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二月河，本名凌解放，据他自己解释，二月河指的是黄河。
“我不会听你们理论家的，也多少有点腹诽的心思：你自家尚且昏昏，叫我如何昭昭。”成名后的二月河在信中写下了这句话。
在这句话的背后，包含了深层分裂：在普通读者中，二月河的“落霞系列”(即《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曲)拥有巨大反响;但在学者中，对其创作评价不高，以致二月河两次与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
二月河的代表作“落霞系列”，它们在台湾市场上也取得了不俗的销售业绩。
精英阅读与大众阅读的对立，在二月河笔下凝聚为尖锐的论断：“从写作方面讲，我认为只让评论界承认是不够的，我更要对广大的读者负责。”
这就遮蔽了三个问题：
首先，无法被精英读者群认可，未必是评论界质疑造成的，也可能是创作本身无法提供相应的养分。
其次，“广大读者”不等于天然正确，苍井空同样拥有“广大读者”。
其三，用“平民立场”拉票，渲染“精英的傲慢”，这只是一种市场宣传策略，背离了文学本身。
二月河先生已离我们远去，有关他创作的争论，将长期存在。
“落霞系列”填补了市场空白
二月河的“火”，源于影视剧改编。
电视剧《雍正王朝》的热播让公众认识了二月河，电视剧刻画了一位“当家难”的皇帝。
“落霞系列”的第一部《康熙大帝》完成于1985年，影响甚微。这一年，莫言因《透明的红萝卜》成名，被称为“像一道光耀亮文坛”。同年，余华也因《十八岁出门远行》成名。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西方现代派涌入国门，打开了读者们的视界。在相当时期，中国作家努力与世界文学接轨，“文体实验”一度成为主流。怎样传达现代情绪、现代经验，成为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尺。
相比之下，《康熙大帝》在形式上采用的是传统章回体小说写法，单线叙事，人物类型化，部分描写涉嫌低俗(如《康熙大帝》中对高士奇风流事过于猎奇的描写)，难以契入当时的整体氛围。
然而，当时氛围也存在巨大短板，即过度依赖启蒙叙事。
一般认为，《康熙大帝》中魏东亭的原型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体现了二月河曾从事“红学”研究的经历。
一方面，启蒙叙事是舶来品，它将外来文明预设为更高级的文明，通过自我批判，以实现模仿、重建、追赶的目的。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必须以坚实的理性心理资源为基础。任何民族在面对异质文明时，都会本能产生拒斥心理，很难真正做到虚心学习。
另一方面，启蒙叙事的主调是批评，而非建构，很难被具体的生活体验所印证，当读者们普遍抱怨“看不懂”小说时，他们宁愿选择简单的解决方案——为娱乐而阅读。
这是一个悖论：启蒙叙事越高调，精英与大众间的落差就越大，向传统回归的潜流就越强劲。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启蒙叙事遭遇重大挫折，一是消费文化剥蚀，另一是作家负担渐重。导致文学市场供给不足，“落霞系列”得以上位。
他满足了读者们心中的帝王情结
二月河的小说自带成功气质，这与我们的民族心理息息相关。
数千年专制统治史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累，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偏好，比如：喜欢宏大叙事、崇拜权力、醉心权谋、歧视女性、坚持无赖精神等。一言以蔽之，就是帝王情结。
帝王情结已成集体无意识，渗透到生活的诸多细节中：演员成功了，会被称为“影帝”“影后”;房地产销售时，常以“楼王”揽客;在许多城市的黄金地带，会有“帝王大厦”“XX宫”;甚至桑拿、浴池，也自称能给人以“帝王式享受”……
二月河曾说：“老实说，我原想走仕途，作一代名臣。冠冕地说，想做个大公仆，为社会尽点责任。但仕途终于没有走通，因为我发现这路不是单用人品加学识才能就走得通的。实践不成，只好纸上谈兵，把自己想的变成别人做的，给人去读去想。”
这就可以理解，二月河为何会在小说中如此美化古代帝王。
在《康熙大帝》中，吴三桂派出的刺客皇甫保柱，看到“康熙料理朝政，昼夜不停，连精力充沛的壮年臣子都觉得吃不消……康熙对民疾民伤处处在心——百姓到哪里再寻这样一个皇帝?”竟至弃暗投明。
这种令人崩溃的细节不仅出现在二月河的笔下，也出现在张艺谋的《英雄》中，可见帝王情结的普遍性。
张艺谋在《英雄》中也塑造了一个被专制帝王感动，而勇于自杀的“英雄”。
虽然二月河对皇帝的冷酷、残忍也有少量批评，但更多是充满激情的赞美。
如李卫见雍正时，“雍正慢慢嚼着米饭，将剩下的豆芽菜连汤倒进碗里，命人冲了开水涮得干干净净吃了，指着那盘一筷未动的芹菜里脊肉吩咐：‘这菜午膳回锅热热，朕再用。’”
相反，对于不肯与皇帝合作的文人，如黄宗羲、曹雪芹、曾静等，在二月河笔下，则一律形象猥琐、庸俗。
著名学者黄宗羲。
不否认，康雍乾三帝都是有能力、有作为的帝王，但他们勤政，并不是为了百姓利益、国家利益，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是为了一家一姓能继续统治下去而已。
姚雪垠先生曾批评二月河称康熙为“大帝”，二月河辩解说：“俄国人可以称彼得是大帝，我们中国人也可以称康熙为大帝。”并称使用“大帝”是《康熙大帝》的创作核心。
著名作家、学者姚雪垠先生。
然而，正是这位“大帝”，在“平三藩”时，“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为防备郑成功，下令沿海居民迁至内地，“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乾隆时，10万华侨被荷兰殖民者屠杀，乾隆却下旨：“此皆自弃化外之人。请将南洋一带诸番仍谁照旧通商，以广我皇上德教覃敷，洋溢四海之至意。”
可见，当一己私利受损时，古代皇帝随时会出卖百姓利益和国家利益。
二月河在文坛之路上曾遭冷遇，在小说中，常有这样的句子：“孝廉老爷就像——我说句打嘴的话——出了名的婊子，难侍候!”
