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的价值在于理解当下事物存在的理由。
在相当时期，人们喜欢架空地去看现实，以“合理性”为尺度，去改造社会，由此生出两种情绪：
其一，觉得前人与他人都很愚蠢，明明“不合理”的东西，居然允许存在。
其二，看到总也做不到“合理”，便坚信必然有人从中作梗，他们是阻碍历史进步的坏人，即使统统消灭掉，也毫不可惜。
法国大革命就是依照这个逻辑展开的，所以无数人的献血洒在了大地上。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已连篇累牍，但对造就法国大革命的那种思维，却少有人能反省。更少有人意识到，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伟大的启蒙哲学家们对此应负什么责任。
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启蒙哲学算是一种经学，它固然流畅痛快，可脱离了历史的框架，背离了历史的智慧，则其结果难免走向屠杀、死亡、黑暗与邪恶。
事实是，生命往往是“不合理”的，历史往往是“不合理”的，在“合理”的需要之外，人还有许多“不合理”的需要，诸如尊严、牺牲、奉献、爱、忧郁……毋宁说，“不合理”才是美好的，它同样赋予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因为在这些“不合理”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合理”。
读史，恰恰可帮助我们从“不合理”中领悟出那些更深刻的“合理”。
看懂水井，就看懂了中国历史
人类学：《凿井而饮：明清以来黄土高原的生活用水与节水》
作者：胡英泽
出版：商务印书馆
现代都市人用水如此方便，只需拧开水龙头，廉价而卫生的水便源源而出。在今天，水已不再是社会组织的核心。
将时光翻回100年，情况则完全不同。大量农村人口依靠水源生存、生产，对于缺水的北方来说，水成了命脉。19世纪末，在华北的一位西方传教士曾写道：“水井确乎是中国乡村外部装备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那时，北方几乎所有村都围绕着水井而组织，建立了完整、细致、独特的制度。比如在山西省万荣县、陕西省合阳县，人们有这样的习俗：几人合力将水从井中绞出，放在井台上，路过的人如口渴，可不打招呼便喝，众人不会干预，因为水是大家绞出来的，是所谓“官水”。如果口渴之人不了解此习俗，请求饮用，则谁答应，在进化分水时，就必须减掉一瓢，因为他做了好人，路人所喝之水就成了“私水”，要从他的份额中扣除。
乡村分水制度各有不同——有的地方按人头分，但女性只算一半份额，有的地方则干脆不算;有的地方按田地拥有量分，富人承担较多;有的地方还要计入牲口数量，毕竟它们也是“用水大户”;还有的地方按时辰分，以合理平衡用水高峰期……
在水位低的地区，井绳也是重要财富，需要村民共同管理，分成“官绳”和“私绳”。到干旱季，只许“官绳”下井，用“私绳”者，竟至罚款500文之多。需要说明的是，“官绳”的意思并不是官方管理，而是共同管理。在当时中国农民思维中，“官”代表公共事务，而非具体官员，当共同管理成本过高、无法达成共识时，他们才会请官员来解决。
井成为社会组织的核心，而要高效、公平地分配水源，必然要了解人口数量、耕地数量、财富多少、牲口有无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乡村宗族组织及庙会组织，这为后来建立保甲制提供了可能。
通过对水井的深入研究，可知制度往往是各方需求充分磨合后的沉淀物，可以从制度合理性、效率等方面进行架空研究，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只通过水井，才能理解广大农民心中的正义观，才能明白他们制度选择的基本思路，这对于我们理解诸多历史事件，乃至现代中国变迁，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本书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展示出书斋中人常忽视的、具体的中国。
黄帝究竟信仰什么
考古：《凡世与神界：中国早期信仰的考古学观察》
作者：王仁湘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大型文明往往以史诗或神话为开端，从《荷马史诗》，到《北欧神话》《希腊神话》，满足了后人探索自我生命源头、寄托崇拜的需求。有趣的是，汉族虽史学发达，神话系统却不完整，亦无史诗。
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或源于历代儒生强调实践理性，刻意排斥神秘主义，通过删削文献，致后人难知其详。
书证无存，则只能寄望于考古发现，以从中读出被掩盖的历史。
然而，从大量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石刻等看，虽图像摄人心魄，信有神秘主义传统在，但如何解读这些图像，却是一大难题，本书则呈现出相关领域研究的最高成果。
比如良渚玉器(良渚文明距今5300-4500年左右，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看似粗糙，却多旋纹，这些纹理全部采用了“阴夹阳”的刻法，且阴线总是阳纹的衬托。良渚玉器都很小，则这些纹理更小，甚至1毫米内便有3-5条阴线。在工具不佳的时代，能刻画出如此细致的纹理，堪称奇迹。这些旋纹繁杂，却秩序井然，与良渚文化旋纹彩绘相对应，可证皆为旋眼。如此精工，非数月积累不能完成，则背后必有信仰的力量在支撑。
本书以图像入手，试图古人的信仰系统，堪称别开生面，则汗漫难懂的饕餮纹、鸮纹、凤纹等瞬间变得亲切可感。
近代日本是怎样走向世界的
日本史：《海上新世界：近代日本的欧洲航路纪行》
作者：(日)和田博文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896年3月15日，一艘名为“土佐丸号”的日本邮船从日本启航。历经神户、下关、香港、科伦坡、孟买、塞得港、伦敦等地，最终停靠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
这是一次不为人知的航行，却是日本大航海时代的开端。
当时日本虽经明治维新，特别是和英国结盟，已基本确立了在东亚的统治地位，但绝大多数日本人对世界了解甚少。毕竟日本是被动开国，而非主动开国，面对西方文明冲击，公众持强烈的欲拒还迎的心态。
时代来到了一个新的节点：在取得初步成功后，日本应进一步向西方学习，还是见好就收?
