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唐僖宗在位期间，朝廷内有宦官专权作乱，外有各地藩镇武将军阀割据，彼此之间连年征战，曾经辉煌一时的唐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说来也怪，历史上每到王朝末日，天灾总会与人祸如影随形般相伴而生。《资治通鉴》记载，乾符元年八月间，“关中、河南大水”，次年又发生大旱，“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千万百姓衣食难继，“所在皆饥，无所依投”，但官府不但不及时赈济，反而照旧征收苛捐杂税，“督促甚急，动如捶挞”，被逼到生死线上的农民们为了生存，终于揭竿而起，轰轰烈烈的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了。
当时遍及各地的义军中，以黄巢的队伍实力最为强大。黄巢，是山东菏泽人，早年是个乡村秀才出身，也曾朝夕苦读，梦想走科举之路出人头地。怎奈时乖命蹇，屡试不中，最后沦落成一个贩卖私盐的“不法商贩”。眼看唐朝大势已去，天下将乱，黄巢也拉起一支队伍，要在乱世中干一番大事业，义旗一举，应者云集，“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很快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庞大武装势力。
唐僖宗对黄巢大起义大为震恐，急忙调集重兵围剿。黄巢大军采取了避实击虚、流动作战的灵活战术，专门寻找唐朝的防守薄弱之处攻击，先由山东转战河南，又从河南南下江淮、湖广，气势如疾风暴雨，横扫中原。唐朝各地原来拥兵自重的军阀们，都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罕见地达成一致，共同出兵联手围攻黄巢。黄巢由于侧重流动作战，始终没有建立起稳固的后方根据地，最终在唐军重兵围攻下，在北方无法立足，被迫南下江南。
《十国春秋》记载，乾符六年黄巢挥师南下，“拥众二十万，大掠州县”，想把江南重镇杭州拿下。让黄巢没有想到的是，南下是他的一个重大战略失误。当时北方地区连年水旱天灾交织，民不聊生，所以黄巢一呼百应，如鱼得水。但江南一带的情况迥异，这里本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大部分百姓家给人足，并无造反的动机和必要，因此黄巢大军在这里缺乏基础，并未被人们视为救民水火的义军，反而被视为令人生畏的流窜盗匪，民间老百姓对他们并无多少好感。
当时驻防杭州一带的唐朝武将董昌，因感到属下唐军兵力单薄，于是招募人马，组织起乡勇团练对抗黄巢，守卫桑梓。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前来投军，引起了董昌的注意。此人名叫钱镠，《旧五代史》记载，他是杭州府临安县人氏。钱镠自幼不安分，不安心耕田务农，“及壮，无赖，不事家人生产”，专好舞枪弄棒，练就一身好武艺，“善射与槊”，尤其擅长箭术和马槊。
有意思的是，钱镠的经历还与黄巢颇为相似，“以贩盐为盗”，曾经和黄巢是同行，都曾犯法盗卖私盐。从军之后，钱镠凭借过人的武艺和胆识，很快得以崭露头角，成为董昌的心腹将领。得知黄巢大军即将进犯杭州，董昌与钱镠商讨应对之策，“杭州八县，每县召募千人为一都，以遏黄巢之冲要”。但当时他们手里的掌握的兵力很少，能战之兵就算个个三头六臂，要是和黄巢硬碰硬，简直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钱镠却临危不惧，他向董昌建议：“贼以数十万之众，旗鼓相远首尾不应，宜出奇兵邀之”，不可力敌只可智取。董昌忙问怎么智取?钱镠胸有成竹地说：“劲卒二十人足矣”。他精挑细选了二十个胆大心细、骑射精熟的壮士，埋伏在黄巢大军必经之路上，“伏草莽中”。
不久，黄巢的前锋尖兵百余人，出现在大路上。等他们进入射程之内，钱镠手下乱箭齐发，黄巢的前锋登时死伤一片，钱镠乘势发起攻击，展开近身肉搏，黄巢的队伍猝不及防，被斩杀近百人，只逃走几个人，虽然获得小胜，部下们不无担忧地说：“若大众至，何可敌邪?”敌军数十万大军来到，又该如何抵挡?《新五代史》记载，钱镠从容一笑，“告道旁媪”，他对路边一个老太太说，“后有问者，告曰：临安兵屯八百里。”如果黄巢队伍来到此处，询问我们军队的去向，就告诉他们七个字：临安兵屯八百里。八百里是当时杭州府临安县的一个地名。老太太满口答应。
黄巢的大部队听闻前锋被歼灭，火速赶到，但却不知唐军去向。黄巢看到路边有个老太太，就命人询问唐军大部队在哪里，老太太一本正经地说：“临安兵屯八百里”。《新五代史》记载，黄巢的部下都不是当地人，根本不晓得八百里是个地名，一听之后大惊失色：“向十余卒，不可敌，况八百里乎。”刚才十来个唐军已经如此厉害，难以抵挡，何况临安还驻扎着绵延八百里的大军!于是“急引兵过”，没敢进杭州一步。唐朝淮南节度使高骈听说钱镠吓退黄巢大军保全杭州的事迹后，大为赞赏。后来胸怀大略的钱缪在吴越一带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最终成为吴越国开国皇帝，唐朝灭亡后，在五代十国乱世中，吴越国却成为一方乐土，百姓得以安享太平。直到宋朝建立后，吴越国末代皇帝，没有为保全自己帝位与宋朝开战，而是和平归降，纳土归宋，使得两浙百姓免遭战火涂炭，其胸怀令人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