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阅一些热度很高帖子，居然有人质疑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
诚然，一个英雄有历史局限性，历史上他镇压过农民起义军。那只能说明他更爱国，当时他的国家南宋内忧外患，而且的钟相、杨幺起义在岳飞镇压时已经完全背离当初“等贵贱，均贫富”初衷。
我们先看看钟相、杨幺起义过程，初期无意他们是深得民心的。北宋末，鼎州武陵人钟相在家乡利用宗教活动组织群众，凡加入他的组织——乡社的农民要交一点钱粮，社内实行互助共济，因此都能“田蚕兴旺，生理丰富”。他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代表了农民要求财富上平均、社会地位平等而提出的政治主张，比北宋初王小波“均贫富”的思想又进了一步(见王小波、李顺起义)。钟相以此深受群众拥护,被称为“老爷”或“天大圣”。周围数百里的贫苦农民加入乡社的不计其数。如此二十余年，其影响扩大到洞庭湖周围各县。
靖康二年(1127)初，钟相组织民兵三百人，命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这支队伍未与金兵接触，就被刚即位的宋高宗赵构命令遣返。从这一点看出，当时钟相还是挺爱他国家南宋的，但是热恋贴冷屁股。金兵渡江南犯，所过残破，官兵和溃兵到处烧杀抢掠，南宋统治者横征暴敛，“政烦赋重”，南方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江西、福建、荆湖各路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于是钟相便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筹划起义。建炎四年(1130)二月，钟相在金人屠潭州(今湖南长沙)、孔彦舟军队犯澧州(今湖南澧县)、鼎州危急之时，率众起义，保卫家乡。建国号楚，年号为天载(一作天战)，钟相称楚王，立子钟子昂为太子，设立官属。起义军“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并占据地主的土地归为己有。他们把杀官吏等称为“行法”，把平分这些人的财产称为“均平”，斥宋朝国法为“邪法”，对于“执耒之夫”和“渔樵之人”，则加以保护。凡是参加起义军的，一律免除赋税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约束。这些主张和行动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认为是“天理当然”。
由于起义军得民心，所以发展迅速。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三月，遭宋溃军游寇集团孔彦舟部镇压，义军奋力抗击，初战获胜。后因孔彦舟遣间混入义军作内应，钟相不备，被俘杀。钟相牺牲后，数十万义军在杨幺、夏诚等率领下转入洞庭湖区，据湖泊港汊为险，濒湖设寨，兵农相兼，继续与官府抗衡。虽然钟相被杀，但是由于深得民心，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鼎澧镇抚使兼知鼎州程昌寓率水军乘车船、海鳅船攻夏诚水寨，于下沚江口(今湖南汉寿东北)被义军击败。义军缴获官军车船后，广伐鼎、澧地区松杉樟楠等木材，大造车楼大船，严密设防，陆耕水战，既取得水战优势，又获田蚕兴旺，实力日益增强。 建立政权 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四月，杨么立钟相少子钟子义为太子，自号大圣天王，重建楚政权。 官军镇压 南宋朝廷惊恐不安，视之为心腹大患，遂遣军往讨。
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六月，荆南、潭鼎澧岳置制使王躞统领禁兵、御前、神武军3.5万人，并节制荆潭制置司水军统制吴全部万余人，战船数百只，偕统制崔增、高进趋洞庭湖。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十月，王躞至岳州，率舟师与杨么车船水军短兵激战，船小不敌，败退桥口(今湖南湘阴西南湘江西岸)。寻留崔增、吴全等设伏岳州艑山、洞庭湖口、牌口等处，自率神武前军万余人趋鼎州，会程昌寓部水军，企图两面夹击，一举歼灭义军。杨幺察其谋，将计就计，坚壁上游诸寨，将老少民众、牲畜转移隐蔽酉港(今湖南汉寿东北酉港镇)，以部分车船出没空寨间牵制疲惫上游宋军;另施疑兵，遣数只车船潜载数千水兵，偃旗息鼓，放流诱歼下游宋军。
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十一月十二日，王躞、程昌寓率军出下沚江口，水陆并进，逐个围剿义军水寨，所至皆扑空。而下游预伏宋军发现湖面车船，万余人争乘数百只舟船贸然入湖拦截。将至阳武口(今湖南岳阳西洞庭湖中)，义军车船突然回旋，纵横冲撞，官军猝不及防，舟船皆被撞沈，崔增、吴全及属下无一生还。义军获阳武口之役大捷后，回师又败王躞等军。四年六月，王躞再次遣军进剿。七月，杨么乘江水暴涨，率车船水军出湖反击，尽歼社木寨(今湖南常德东)守军，王躞败逃。义军屡战获捷，兵势日盛，使宋廷愈加恐惧。
如果杨幺继续顺民意，高举光复楚汉之气，抵抗北方元对汉人侵略，以南宋朝廷不抵抗为由，说不定还能成霸业。可惜，农民头脑就是那样，他的私心一开始就暴露无遗了。钟相是一开始就违背自己的诺言，在他揭竿而起后不久便自封楚王，改年天战，立妻尹氏为皇后，钟子昂为太子，仿宋王发布圣旨。大楚政权建立仅40余天钟相被杀，继任者杨幺又建立了新的大圣天王政权。杨幺自称大圣天王，还把这四个字写在大旗上以示身份。钟相的幼子钟义被立为太子，自杨幺以下，所有人都要对他俯首称臣。杨幺政权还设立职官，官员的名称、服饰、仪仗规格都与南宋朝廷一样。杨幺和钟义的居所也像宋朝皇宫一样称“内”，还设有三衙大军。钟太子为显示高贵，还在龙舟上摆设龙床、龙簟和金交椅。“等贵贱”俨然已是“内外有别”，“均贫富”又是否实现了呢?