“土佐丸号”一路上遭遇了强烈的文化冲击，旅行者们意识到，当时的世界已被列强瓜分殆尽，日本不可能独守边缘，只作为区域强国而存在。
正如本书作者所说：“通过他者这面镜子认识到的自己，是多元的。在这一过程中，自己的故事和国家、民族、人种等相共通的故事常常重叠在一起。本书中也涉及了意图在远东地区确立帝国地位的日本的海外扩张情况，以及像‘大东亚共荣圈’这样的未来构想蓝图。在追溯欧洲航路历史的过程中，浮现在眼前的是为了获取殖民地而不断扩张的日本的发展历程。”
1896 年3 月15 日从横滨港发出的土佐丸号。
1928 年2 月发行的《渡欧指南》的封面。
1936 年8 月发行的新版《渡欧指南》的航海图。
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接见文久遣欧使节
金亡于吏
金史：《金代吏员研究》
作者：王雷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吏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之一，吏作为官员队伍的补充，承担着上情下达、执行决策、稳定地方、税收等任务。
在中国历史上，秦代特重吏，竟至于“以吏治国”“以吏为师”。汉承秦制，在初期也非常重视吏，“吏能”是考评官员的重要依据。
然而，随着官吏分途，吏渐遭士大夫们的排斥，使二者成为传统行政体制中，互相依靠又互相约束的群体。王安石曾说：“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此后历代王朝，莫不以防吏为要。
有趣的是，与宋同时期的金却是一个非常重视吏的王朝。金在崛起阶段，官吏制度较粗放，主要依赖勃极烈制度，即以少数高级核心官员合议制的形式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是一种辅佐皇帝的政治制度，其优点在于决策迅速，适合战争时代的需要。
到金熙宗完颜亶时，惩于内部贵族矛盾激化，遂废勃极烈制度，仿照唐宋，建立了三省制。然而，到金海陵王时，三省并为一省，官员之间互相的制衡弱化了，不得不更多依靠吏来约束官。
金朝本来就比较重视吏，吏员多，且责任重，仅吏的名目就多达10余种。特别是作为少数民族政权，中枢管理部门需要大量翻译，均由吏充任，此外在地方管理、军队管理等方面，也大量使用吏，甚至皇家事务，也多由吏来管理(主要是从贵族子弟中筛选)。
在传统的官吏分途制度下，吏几乎无法成官，前程有限，故吏往往缺乏上进心，但金明昌五年(1194年，金章宗年号)，金廷规定进士出身的省令史一考可以出职从六品，两考出职任从五品职官。省通事、枢密院令译史一考二考，出职八品，三考出职从七品;而台、部令译史一般出职任九品职官。
吏可以成官，则肆无忌惮，故金章宗时吏制淆乱，腐败、专权横生，至此则金朝灭亡的命运已定。
中国文化能否返本开新
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作者：汤一介
出版：上海教育出版社
本书是汤一介先生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思考的论文合集，从东西方哲学对外在超越的不同理解出发，寻找中国文化的特质，以探寻一条既符合传统、又能与时代需要契合的现代化之路。
自“五四”以降，传统文明遭遇污名化，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文明，不根除之，民族将失去未来。对此，陈寅恪曾在《学衡》杂志上表示：“一方面不忘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一方面努力向西方学习。我认为可概括成四个字：返本开新。”
返本就是回到本源去看中国文化。毕竟当下的中国文化是经不同时代理解所涂改、所扭曲的，其中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未必能适应当下的需要，如果将后学的偏差也加在本源的身上，必然造成对传统的误读。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角度看，其基本关怀、基本逻辑其实是能够契合现代性的，但需要审慎取舍，有所增益。正如本书中，汤一介先生指出的那样，本源文明无法完全满足现代性的所以需要，特别是“内圣外王”(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绝非现代人格，在当下没有提倡的必要。但在原儒中，有“教人如何做人”的东西，这是可以现代化的。
返本方能开新，了解什么是自己的特质，才能找到与世界连接的方式。这些哲学思考不仅对个人修身、思考有益，对于理解历史亦有益。
文/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