而报复鼓动突厥扰隋边境之大义公主，曝其与其从胡安遂加之丑事。
都蓝可汗怒而杀公主，并将杨钦等人交与长孙晟，钦等被带回隋朝。杨钦此人，正史并无出身记载，但应该不是简单的流人，无任何信物就可来到突厥王帐面见可敦，可见并非泛泛之辈，应该与隋上层或隋宗室有某种联系且仇视隋朝，
否则他作为一名流人，怎会有挑起突—隋战争的意图。
此类中原流人应不在少数，隋代北周之后，虽然很多北周的宗室大臣都成了隋的大臣，但是下场并不好，北周宗室对于隋仇视情绪比较大，上述配合刘昶扰隋边境之大义公主，就是北周亡国之前因和亲突厥而进入漠北的北周公主宇文氏。
归隋北周宗室一部分表面上为隋效力，但不乏暗中谋划反隋者;一部分当流入突厥，虽史无记载，但类似杨钦者，抑或有之。
甚或有借助突厥之力实现自己复国目的者。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杨钦乃隋所遣，以分化突厥势力，因此人到达突厥的时机和目的都太过巧合，史无详载，只能存疑。
早在西魏、东魏并立时期，西魏文帝(535—551)就曾求娶柔然主阿那瑰之长女郁久闾氏为后。到了北周与北齐对峙时期，北周延续西魏做法，拉拢突厥攻打北齐，意图通过与突厥联姻使双方达成更加紧密的合作，而突厥也想通过与中原政权上层联姻使自己强大。最早突厥曾向柔然求婚，但遭拒。
突厥转而“求婚於我(魏——引者注)。太祖许之以魏长乐公主妻之”。后期突厥与北周多次联姻，此处只介绍嫁到突厥的中原公主以及中原派往突厥的迎亲使、和亲使等。
此前北齐未有公主出嫁突厥，这可能也是在后期与北周对峙中导致其失败的外部原因之一。西魏长乐公主和亲突厥，突厥木杆可汗(即俟斤)同样欲以嫁女到中原的方式达成更加紧密的联姻关系。
周太祖(507—556)去世后，俟斤又“以他女许高祖，未及结纳，齐人亦遣求婚，俟斤贪其币厚，将悔之”。突厥在周与齐之间游移不定，北周朝议认为“魏氏昔与蠕蠕结婚，遂为齐人离贰，今者复恐改变，欲遣使结之”。
如果俟斤悔婚嫁女到北齐，那北周将与北齐在这场竞争中失去优势，北周武帝宇文邕新立，急需突厥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保定中(561—565)，北周武帝宇文邕诏“遣凉州刺史杨荐、武伯王庆等往结之，庆等至谕以信义，俟斤遂绝齐使而定婚焉”。
但俟斤之所以想悔婚除了贪图齐国财宝外，还与俟斤弟地头可汗阿史那库头暗中参与有很大的关系。库头居突厥东方，与齐通和，说服俟斤放弃与北周约定，还打算将北周使者送往北齐。杨荐知道后“乃正色责之，辞气慷慨，涕泗横流。
可汗惨然良久曰：‘幸无所疑，当共平东贼，然后发遣我女。’乃令荐先报命”。
一场战事就这样消弥于须臾之间，杨荐作为使者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向俟斤传达了北周对突厥和亲的重视及双方约定的重要性。
杨荐，字承略，秦郡宁夷人，是西魏旧臣。在北方还为柔然所控时就已经出使游牧政权，西魏大统元年(535)，“蠕蠕请和亲，周文遣荐与杨宽使，并结婚而还”，回来后进爵为侯。后又出使柔然纳币。
历史似乎在一遍遍重演，北周所面临的情况早在西魏时杨荐就已经历过了，当时柔然也曾在东魏与西魏之间摇摆。
周文帝遣杨荐前往柔然，荐“责其背惠食言，并论结婚之意，蠕蠕感悟，乃遣使随荐报命焉”，杨荐成功完成了出使柔然的任务。
之后，周文帝意欲东征东魏，恐柔然来袭，又派杨荐出使安抚柔然。故代表北周出使突厥之前，杨荐对出使北方游牧政权已经轻车熟路，在北周为臣，出使突厥，最终促成周—突之间顺利联姻。与杨荐一起出使突厥的王庆，字兴庆，太原祁人，也为西魏旧臣。
保定二年(562)曾成功出使吐谷浑，“与其分疆，仍论和好之事”。之前，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皇姑及皇世母被北齐掳走，齐派使者至玉璧(今山西省运城市)，请互市，北周欲借此让被掳走的皇姑及世母归国，因此与齐人多方交流。
后齐人礼送周之皇姑及世母归国，突厥听说此事后，认为周与齐交好，谋求联合攻打突厥，而此时北周与突厥正处于联姻阶段，
于是周遣王庆前往突厥说明此事，与突厥和好如初。
保定五年(565)，与宇文贵一起前往突厥迎亲，后因王庆在突厥以信义著称，北周遂频繁派遣其出使突厥。杨荐及王庆都可以算是北周重臣，此次出使对于北周来说意义重大，北周大臣入突厥与俟斤达成了婚约协定，使北周摆脱危机，北齐亦不再蠢蠢欲动。
