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孟辰
“古代西方没有兵书”，这是国内军迷中普遍存在的一个著名错误概念。虽然和中国早早产生了《孙子兵法》这样将战争提升到哲学高度的作品相比，西方兵学在古希腊时期发展进度相对较慢，即便到了古罗马时期，兵书的创作也更强调普及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东西方都有自己独到的兵学体系，历代军事家基于自身实践，分别创作了符合自身军事传统的优秀著作。我们很难简单地判断何者更优秀更先进，只有适应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兵法简述》(约 1250—1375 年)内页图
兵法从纪实文学开始
与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孙子兵法》式兵法不同，西方的兵法最初是以军事纪实作品的形式出现的。在古希腊时代，包括色诺芬等一大批历史学家围绕伯罗奔尼撒战争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等事件，留下了一大批以亲历者提供的细节为基础的战场记录。
这方面的代表是色诺芬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完成的《长征记》。《长征记》的背景是公元前401年10700名希腊雇佣重装步兵跟随小居鲁士远征波斯，并在战役失败后从黑海之滨一路杀回古希腊世界的故事。色诺芬作为这支雇佣兵的领导者，全程亲历了这次远征。他的记录既包括历史事实，又涉及军队指挥的各个方面，包括重装步兵的战术、后勤补给等问题。
因此，对于后世的军事家而言，阅读《长征记》就可以了解色诺芬和他的战友们在作战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相应解决方案，对其他重装步兵部队指挥员有着很明显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与此类似，卡里斯托斯、欧奈西克瑞塔斯等人基于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欧亚事迹创作的亚历山大大帝远征系列，虽然带有不少杜撰的成分，却仍然成为古希腊和随后西方军事家在战略和战术方面的重要启蒙读本。例如曾一度极大地威胁了古罗马，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罗马军事战略体系建立的汉尼拔，虽然身为迦太基将领，却为了了解亚历山大大帝的作战经过，专门命身边的希腊语书记官在战斗的间歇为他朗读希腊文的历史著作。
古罗马人同样将军事纪实作品视为最重要最具参考价值的兵法。在罗马军团中，从元老院议员和骑士阶层出身的将领，到基层官兵都很喜欢军事纪实作品。甚至普通的罗马市民也将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因此罗马共和国末期最优秀的将领，同时也是罗马帝国的真正奠基者尤里乌斯·恺撒，创造性地将军事纪实作品作为对元老院进行舆论战的武器，以自身征战经历创作了《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两部不朽作品。这两部作品成为古罗马时期军事纪实作品的巅峰之作。在恺撒遇刺之后，他的书记官又继续创作了《亚历山大里亚战记》《西班牙战记》等一系列作品，虽然从拉丁文学角度水平大有下降，但仍然可以从中窥探到恺撒的战略战术和指挥技巧。
《高卢战记》《内战记》在问世以后，始终是后世指挥员的重要读本。恺撒在其中详细记录了如何组织围攻，如何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组织侧翼攻击，甚至是如何在多瑙河上架桥等问题。日后罗马攻占不列颠时，就专门参考了恺撒对不列颠原住民军队制定的作战计划。
公元103年，一位长期在罗马不列颠、多瑙河防区军团中服役的罗马将领弗龙蒂努斯去世。他是图密善皇帝时期优秀的指挥官，同时也是罗马最重要的兵法家。为了能够让后世的军事家在不需要大量阅读军事纪录作品的情况下了解以往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将领的谋略和妙计，弗龙蒂努斯完成了一部四卷本的资料集《谋略》。这部兵法收集了超过500个古代西方世界的谋略故事，虽然部分战例真实性值得怀疑，但总体上仍具有相当巨大的借鉴意义。可以称得上是古罗马时代军事纪实类兵书的集大成之作。
绘画，描绘阿莱西亚之战后，高卢首领维钦托利向罗马指挥官恺撒投降的情形
语录体兵书存在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将领会将军事纪实类作品作为最主要的兵法形式呢?主要原因在于这样的形式利于传播，也便于刚刚接触兵书，尚未获得军事经验的青年阅读和学习。
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长期采用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古罗马共和国甚至将在军团中积累足够的服役年限作为进入元老院的先决条件之一。这就迫使上层青年子弟都必须加入军队服役。他们中许多人对军事和征战缺乏兴趣，但拥有较好地阅读理解能力。军事纪实类的兵书为指挥员提供了一个按图索骥、照猫画虎的捷径。
事实上，在大中华文化圈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国兵书体系中将军事纪实类兵书称为“戎事笔录”。日本、蒙古包括我国历代的指挥员都有仿造《春秋》《左传》等历史著作中记录的战例制定作战计划的例子。到明末包括李自成和努尔哈赤等人都在参考《三国演义》等小说来学习战略战术。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史家推崇“春秋笔法”，像宋代张预的《百将传》虽然记录了大批名将的战例，但对战例细节记述仍然不够详细。而同样创作于宋代的《何博士备论》评论战国以来历代军事家的得失成败，更多是从政治和大战略角度，对具体战例和实战指导论述有限。这就导致对汉语言文字了解有限的将领无法直接去阅读专业军事纪录作品，而演义小说虽然是文人创作，但至少是部分基于战场战例，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近代以来，我国引入西方军事学术体系之后开始重视收集整理战例集、资料集，也从侧面证明军事纪实作品在西方兵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相比之下，我国传统兵法体系中比照《论语》等儒家经典，创造了一大批语录体兵书，主要记录军事人员围绕战争各个方面发表的言论。例如1924年被作为黄埔军校教材的《曾胡治兵语录》被称为语录体兵书，是由蔡锷收集曾国藩、胡林翼两员湘军大将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论兵言论，分门别类编纂而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大程度是自唐宋以来文武将官泾渭分明，极少有武将像南宋陈规这样既有军事经验，又有相当的写作能力。杜牧在《注孙子序》中坦言“士大夫以谈兵为耻”。因此我国鲜有《守城录》这样从将领自身角度记录战例并对其中的战略战术及经验教训进行分析的兵书。语录体兵法与西方的军事纪实类兵书相比，对阅读者的军事知识储备和汉语言文学功底要求更高，理解难度较大，很容易流于死记硬背、不求甚解，最终导致赵括式“纸上谈兵”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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