仇恨精英群体，二月河只好将改变现实的希望寄托在明君上，认为：“康熙是明君，如伍次友、周培公诸人，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准，就要体现在君恩和臣忠上，这样才会出际会，才出事业。
在《雍正皇帝》中，二月河借雍正之口，发出悲愤的感叹：“小民百姓说朕好，贱民也会说朕好，因为朕不许贪官污吏苛剥他们，朕除掉了他们的贱籍……可这有什么用，有什么用?!他们没有笔，也没有口，后世谁能知道朕?”将皇帝的利益与百姓的利益归为一体。
二月河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
显然，二月河混淆了几个关系：
首先，没搞清宣传与实际的区别。事实上，皇权自我吹嘘出来的“康乾盛世”只是个“饥饿的盛世”，是人民利益被空前剥夺的时代。
其次，没搞清国富民强与文明转型的关系。“康乾盛世”只是农业文明的盛世，代价是错过了近代转型的机会，在表面繁荣的麻醉下，一步步滑向全面落后。
正是因康乾盛世，中国一再错过现代化转型的契机。
其三，没搞清秩序与发展的关系。将发展寄托在少数皇帝的智慧、勤奋与严格上，但历史证明，这一传统解决方案恰恰是窒息发展的根本原因。
可见，二月河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这在“落霞系列”中还有其他体现：
首先，对无赖精神、流氓精神的赞美：如李卫、胡宫山、贾士芳等人亦正亦邪，借正义之名却行事阴狠，二月河却赞为有“阳刚之气”。
清代名臣李卫，二月河将他改写为雍正的养子。
其次，性别歧视：二月河自称：“我不懂女人，也写不好女人，你看，我的小说中女人就很少。”其实二月河笔下的女人不少，但都是主动向男性投怀送抱、缺乏独立人格者，她们靠讨好、满足男性而生存，只有顺从，难见爱情。在《乾隆皇帝》中，情欲描写颇多，彼此雷同，显现出低级趣味，至于《雍正皇帝》以乱伦结尾，亦有哗众取宠之嫌。这种“直男”式写作，透露出作者内心的缺憾。
二月河自称有三段感情经历：初恋是暗恋，对方不知道，后相亲时被对方嫌弃，发妻则“忠诚、踏实、廉洁”。
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电视剧《雍正王朝》播出后，二月河才成名，许多读者是看了电视剧后，才开始阅读小说的。
在传播学上看，这是一个标准的“信息流瀑”效应，一点突破，则影响陡升，并不断递进。这其中带有偶然性，“信息流瀑”可以让凤姐变成网红，让《小苹果》变成神曲，则“落霞系列”虽文本粗糙，亦可变成“巨著”。
“信息流瀑”创造了一种幻觉，将原本不同的读者串联在一起，给他们以在场感。所以，读者会主动为“落霞系列”制造成功的理由，甚至大大超越了二月河原本的预想。
太多人在消费二月河的偏执
在法律与社会风俗许可范围内，任何一位作家都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理解历史、书写历史，可以不认同二月河的某些观点，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写作的价值。
二月河是一位勤奋的作家，他在努力创造，这个精神具有永恒价值。
作为现代人，我们必须明白，论人与论事是不同的，批评二月河的创作，绝不等于否定他这个人。只要是创作，必然会有缺点。毋宁说，缺点正是小说中最有趣的组成部分，它给后人继续创作的勇气。
值得思考的是：二月河的小说缺乏现代性，却为何得到如此多的读者认同?
这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太多人的身体已进入现代，头脑却留在过去，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分裂之痛。他们需要传统抚慰，需要消费二月河的偏执。
过去170多年，为走进现代性，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艰难的跋涉，常呈现出“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现代性是陌生的，除了改变外部环境，还会在我们内心中掀起波澜，而痛苦一旦浮现，常使人惶惑：我究竟是谁?我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
几乎所有后发国家都面临着“与世界接轨”和“寻找自我”的撕裂，甚至会为“寻找自我”而制造传统，以致被盲目情绪掌控，落入处处与普遍性对立的狂躁中。这就需要我们更全面地去看历史，不只看自己的历史，也要看别人的历史，不只看盛世的传说，还要看盛世的本质。这样才能免于集体悲剧。
清朝绘制的万邦来朝图，营造了一个自己是世界中心的幻觉，其实所谓各国使节很多是商人冒充的。
克罗齐曾说：“只有对现实生活产生兴趣，才能进而促使人们去研究以往的事实，所以，这个以往的事实不是符合以往的兴趣，而是符合当前的兴趣。”
可见，看二月河的读者，他们的困惑不来自历史，而是来自现实，随着社会进步，他们将逐步改变。
文/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