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咸丰帝一再以保守的程序性手段，挫败西方各国包括“修约”在内的各种要求时，也使自1844年以来实行的由两广总督处理中外交涉的清朝对外体制处于危机之中。
在传统的儒家政治学说中，缺少平等国家的概念，强调的是上尊下卑的礼治;在长久的中国历史中，虽有群雄并立的格局，但一般皆自称正统，强调“汉贼不两立”;而由此传统演化和历史沉淀上发展完备起来的清朝对外体制，自视为“天朝上国”，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即所谓的“敌国”。在观念上和体制上，都与西方近代逐渐周全的国际关系与外交模式格格不入。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G. MaCartney)使华，正是两种观念与体制之间的激烈相撞。尽管从后人的冷静判断来看，乾隆帝的傲慢举措，恰是那个横行无道的殖民主义时代中消极却有效的自卫，但毕竟已不合时代节拍。而在护送马戛尔尼南下的平淡历程中，军机大臣松筠对马戛尔尼出任驻俄国公使的经历发生了兴趣。这种没有特殊使命常驻他国首都长达三年之久的“公使驻京”模式，显然与中国传统中的“苏武牧羊”有着极大差别。尽管松筠得到了详尽的解释：“欧洲各国互派使节的惯例，通过常驻使节来解除两国间的误会，敦睦两国间的友谊”，但他并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从各种资料来看，也未向朝廷作过报告。
漫画马戛尔尼访华
毕竟对他说来，英国是一个远不可及的“蛮夷”之乡，此类“公使驻京”不过是“夷乡夷俗”罢了。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W. P. Amherst)使华，又是两种观念和体制之间的再次激烈相撞。两次英使入京，皆为不欢而散，当年双方交锋的核心，非为英方殖民主义要求与清朝自护利益，而是觐见皇帝之礼仪。三跪九叩之礼，英使认为是藩属国对宗主国君主之礼而予以拒绝。对于这两次礼仪之争，今人多注意其皮相，批评十分得力却乏同情之了解。若从“以礼治国”的儒家政治学说中去细究，统治者不肯让步也非全为面子。三跪九叩，确实是清朝藩属国使节觐见清朝皇帝之礼，但绝不是藩属国使节觐见皇帝的专用礼节。它是清朝唯一的正式朝礼。不用此礼，不仅是对清朝皇帝怠慢，而且是对清朝礼制的破坏。这在讲究“礼治”的儒家国度中绝不可行。“礼崩乐坏”是王朝衰败的标志。从此之后，清朝对西方使节的进京，一直极为警惕。
1840至1842年鸦片战争，清朝大败，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然在南京谈判期间，英方曾就进京一事进行试探：
因君主怀与大清友和之至意，即大皇帝准允本国特派钦使赴京，亦未属难。然先言明，此公使之往，系按照平行之例，不准挂“进贡”之旗，又不服叩头之礼，而准大英钦使在御前行礼，与本帝君之礼者无异。即大皇帝派命钦差赴到英国，则本君帝(帝君)待之如欧罗巴大国之公使者等。言非本大臣奉命而说者，乃抒其意而已矣。
清方此时新败，不敢断然拒绝，答之：“此系应俟届期再议。”即用婉转的手法将之拖后，最后不了了之。此后进行的中美《望厦条约》谈判中，清方就美使进京、递交国书一事拉开了漫长且坚固的防线，而美方提出的含有种种不平等条款的条约要求，却是清朝的不设防地带。而不久后又进行的中法《黄埔条约》谈判，仍是中美谈判的翻版。法方放弃了原本不存在的进京要求，换取了与英、美同等的不平等条约，并迫使清朝明令宣布对基督教弛禁。战争失败了，不平等条约签订了，京城的大门仍然保全了。而在此期间，1844年4月22日道光帝调两江总督耆英为两广总督进行中美谈判时，曾颁下一道谕旨：
耆英现已调任两广总督，各省通商善后事宜均交该督办理。著仍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遇有办理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均著准其钤用，以昭慎重。
这是对“天朝”对外体制的重大修正，由此开始了两广总督例兼管理各国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的惯例。从操作的层面来看，清廷可以避免与西方使节直接打交道，有事只能与两广总督交涉;西方各国亦可免除与清朝传统处理外部事务的机构礼部或理藩院进行交往而引起的不快。两广总督例兼的钦差大臣头衔“管理各国通商事务”(有时亦称“管理五口通商事务”)，也正说明了清朝此时将对外关系的范围局限于各国在华贸易，无意于与各国发生政治关系，也无意于到国外进行外交活动。实际上已经破碎的“天朝”对外体制，进行这一番修补，颜面尚存，勉强且顽强地维持着。而此时的英国驻华公使也例兼香港总督、对华贸易总监督，驻在香港;法国驻华公使和美国驻华委员(后改公使)驻在澳门。
