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接受的教育，多从“定论”开始。
通过背诵、写作业、考试等，“定论”被输入到头脑中。其实到了成年，其中大多数又交还给老师。这是一个巨大的浪费系统，人人皆知反智，却又必须如此，所以能周而复始。
过多强调“定论”，会带来两大害处：
第一，对于质疑声音，立刻会觉得对方没学问、欠常识，所以不看是否有道理，便匆匆怼回去，新知常因此被淹没。
第二，总担心自己想得不对，遇到问题不是先思考，而是先去找“定论”。
“定论”带来的思维习惯会长期存在，使人意识不到在“定论”之外，还有更广阔的空间。此外，就算“定论”本身，也未必靠得住，它们随时可能被推翻。
突破“定论”带来的思维习惯，靠理科方面的学问恐怕不大行，如今理科教育太发达，少有质疑空间。倒是文科方面的学问机会更多，毕竟诗无达诂、史无达释，它们游离在规则之外，非亲自感受，难成见解。
所以说，读史可去魅。当然，也不排除另有一班人，靠读史来入魅。好在从来如此：书读得多了，自会开悟。
顺治真的出家了?
清史：《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
作者：邓小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顺治出家是清宫四大疑案之一，孟森先生据清宫遗档等，考定绝无此事，乃至与此案相关的董小宛入清宫事，亦被断为子虚乌有。在今天，这已成常识。
然而，清宫遗档不尽完整，且许多清代墓碑是上世纪80年代才出土，孟森先生未曾得见(孟森先生去世于1937年)。如二事皆属谣传，则很难理解，为何同时期诸多见证人皆信其有。
比如著名诗人吴伟业，他下笔必有据，时人称为“诗史”。他和冒辟疆交好，对董小宛(冒辟疆的妾)应相当熟悉。在吴伟业的诗中，反复暗示董小宛入清宫，颇引人瞩目。
孟森先生指出，董小宛28岁病逝，其时顺治皇帝才14岁，这被认为是否定董小宛入清宫说的关键证据。但顺治6岁半时便从掳来的两批“出众女人”中选取了6人入宫，第二年，“和硕德豫亲王(即多铎)从江南战场获得‘才貌超群汉女’103人，呈皇上10人”。
可见，不必以常理推断顺治与董小宛事，且孟森先生的考证有可商榷处。在同时期朝鲜来华使节的笔记中，对二事有大量记载，这些史料都是孟森先生所未见到的，很难一律斥为道听途说。
顺治皇帝沉湎女色，西洋传教士汤若望也有记载。顺治曾有入教愿望，但无法接受一夫一妻的约束，并向汤若望透露，他爱上一名贵族的妻子，为此寝食难安。
因董小宛早逝，顺治皇帝万念俱灰，正史记为染病去世，但吴梅村在《清凉山赞佛诗》中写道：“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明显在暗示顺治出家。
作者邓小军先生多次前往五台山，根据殿宇设计、祭祀文字中的一些暗示，力证顺治出家为实。
本书能在所谓定论中别开境界，发现被遮蔽的历史，增进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在定论之外，历史的天空无比广阔，仍有进一步深入的可能。
然而，本书主要依靠“以诗证史”和田野调查，这些证据相对单薄，目前只能做到聊备一说，真相之路仍很遥远。
他是正人君子，也是刽子手
法国史：《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
作者：(英)斯科尔
出版：启蒙研究所·商务印书馆
罗伯斯庇尔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他本是爱尔兰人后裔，青年时受过良好教育，因为崇拜卢梭的理论，他曾专程去拜访他，这使罗伯斯庇尔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在革命过程中，罗伯斯庇尔表现果敢，几次挽救危局，赢得大家的信任。可令人惊讶的是，他上位后，却表现得比暴君更残暴。比如在9月大屠杀中，民众冲入监狱，一下就杀死了一千多名犯人，局面近于失控，可罗伯斯庇尔却说：“如果没有革命的暴力，革命就不能实现。”
罗伯斯庇尔本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有强烈的人道情怀，幼时性格腼腆，但在卢梭哲学的影响下，他变成了理想主义者，为了捍卫真理，不计个人生命，他甚至说：“我死了，你们才能过得好。”随时准备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革命。
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扭曲了罗伯斯庇尔的人格，他将人类简单地分成好人和坏人，认为好人杀坏人天然正确，只有这样，才能建设成理想的国家。罗伯斯庇尔忽略了：一旦突破了程序正义，人人都会成为暴力的奴隶。最终，罗伯斯庇尔本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人活着需要理想，但当理想发展为理想主义时，却要保持足够强大的理性，否则很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罗伯斯庇尔是正人君子，可太多人因他而死，所以伟大作家雨果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是一条不能突破的底线。
谁翻译了第一部西方长篇小说
史料：《昕夕闲谈》
作者：邬国义编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提到翻译西方小说第一人，人们常常想到林纾，他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至今仍有再版。
