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文明较低的征服民族总是被文明较高的被征服民族所征服的历史惯例，在清朝很快得到体现，明朝君主强化个人独裁的诸种措施，也很快被清朝统治者视为鸿宝。
要是现在还处在密书的时代……
司汤达《红与黑》
公元1722年，俗称康熙帝的清圣祖玄烨死了，他的第四子胤稹嗣位，次年改元雍正，即清世宗。
雍正帝即位时，虚龄四十五岁，正当壮年。但他的运气，既不如乃父，也不如乃子。康熙八岁登极，做了六十一年皇帝。乾隆做了六十年皇帝，还做了三年又三天太上皇，直活到八十九岁才寿终正寝。雍正则仅在位十三年，还没来得及庆祝五十八岁生日，便突然“龙驭上宾”。他的死因，如同他当初是否“弑父夺嫡” 一样，至今仍属历史的疑团，不断引起历史学家的考证兴味。
雍正画像
尽管统治时间那样短，雍正帝在中世纪史上却留下了醒目的一页。他的政绩如何?海内外学者歧见纷纭，这里不去说它。就人论人吧：倘看个人独裁，他堪与秦始皇比肩;倘看善弄权术，他足令魏武帝自惭;倘看骨肉相残，他比唐太宗更狠;倘看功臣受诛，他较明太祖更毒。仅此数端，便可使他跻身于中世纪中国有数的“英主”之列。何况他属于满洲皇室，在历史上少数民族的王朝统治者中间，名声虽不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元太祖铁木真、元世祖忽必烈，乃至不如他的列祖列宗努尔哈赤、皇太极和福临等那样辉煌，但论政治手腕，则堪称第一。
不过，从汉朝以来，历代帝王向有“重术”的传统。稍有作为的君主，无不以集权于己为目的，无不以纵横捭阖为手段。上举表演，都有先例，雍正帝只是心更狠手更辣而已。要说他在重术方面有先辈不可企及的特长，那就应当首推他所发展所完善的密折制度。
密者，秘也。“几事不密则害成”，那是作《易传》的先圣——据说就是孔夫子一早已传授的古老教训。长卷折叠叫折。明清时代臣下写给皇帝的报告，通行繕写在折本上，但规定涉及公事要用印， 涉及私事则不用印，分别称为题本和奏本。到清代，奏本不限于官员个人私事。凡紧要事都可以个人名义上奏，传递手续也简化。因此奏折也就变成一种专称，专指内陈紧要事宜的报告。这类奏折，只要封面上写明“密奏”一类字样，便需由皇帝亲自拆阅，好像现代注明 “亲启”的信件或报告。皇帝在奏折上的批示，如他以为必要，也在封缄后注明发回上奏者本人，不许可主管部门或官员拆阅。由于往返都有高度的机密性，所以依照古训，唤作“密折”。
“密折”的内容，或者说传递的信息，输出和反馈，通道既然如此狭窄，乃至只限于皇帝和上奏官员的两人之间，那么这类报告及其批示，如用流行术语形容，除了称为“小报告”之外，便别无他词。
“打小报告”并不新鲜。远的不说，在14世纪晚期的明朝初年，由于朱元璋猜忌功臣，时常派出亲信侦察他们的言行，向自己作秘密报告，那时就形成了“祖制”。他的第四子朱棣，在父亲死后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侄儿建文帝的君位，自觉有悖于宗法传统，更其防备亲属效颦，因而时常安排亲信监视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诸王言行，要他们将监视结果“密奏”。从此，皇帝赐予亲信官员不按正规手续呈递报告的特权，便称作特许“密封奏事”。这种特权，在明朝厂卫即皇家特务系统建立后，如何被宦官滥用，早已人所熟知。
清初革除了明末的若干弊端，不许宦官干政即为其一。但随着文明较低的征服民族总是被文明较高的被征服民族所征服的历史惯例，在清朝很快得到体现，明朝君主强化个人独裁的诸种措施，也很快被清朝统治者视为鸿宝。
康熙帝在晚年，便曾自诩能行“密奏之事”，而无近侍借机弄权之弊。可见他在位期间已鼓励官员打小报告。据现存的故宫档案，证明他派往江宁、苏州的织造官，其实主要任务就是打小报告，管理皇家丝织工业倒是“副业”。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由此起家，那已为人们熟知、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例证还有王鸿绪。此人品质恶劣，非但整部剽窃万斯同的《明史稿》冒充己作，还是证据确凿的贪污犯，但却深得康熙帝宠信，甚至不惜自坏其法将他由死刑边缘拉出来。以前我总不明白此人怎能回天有术。及至见到《文献丛编》刊布的《王鸿绪密繕小折》，方才恍然：哦!此公原来是打小报告的专家。
《红楼梦》中描绘的大观园
但康熙帝尽管鼓励下属打小报告，却似乎觉得问心有愧。这由他再三关照打小报告的亲信保密，“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 “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甚至在曹寅密折上一连批上四个“小心”，便可看出他那种“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矛盾心情。
所以，康熙尽管鼓励臣属上密折有三十年历史，生前却从不公开承认密折的合法性。他总是把有批示的密折封还告密者，没有规定缴还并存人宫廷档案。
雍正便不同。据杨启樵的研究，他在康熙帝死后才十四天，便下谕“所有皇考朱批谕旨，俱著敬谨封固进呈”，违者“定行从重治罪”。此例一开，所谓缴批归档，在清朝一代便成制度，而所谓 “密折政治”，也就由皇帝显示个人耳聪目明的需要，变成天子实现个人高度独裁的手段。
雍正所完善的密折制度，要点是这样的：
(1)给皇帝上密折， 必须获得皇帝的特许。获得特许者，上自大学士和各省督抚，下至部郎和知府道员，都有，但必须是皇帝亲自认可的“适当人选”。 因而它是官僚中的一种特权。