中英双方代表签署《南京条约》
1849年广州反入城斗争后，中英关系趋于紧张。英国公使文翰(S. G. Bonham)根据国内指示，于次年5月至上海，通过两江总督转递英国外相巴麦尊致清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耆英的照会和他本人致耆英的照会。刚刚登位不久的咸丰帝令两江总督劝英使南下，有事只许与兼任管理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的两广总督交涉，并发下穆彰阿给两江总督的咨复。穆氏在咨复中称：“我中国臣下向皆恪守‘人臣无外交’之义，是以未便咨复(英使)”，表示清朝京内官员不能与外国官员有直接交往。文翰再派员赴天津投递文书，当地地方官奉旨拒收。英国公使企图绕过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直接与清廷打交道的努力虽然完全失败，但此时及此后重复展示的广州官员强硬的鹰派形象和上海官员温和的鸽派姿态，使得英、法、美力图打破两广总督的封锁，以使他们的要求能够上达朝廷。他们并不知道，尽管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徐广缙、叶名琛一再直接拒绝或表示不能代为向皇帝上奏，而各国使节的要求实际上通过他们的奏折已经上报朝廷。至于北京与广州在外交言词上的不同风格，只不过是“天朝”惯有的“驾驭外夷”的阴柔手段。
1854年，英、法、美三国代表向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清廷派出大员进行谈判，叶名琛一如既往地予以拒绝。三国代表前往上海，江苏官员也一如既往地以办理对外事务属兼任管理各国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的两广总督之职权为辞，要求三国代表返回广州，有事只能与叶名琛商议。英、美驻华使节北上天津大沽口外(法国公使因其军舰途中出事而未成行，仅派一官员随美舰北上)，要求在天津进行“修约”谈判，否则直入北京。当地官员仍告以天津非办理通商事务之所，有事只能回广东，与叶名琛商议。几经周折，至11月3日，英国公使包令(J. Bowring)向清朝前长芦盐政崇纶提交“修约”要求18条，美驻华委员麦莲(R. M. McLane)亦提交“修约”要求11条。其中英方要求的第1条措辞直截了当：“英国钦派大臣驻扎京师”;美方要求第10条也有“公使驻京”的内容，但稍述其理由：
嗣后欲免两国官宪民人，有互相错会意思，并为免异日艰难，必须准合众国钦派便宜行事大臣，或别样有权办事之员，驻扎中国京都。遇有事故，致可与首相学士，或用文移，或以会晤，互相商办，倘荷大皇帝豫悦，亦可与朝廷直行往来。
咸丰帝看到英、美“修约”要求，认为“均属荒谬已极，必须逐层指驳，以杜其无厌之求”。他没有对“公使驻京”作直接评论，正是认为此项要求毫无道理，不可理喻。前长芦盐政崇纶奉旨对英、美“修约”要求进行驳斥，其中对英方“公使驻京”等项称：“如欲驻扎京师，随意往来内地各处，并驻扎天津贸易通商等事三条，京师为辇毂重地，天津与畿辅毗连，并内地各处，从无外国人混入其中，试问贵国尺地寸土，能畀我中国乎?应勿庸议。”对美方称：“京师为辇毂重地，从无外国人混入其中”，公使驻京“属窒碍难行”。崇纶之言不仅露出其对当时的国际知识未解，也显现对国内情况的无知。
这位在北方号称能办“夷务”的干员，竟然不理会北京就有俄罗斯教士团，竟然不知晓西方各国传教士早已深入内地。他还根据咸丰帝的旨命，郑重地通知英、美使节，两国“修约”要求中除了三项末节外，其余“于我国大有伤损”，“本大臣等尚不能容其所请，何敢代奏!”也就是说，已经上报咸丰帝并据咸丰帝旨意批驳的英、美修约要求，他不能向朝廷报告。这种障目的手法，使英、美使节十分不满。1854年三国修约活动失败了，三国使节均向本国政府报告：其“修约”要求未能上达清朝中枢。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广州、上海、天津等已有几十份奏折向清廷作了详细的汇报，咸丰帝也相应下发了几十道针对此事的谕令。
叶名琛
1856年，美国新任驻华委员伯驾(P. Parker)照会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叶名琛，要求递交国书，进行“修约”谈判。叶名琛以其惯用手法予以拒绝。伯驾随即前往福州，与闽浙总督王懿德相会，请其代为递交国书。美方的国书共两份：一为介绍伯驾任职;另一为美国总统致清朝皇帝，要求进行“修约”淡判，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公使驻京”：