钟相曾许诺“凡入法者”，必“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给广大的贫苦百姓许下理想国的美好蓝图。实际上，早在钟相、杨幺起义前，洞庭湖地区由于长期横征暴敛，加上金兵铁蹄的抢夺已是千疮百孔，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鼎州一带残破至极，满目荆榛，起义发生后，双方长达六年的交战更加剧了对这里的破坏。为剿杀起义军，宋将李纲派兵占领了洞庭湖附近富庶的村落，使起义军无河捕鱼，无地耕作，粮食严重短缺。宋将程昌寓甚至“决堤四百丈”，淹没起义军占领区的大片农田。于是，起义军占领区人已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就是这样一个农民起义军，在初期，因为南宋税负太重，又加上北方元大肆入侵，南宋军费开支也严重超越预算，让农民深受其苦，钟相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是顺应民心的，所以很快得到广大农民相应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后来建立政权后并没有履行诺言，而是想建立新的利益集团去取代南宋，不管你伪装多好，长时间总会暴露出来的。
下面，该民族英雄岳飞出场了。
杨幺建立政权后，一件事惹怒南宋朝廷。因为长江两岸，一个是湖北，另一边是湖南。当时湖北江汉平原玉米之乡，富饶。是南宋财政基础。所以为了防止长江洪水危害，往往是在湖北修筑防洪大坝，有洪水就只好牺牲湖南了。在北宋时期，由于中央政府有效的政治行政管理，南岸并未出现这样一道防洪大堤，在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期内，任何地方政府都是不敢修筑这样一道防洪大堤的，惟有在“大圣政权”自治期内，才能有这种行为，且这也是“大圣政权”必采取的措施之一，被水淹的环境不改变，还谈何政权的存在和自治?当然，也正因为南岸修筑防洪大堤，堵塞虎渡口的作为，也惹恼了自身难保的南宋中央政府，因此时的江汉平原还在南宋的管辖之内，威胁江汉平原等于截断朝廷的财政来源，于是，派御营前营统制张浚和副营统制岳飞前来镇压，
五月，宋军封锁缘湖四面诸江河要津后，岳飞率所部至鼎州，先对义军诸寨遣间诱降，分化瓦解义军;岳飞的剿杀策略是堵住各要塞出口，截断起义军运送粮草的要道，禁止百姓与起义军间贸易往来。更不幸的是，起义发生的这几年又赶上南宋遭遇特大旱灾， “田畴荒芜”， “水乡荒索”， “州县荒残”，全国饿死者不计其数，宋朝士兵只能5天才分到糯米一斗，许多百姓不得已卖妻过活。 “均贫富”是要实现生活的改善，但农民却更加困苦，不仅没有“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反而“食不果腹”，甚至抛妻弃子，流离失所。起义军为了阻止程昌寓驻守鼎州，不惜放火烧城，火光冲天，数日不灭，全城房屋尽为灰烬，鼎州一片废墟。岳飞镇压起义时，为绝后患，也下令放火焚烧洞庭湖30多个水寨，这对当地生产力的破坏无疑是雪上加霜。
公元1135年， 在岳飞招降政策下诱惑，义军大首领杨钦、刘衡、金琮、刘诜、黄佐等相继出降，惟杨幺、夏诚等仍据寨自固。岳飞知湖深莫测，乃纳杨钦献策，遣人开闸泄放湖水，放巨筏堵塞港汊，并于湖面散放青草，以破义军车船优势。后以杨钦为向导，进围杨幺水寨。杨幺率水军出战，因水浅，车船机轮又被草缠住，滞不能行，被官军击败，各个水寨或降或破，至此，前后相继六年之久的湖南农民起义被镇压。
起义被镇压后，岳飞为了南宋顺民意，让子民重塑对南宋信任，下令给全部老弱百姓分以米粮，允许他们回乡耕种。并让这些难民开垦种地，采纳部分起义军好的意见，让耕种有其田。
为了改善与农民关系，岳飞在剿灭农民起义军后，也对南宋朝廷做法进行反思 积极上书朝廷，后来南宋政府顺意民心，采取一些积极措施，这到成也钟相、杨幺起义积极作用。
钟相、杨幺起义后，南宋朝廷的确改变了一些政策，如规定无业农民可以耕种空闲土地，沿湖百姓，凡绍兴三年(1133年)以后来交租税杂钱的，暂停交3年等。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些改变只是暂时缓和了统治者与农民间的矛盾，而这种暂时的缓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
因此，还是印历史一句老话:谁得民心，谁得天下。笔者以为，岳飞剿灭农民义军不假，但是，他对义军是采用劝降态度，他是能包容义军的。事后又采用积极措施，让长期处于内患当地百姓，反而是一件好事，同时，当时南宋主要是外患，对付元侵略，必须南宋内部要团结。南宋之所以失败，也不是在于元强大，而是南宋内部的不团结。
因为笔者觉得，岳飞对杨幺镇压，不仅不是岳飞的一个污点，反而是他爱国的一种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