(2)获得上密折特权的官员，必须承担如下义务：上奏需是“紧要应奏事件”，“不可无事频来”，必须严格保密，否则“概照泄漏军机律治罪”。
(3)密折的内容，除了请安、谢恩和缴批外，主要是陈事。陈事的范围没有限制。大概地说，凡不宜于在正式题本中上奏的，无论军国大事还是平凡小事， 也无论职守所在还是他官管辖，都可作为小报告的内容。康熙已指示亲信“就是笑话”也可报告，雍正更明白规定“但有所闻，不必待访的确，先即密奏以闻”，这就是前明已许可的所谓“风闻奏事”。
(4)密折从进呈、批示到缴还的程序，十分严密。例如密奏者必须亲笔繕写，亲手密封，送呈宫中奏事处，转交皇帝亲拆、亲批，再亲封后发回本人，本人阅后立即密封缴批归档，不准留底、存留，更不准隐匿、焚弃。
(5)密折的重心是人事，不分级别和职权，一切官员都可成为打小报告的对象，而监视者本人也在受人监视之中，必定使人人自危，互不信任，便于皇帝操纵控制。
“螳螂捕蝉，安知黄雀在后”，这是汉朝人已感受的不安全感。 但随着密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弱肉强食”已有了新的规则。你看上列那些规则，不是人皆可兼螳螂和黄雀么?真可称作“在小报告面前人人平等”。
那么，皇帝通过密折制度实现高度个人独裁，他又怎样呢?事实表明，将密折制度化的是雍正，但吃密折制度苦头最大的也是雍正。
据统计，现存的清朝密折，约十六万余件，其中属于康熙朝的约三千余件，属于雍正朝的则达二万二千余件。
康熙朝的密折，由康熙三十三年(1693)算起，到六十一年(1722)，共三十年，平均每年一百余件。即使他“日理百机”吧， 这数字不过相当于他每天理事的平均数量。
雍正朝的密折数量，究竟有多少?还是个谜。就算十三年有二万二千件，则年平均为1692. 3件，日平均为4. 64件。
每天看五件小报告，似乎不算多。问题还在于批示。康熙在密折上的批示，多半为寥寥数语。乾隆的批示，更是大半简化到“知道了”三字，乃至“是”一字，犹如后世的画圈。雍正则不然，几乎折折有批示，批语少则几十字，多则盈百累千，而且字斟句酌，考究书法，辛苦程度可知。
《走出中世纪》，朱维铮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出版。
为什么他如此看重小报告呢?他有段自白，“如此用密折，不具题本，则是非全在于朕。倘误用匪人，天下后世之讥议，朕安能独当?”由此可知，他靠密折政治过日子，最大的主观原因在于心存恐惧——既怕大权旁落，又怕遗臭万年。
这难道不是一切大独裁者的共同心理么?他们不信任一切人，又感到一切人都不信任自己，于是除了借助阴谋以巩固独裁，想不出任何办法增强个人的安全感。至于由此带来的恶果，诸如官僚的腐败，政府的无能，人民的苦难，全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他们也常说到“国家”，那涵义却是“朕即国家”，因而“爱朕”即爱国。倘不如此看呢?《大清律例》的那些“大逆” “大不敬”的法律和案例，早准备好处置的办法了。
然而雍正到底成了密折制度的奴隶。他赐予某些官员打小报告的特权，特权者最大目标便是保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在打小报告时取舍予夺都以此为准绳。他设法变“官官相护”为“人人自危”，岂料不安全感却成为各级官僚结成利益集团以众手遮天的主要动力。他自以为“乾纲独断”，洞察一切，结果一切不能洞察，有个小人物曾静居然敢于派人劝说大总督岳钟琪拥兵造反，就是他靠密折过日子的讽刺。雍正死因固不可知，但极其严密的小报告制度，适足以促进他的独裁统治奔向死亡，则是历史所昭示的事实。
批示过二万二千余件小报告的雍正死了，“知道了”五万余件小报告的乾隆也死了。随之而来的，却是“我大清”的没落，在乾隆死后不过四十年，便被小小岛国英吉利打得门户洞穿。然而清朝皇帝们还恪守“祖训”，靠密折政治过日子，于是迎来了太平天国，迎来了八国联军，迎来了义和团，最后迎来了辛亥革命。
那么，密折政治的谬种不流传了么?有历史在。
(本文摘自《走出中世纪》，朱维铮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编辑毛乃高，图片来自网络，注释略。本文原标题：满清盛世的“小报告”)
作者简介
朱维铮(1936-2012)，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生前为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从教52年。2006年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个荣誉博士，也是自季羡林之后德国高等学府授予中国人的第二个荣誉博士。朱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眼光独到，笔锋犀利，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治学范围涵盖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多个领域，已刊论文及讲演录二百余篇，著作十余种，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重要典籍近百种，《走出中世纪》等翻译成英文出版，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这里是每天带给你惊喜的小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