此次重订条约，朕意以为应须明立一款，使合众国驻扎中国之大臣，得以居住北京辇毂之下，而贵国不论何时简派大臣，亦可驻扎合众国华盛顿都城之内。
王懿德对此的回答是：“茫茫大海，相隔甚远，彼此均有不便，且都城内外，均非夷酋驻扎之地，所请恐难准行。”在美方的一再要求下，王根据《望厦条约》，将美方国书由驿送京。咸丰帝看到送来的美方国书，对其中的“公使驻京”仍未予理睬，而对闽浙总督代递国书的做法极为不满，指示道：
王懿德接到此件，自应正言拒绝，告以一切夷务，皆由广东办理，他省不能入奏，令其将原件赍回广东，一面照抄密奏，不使该夷知悉，方为得体。前年该酋驶抵上海、天津，怡良、崇纶等皆系如此办理，该酋始俯首帖服，起椗南还。
根据咸丰帝极为周密详尽的指示，闽浙总督照会伯驾：前次送来国书，已由驿驰奏，“兹准军机大臣字寄：‘以此事应归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具奏办理，并非闽浙总督应行管理之事，未便代呈，兹将原匣发还转交可也。’为此照会，并将原匣送还，惟希查收。”也就是告诉美方：国书虽然到了军机处，但被退了回来，没有到达皇帝的手中。
《当代学人精品:茅海建卷》，茅海建著，葛剑雄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
可以说，自1849年反入城斗争之后，先后出任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的徐广缙、叶名琛，在咸丰帝的支持怂恿下，一味强硬，对英、法、美等西方各国的各种要求一律予以拒绝;而各国使节北上其他通商口岸交涉时，各地官员奉旨以职权属两广总督、本地无从办理为由，劝其南下广州;清廷由此避免受到西方列强的直接压力。当咸丰帝一再以这种保守的程序性手段，挫败西方各国包括“修约”在内的各种要求时，也使自1844年以来实行的由两广总督处理中外交涉的清朝对外体制处于危机之中。强横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使中外关系处于几乎断绝的状态中。后来出任两江总督的何桂清对此评论道：
该夷(指英国)之最疑者，中华大吏不将其苦衷据实具奏。因凡有关涉夷务事件，止奉廷寄，不奉明发，而准行事件亦作为承办官员意见代为乞恩，非由该夷求请，故不感激而转疑中华大吏一味蒙蔽圣聪也。吉雨山廉得其故，遇有可行之事，即告以据实代奏。其不可行之事，则告以尔等欲我代奏，不能不奏，然一经代奏，大皇帝必将我革职治罪。我等相好，将此顶纱帽结交朋友无甚要紧，但不知尔等安否?设有出言悖谬之处，直告以头可断，事不能为。该夷以为不欺，尊之曰吉大人而中心诚服矣。现在欲求陛见，欲求与全权大臣面晤，疑团未破也，好体面也。
何氏的议论自然包含着那个时代清朝官员的认识局限，对当时西方的外交惯例及相关知识的无知使之不知如何保护本国利益，只是想把两国公事当作朋友私事那样有商有量地私下解决。但何氏也确实说出了英国等国在华官员对清朝对外体制的疑忌和敌视。英国政府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初，在给其高级专使额尔金伯爵(Earl of Elgin)的训令中明确指出：英国公使常驻北京，并有直接与京内高级官员行文的权力。
还需说明的是，此时的清朝“成功”地阻止了俄使的进京。1857年2月，俄国派普提雅廷(E. V. Poutiatine)为使华全权代表，以与清朝签订一项与英、法、美同等权利的不平等条约。俄国外交部将此通报清朝理藩院，咸丰帝下令阻止。结果，普提雅廷4月从恰克图要求入境，被拒;6月，从黑龙江要求入境，被拒;8月，从天津大沽要求入境，仍被拒。此后，普提雅廷去了香港，加入了此时已结成的英、法、美对华联合行动的同盟。英、法军事入侵，俄、美外交配合。
(本文摘自《当代学人精品：茅海建卷》，茅海建著，葛剑雄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编辑毛乃高，篇幅所限，注释略。)
作者简介
茅海建，国际著名历史学家，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两次鸦片战争与戊戌变法这两块传统领域，但均能推陈出新，有所发明。代表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前后重印二十余次，在学术界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
丛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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