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然而，我进行温故，绝非为了知新，更非为了为师，而是为了缅怀既厌恶又充实的中学时代，更是为了寻觅那份纯真。
闲暇之余，重新翻读了封藏已久的那篇气势磅礴的《曹刿论战》，不禁地被曹刿那为民请命的英雄气概，主动请缨的大局意识，那雄辩无双的游说口才与高超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深深地折服与感慨。”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更是于耳际萦绕不绝，荡气回肠。
曹刿论战的故事背景源于春秋时代，一直续接秦晋之好的齐鲁两国，或约为舅甥之国，或约为翁婿之国，两者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的土地与人口资源，由一名叫齐姜的水性杨花的贵族女子为战争的导火索，引发的军事冲突。虽然齐鲁两国均为西周建国第一批所封之国，鲁国分于周公姬旦之子伯禽，齐国分于开国功臣姜尚，但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故齐国国力一直遥遥领先居于一等诸侯国，而鲁国也沦落为二等侯国。当然地，这场战争按常理来说结果自然是齐胜而鲁败。
我泱泱中国历经几千载岁月与春秋之中，逐渐形成了”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习惯。这大概是内心不愿破坏圣贤智者在人们心中的完美形象。当然地，我也不例外，不愿毁掉所谓智者圣贤几千年来在人们脑海中固定下来的完美光环与形象。
但我们不由地会自问：军事家曹刿在回答鲁庄公时，说那句”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之时，究竟是怀着何种心情?或是在以少胜多的军事战争时的得意忘形之举?或是对这场以弱抗强的军事胜败的理性冷静的分析?或是由于军事手段不当的愧疚之感?或是在敌我力量严重不等的情况下，且要保全祖国的无奈之举?或许，这种心理只有曹刿他老人家自己明了。
然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疑惑：究竟是何种因素致使这场齐鲁间丝毫不具可比性的战争出现这样的戏剧化的转折?不仅我们疑惑，而且，几千年前亲临其境的鲁庄公亦有所疑惑不解，乃问：怎么可能战胜?曹刿回答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对于”夫战，勇气也。”我们自然可以理解。军事征伐必然是残忍血腥的，靠的就是勇气与士气。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报私仇尚且如此，更何况关系
自身生死与祖国命运的国恨家仇呢?
但我们会问：为何会出现敌方军士在事关生死的军阵中勇气的”彼竭我盈”的怪异现象呢?军事谋略家曹刿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当然此间之”三”绝不是具体的数字，乃是一个概数或约数，表示次数之多。看来军队士气的盛衰与击鼓的次数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要彻底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当然要对那个阶段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军事文化。在西周建国之初，西周以鲁国先祖周公姬旦与齐国先祖尚父姜太公为代表的统治上层，为了维护与巩固新生的西周政权以及客观上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建立并实行礼乐，宗法，封建与德治四位一体的全方位的，多层次的，综合性的措施。其中，礼乐文化与以德治国思想与理念在西周得到强有力的，甚至是膜拜式的推行，对脱胎于周朝并在时间上与西周相去较近的春秋时代的人们的影响异常深刻。礼乐文化与道德崇拜覆盖了当时的方方面面，如政治，祭祀，外交，军事等等，并成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支派着人们的日常生行为。换句话说，礼乐道德在当时已经成为军事战场上普遍遵循的规则。
战争规则之中有一条极为重要且常见的规则为”不鼓不战”，”不列不战”。然何为”不鼓不战”?即所谓”击鼓”不仅指挥己方军士排兵布阵与进军作战，亦或是意在己方做好战争准备后，知会对方，也是催促对方赶快列阵迎战，即犹如”战书”之意。军事战争要光明正大，绝不偷偷摸摸与鬼鬼祟祟。那又何为”不列不鼓”呢?即在自己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排列好军事阵列之前，即使己方在做好准备并排列军事阵列，必须事先击鼓通知，不能私自或擅自单方面开战，亦不能发起突然袭击。