但事实上，早林纾近30年，已有国人将西方长篇小说译成中文，即《昕夕闲谈》。原作者是英国小说家利顿，本名为《夜与晨》。有趣的是，译者署名蠡勺居士，或小吉罗庵主、藜床卧读生等，未署真名。他究竟是谁，至今争议不断。
在当时，外语人才奇缺，能翻译小说的就是凤毛麟角。据1904年日本文宝书局刊刻的《昕夕闲谈》，署名为“口述人：英国约纳约翰，笔述者：英国李约瑟”，以后上海重印时，则署名“(英)傅兰雅口译，颜惠廉笔述”。是否真实，仍有疑问。
从《昕夕闲谈》的写作看，译者对英国的情况非常熟悉，但译作与原书有较大不同，特别是叙事顺序上有差别，误译亦多，几可视为再创作。可能正是考虑到这一层，译者再版时对《昕夕闲谈》进行了较多修订。
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昕夕闲谈》作为翻译史上的一座地标，值得后人记忆。至于它的译者是谁，将长期存疑。
我们身体里都有尼安德特人
上古史：《尼安德特人》
作者：(瑞典)帕博
出版：后浪·浙江教育出版社
尼安德特人大约在12万年前开始统治欧洲，他们身材高大，但智慧不高，大概在2.4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离奇地消失了。
对此，学者们做出各种解释：
一种说法认为，尼安德特人被更先进的人种灭绝了。
另一种说法认为，尼安德特人过于沉迷捕猎，随着大型动物消失，他们的食物变得越来越少，所以灭绝。
不论哪种说法，都倾向于认定，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无关，他们只是进化史上的一个岔路。2010年，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草图发布，令人大吃一惊：欧亚大陆现代人的身体中，均带有1%—4%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甚至有学者表示，距今10万年、生活在中国河南的“许昌人”，可能就是尼安德特人的后裔。
尼安德特人是如何来到亚洲的?又是如何与现代人的祖先进行混血的?它究竟是怎么灭亡的?这些疑问变得更加难解。
本书吉鲁了用DNA技术研究上古文明的艰难历程，同时也揭开了基因中所记载的、被我们所遗忘的一段历史。
罗马共和国为何被颠覆
古罗马史：《罗马共和国的衰落》
作者：(美)比斯利
出版：中国画报出版社
罗马共和国成立于公元前509年，惩于王政时代“高傲者塔克文”的暴政，罗马人在制度上、文化上对独裁高度警惕。“元老院”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个比雅典更开放的民主体制。
该体制吸引更多公民加入罗马军队中，使其战斗力空前强大，可随着不断开疆拓土，罗马共轭过的制度隐患渐渐浮现出来：“元老院”的成员都是贵族，决策时常忽略平民利益，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土地兼并严重。
罗马要依靠平民士兵实现扩张，可这些士兵退休后，却发现在罗马共和国境内却找不到一块可耕种的土地，一些退休士兵甚至沦为乞丐。大量罗马平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到罗马行省居住，随着公民数量减少，罗马兵源亦减少。
为了应对危局，出身贵族的格拉古兄弟提出一整套社会救济方案，主张吸纳更多平民参政，以保障平民利益。遗憾的是，这些要求贵族阶层主动约束自己的提案招来既得利益者们的仇视，格拉古兄弟均以惨死告终。在经历了屠杀、独裁等苦难之后，马略最终完成了罗马的制度改革，但该制度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化。不足百年，罗马共和宣告破产，帝国时代卷土重来。共和比独裁更符合人性需要，但只有美好的愿望是无济于事的，还需有现实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各阶层应有妥协精神，否则，必将落入集体悲剧中。
不了解拉达克史，无以论中国史
区域史：《拉达克王国史(950—1842)》
作者：(意)毕达克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拉达克王国位于今克什米尔地区，面积4.5万平方公里，直到19世纪30年代前，它都是清朝的藩属国。拉达克王国每隔一两年会差人入藏，遇交涉事件，必向清朝驻西藏大臣请示。
1840年后，锡克帝国两次入侵拉达克，其目标是控制西藏西部的羊毛产地、阿里地区的金矿(传说中有)和寺院财宝，进而控制整个喜马拉雅山区的贸易。拉达克亡国曾派人向内地求援，可惜藏军遭敌方埋伏，损失惨重。
1842年，拉达克人起义，遭到镇压，1846年，英国强行将拉达克并入多格拉土邦。
拉达克虽然面积不大，但在历史上却有相当地位。《旧唐书》中曾记载：“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屋皆平头，高至数十尺。”这个逻些城，即拉达克的首都列城。玄奘西行时，曾经过此地;唐蕃对战时，拉达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以后拉达克还成为“第二次佛教传播”的中心点。
拉达克是连接着古代印度、古代中亚和古代中国三大文明，是彼此交流的大通道，因此形成了独具色彩的文化。
国人知道拉达克者甚少，但不了解拉达克史，则无以论中国史，本书是此领域研究的经典之作。
文/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