周—突联姻后，北周遂联合突厥举国东伐北齐，对北周而言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出使活动。
但出使达成的协定并非一蹴而就，保定四年(564)，又纳币于突厥;保定五年(565)前，杨荐等人往返十余次才与突厥重修旧好。
但北周害怕突厥反复，又派朝臣窦毅，“以毅地兼勋戚，素有威重，乃命为使”，当窦毅到达突厥时，齐国使者也在，突厥此时仍然摇摆不定，“毅抗言正色，以大义责之，累旬乃定”。
保定五年(565)二月，为迎突厥可汗女，诏“陈公纯、大司徒宇文贵、神武公窦毅、南安公杨荐、武伯王庆备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宫以下一百二十人，至俟斤牙所迎后”。
宇文贵，字永贵，祖辈本昌黎大棘(今辽宁省锦州义县)人，后徙居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白城子一带)。宇文贵战功卓越，保定末年与其他使者往迎阿史那后，天和二年(567)至张掖时去世。
此次迎亲是西魏—北周第二次由重臣前往北方游牧政权，自此后，鲜有中原王朝主动前往北方民族地区迎亲。但当陈公纯等人到达俟斤牙帐时，俟斤又欲变卦，打算与齐交好，恰遇风雷遽变，吹翻牙帐，俟斤恐遭天谴，遂备礼送后。
天和三年(568)三月，周武帝接以亲迎之礼。此次北周迎亲耗费时间长，无数使者穿梭于中原与北方之间，表面上只是两国联姻，但背后却是双方乃至三方之间势力的纠葛与纷争，而中原去往突厥的使者肩负的不仅仅是完成和亲单一使命，
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南北乃至东西政权之间的争端。
中原与突厥的外交使者往来，早在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就已经开始了。西魏文帝元宝炬(535—551)派遣酒泉胡安诺槃陀出使突厥，与之后中原出使突厥的使者相比，此次出使者并非土著中原人，似乎也非达官显贵。
按《通鉴》载，此次实际上是时任西魏丞相宇文泰遣其前往突厥，以试探突厥的实力，了解和观察突厥的风土人情，此使者“酒泉胡”的身份足以说明，其自身或其祖上是来自西域的粟特人。
但正在崛兴中的突厥人仍视此胡人使者为中原政权西魏的代表，故其国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这一时期进入突厥的中原人数量不多，此时对突厥的了解还并不深入，官方或非官方人员大致对突厥尚保持试探和较为友好的态度。
综上而言，西魏至北齐—北周时期北上突厥的各类人员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中原上层及使者。
其中中原上层据身份又可分为宗室及大臣，从宗室来看，代表性人物如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和后主高纬都是在国亡之际投奔突厥。
按汉文文献的记载来看，史书称之北走突厥为“叛归”，但对于亡国之际的高绍义来说，避难于突厥，他自认并非叛逃，而是欲前往突厥借助其势力实现复国愿望，所以高绍义在投归突厥时，并没有不甘之情。
后主高纬与高绍义不同，在国亡之际，逃往突厥即仅为保全身家性命，作为一国之主，并没有选择死战;而中原上层中在国亡之际作为前朝大臣的斛律羡则与二者均有不同，其虽已经预料到了家族的悲剧，也思考过前往突厥避难的可能，但直到被杀都未实施。
中原上层对避难突厥的问题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
首先，对于身为中原前朝宗室的高绍义和高纬来说，亡国之际选择前往突厥避难，因中原根本没有容身之地，或为不得已之计;而对于“梦入”突厥的中原人斛律羡来说，当时尚未遭遇重大政治变动，故最终仅有想法而未成行。
另，当因受身份限制和观念影响，斛律羡最后也没前往突厥。在当时中原人观念中，华夷并不相容，这也是为何后主高纬想要前往突厥而其大臣都不认可的重要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高纬和高绍义作为北齐宗室，在国破家亡之际，反而未曾受限于华夷观念，可见对政治人物而言，在面临重大政治抉择之时，族属并非第一重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