这就是那个虽然充满战乱烽火的时代，也会令人如此心驰神往。就连冷血与残酷的战争依然是如此的遵守道德底线，如此的拥有贵族精神，如此的具有君子风范。
若是在战争之中用卑鄙的违反战争常规的手段，即使是大获全胜，依然是胜之不武。
在如此严峻的弱肉强食与倚强凌弱的”丛林”之中，不仅是二等侯国，还有三等侯国甚至是算不上列国的附庸之国，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才能在攻伐不断中生存与发展)与艰难的选择。该道德的光环光荣并骄傲地消失在历史尽头，还是该采取卑鄙的手段苟延残喘并痛苦地生存，这种”哈姆雷特式”问题摆在了各侯国面前。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毫不犹豫地采信了后一种，这表明了道德伦理在功利化的现实面前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如此的微不足道。
我们可以静心试想一下：1.二等侯国竟然面临着与鲁国一直联姻的一等侯国的猛烈凌厉的攻伐，况且当时齐国国君与鲁国国君要么是舅甥关系(表兄弟关系)，何况是那些与大国毫无血缘，血统与姻缘关系的关系国家，将会面临怎样的攻讨?2.身为二等侯国的鲁国，国力自然也不会太弱，但面对一等侯国的齐国的强势进攻，也必须无奈的钻战争常规的空子，耍阴谋诡计来获取军事胜利并求得生存，不知道那些国力较弱的三等侯国与附庸之国，怎样在狼烟四起的时代采取何种手段与措施来保全国家?3.况且鲁国一直被其他侯国誉为”礼乐之邦，文化之宗”，鲁国人民被浓厚的礼乐文化之风熏染，民风朴实厚道，积累下了信誉度。胡能够在战争中轻易地违反战争军事规则，出其不意地取得一次军事胜利。然而，那些平时就道德水准相对交差，国家风气浑浊的侯国是否还有如此幸运的机会与可能?
当然军事家曹刿如此，依然丝毫不影响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形象。因为曹刿这样做自有其不得已的无奈与难言之隐。更何况，这是非人道的战争，也是以弱抗强的军事战争，更是结果毫无悬念的军事征伐，作为弱势的一方该何以在这频繁不断地倚强凌弱的争霸与兼并的严峻形势下想要生存的无奈之举。何况战争就是战争，尤其当时的军事征伐，并不是为广大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战争，而或是为了抢夺他国人口与土地，来增强国力，实现各国君主其称雄诸国的私利;亦或是为了在兼并与争霸之中，维护好自身的地位，保全己国，然其主观目的不过是延长自己享乐时间与保证自己君王地位。当然，这是由于阶级社会的内在与本质属性决定，我们不必严苛地要求古人。
鲁国取得这次短暂的胜利付出的代价亦是大得惊人。我们可想到：礼乐之制乃是鲁国先祖周公姬旦开创并极力倡导的制度。且诞生了恢复礼乐而费毕生心血四处奔走的孔圣人。在”三年不改于父之道，为之孝”的以孝治天下的鲁国，竟为了一场军事战争的胜败而公然地祖宗制度与治国理念而不顾，公开采用卑鄙下作的手段，并承担着不孝与虚伪的骂名，以及丧失”文化之宗””礼乐之邦”之美誉。
不仅是鲁国付出了代价，也让整个社会也随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贵族精神与君子风度编制的理想主义的美梦，竟被那频繁不断的血腥残酷的战争残忍地惊醒了。代之以的是：那为达目的而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的急剧功利性的现实主义。致使后世战争为了现实利益也越来越血腥，残酷，冰冷，惨绝人寰，越来越非人道，成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杀人机器。我们看见那贵族精神与君子风度犹如花枝招展的女子，在人们不择手段的功利化行为的蛮横无理地逼迫之下，无奈地，不舍地哭泣着走出了我们的视线，离我们越来越远，直至消失在历史的尽头，进入了历史的黑洞。
著名思想家恩格斯曾说过”没有哪一次历史灾难无不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换句话说，历史进步必须要有付出一定代价为前提。
我不知道这种变化对鲁国究竟是好是坏，对民众究竟是福是祸，对整个社会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
这或许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文明的帷幕首先是由卑下的利益与卑鄙的手段揭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