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卿美
为什么英国将鸦片战争称为“通商战争”?这是中学历史考试中的一道习题，旨在让学生认清鸦片战争的本质及侵略者的本来面目。确切的说，这里的“通商战争”更多是指第一次鸦片战争。事实上，还有“中英战争”的说法，这种对战争的表述才是最常见的方式。
同一场战争，中国称为“鸦片战争”，英国称为“通商战争”，缘于战争立场、价值判断的不同。清政府认为，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倾销鸦片，不仅毒害国民健康，还使大量白银外流。英国发动战争，是纯属侵略性质。而英国方面认为，中英贸易存在明显逆差，清政府又拒绝通商，且粗暴对待英国商人，致使英国方面遭受重大损失。英国发动战争，是教训清政府，同时维护自己的正当商业权益。
两国战争，就犹如两人打架，各说各的理。中国说，是英国跑到我这来，先动手打我。英国说，是你们首先不讲道理，不按文明规则办事。双方分歧明显，最关键的原因是，双方不在一个世界体系内。也就是说，两国对话基本就是鸡同鸭讲。
为什么是鸡同鸭讲?首先看几个关键词，一是“外交平等权”。当时的中国与英国，明显是两个世界。中国奉行的一直是朝贡体系，自己称为天朝上国，其他国家都是藩属国，纳贡是臣服的表现。而在同一时期的欧美国家，奉行的是外交平等、国格平等，国家不论大小，都具有同样的国家尊严。当英国遇到中国时，外交理念就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比如清政府只允许英商与广州十三行接触，并禁止英商接触地方官员。而英国认为是受到了屈辱对待，是清政府居高临下。
另外一个关键词是“财产保护权”。英国法律明确规定，个人财产受到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当林则徐以恐吓、威胁的手段下令英国商人限期交出鸦片时，英国认为，这是侵犯了英国的财产权，且程序不合法。而清政府认为，朝廷有权处置任何财产，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况且鸦片还是毒品，是非法的。但英国认为，鸦片是精神镇静剂，自己国家也在用，清政府也没有禁止，是合法的。
再一个关键词，就是“司法独立权”。这点对清政府来说，就是天方夜谭。司法独立权，就是要用独立的司法保障国民的合法权利，且程序正义至高无上。英国人喜欢讲法律程序，程序正义是传统。而清政府这边，钦差大臣林则徐代表的就是法，一声令下，就可以派兵查抄、罚没英商的鸦片。一道指令就可以将英国商人驱逐到船上居住。同样是一道命令，还可以对英国商人即行正法。英国方面认为，中国没有审判、没有辩护，没有程序正义，林则徐权大于法，是野蛮的行为。
对这场战争的定性，关于鸦片性质的问题是绝对绕不开的。鸦片，一直被认为是毒品，但要知道，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曾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种植鸦片，十八省，鸦片处处飘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罂粟花开满神州，这不是夸张的说法。当时的鸦片被认为是精神镇静剂，在英国公开销售是合法的。
虎门销烟图
据贝里奇《鸦片与人民：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的鸦片制剂使用和毒品控制》一书记载，在1868年《药房法》出台前，杂货商的货单里充斥着富含鸦片的专利药剂，其数量仅次于果酱和麦芽糖。特别是在英国东部低地沼泽地带，鸦片一直保持着高消费量，那里的商店柜台里储备有三四千小瓶鸦片酒，供人们在星期六夜晚消费，用来止痛、止痉挛、治失眠、发汗和减少支气管粘液，医治糖尿病、抑郁症、过分激动和醉酒。鸦片酒与牛胆合用，治疗耳痛;精神错乱、癔病和牙痛;与蛋黄合用，治疗痔疮。
鸦片到中国后，也同样没有被清政府禁止。当然，我们可以说是，英国糊弄了清政府，清政府不明真相，上当了。当意识到鸦片是毒品，对国民健康危害巨大的时候，清政府便下令林则徐虎门销烟。但从后来大面积推广种植鸦片的事实证明，林则徐禁烟，显然并不是为了国民健康，更多是为了财政税收。所以，清政府自己的钱袋子才是根本。禁了英国的鸦片，自己种植鸦片自己卖，赚大钱才是清政府的根本目的。虽然清政府开始考虑并没有那么长远，但事情确实是朝此方向发展的。
英国汉学家蓝诗玲所著《鸦片战争》一书曾引起轰动，难得有英国人如此认真地研究这场战争，因为在很多英国人看来，“通商战争”并不是一件大事。相比鸦片战争在中国的分量，这场战争对英国来说，甚至可以用微不足道来形容。蓝诗玲的《鸦片战争》一书，大量引用了当时英国媒体的声音，由此基本可以看作是英国人的视角。
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伦敦画报新闻》发表评论，“中国是人类中的一个大家庭，已经与世隔绝很多个世纪，现在要加入国际社会、与世界其他国家互相打交道了。她有众多的人口，现在冲破了长久以来包围着他的愚昧和迷信，将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享受到更为宽广之文明的自由，进入到不可限量的辉煌前景。”
《泰晤士报》刊登英国读者来信，有读者在信中说，“在大不列颠的历史上，或许没有哪一件事令这个国家的各个社会阶层都如此普遍的满意。”英国读者称鸦片战争是一件“伟大光荣的事件”、“给英帝国的荣光增添了光彩”。
当然，并不是所有英国人都赞成英国向中国发动战争，各种反对声音也有很多。如1857年3月17日，《泰晤士报》曾刊登《中国和波斯的战争》的文章，认为鸦片战争是“我们历史最不光彩的战争……我们损失了69个人，却杀了2万到2.5万中国人。在像这样一场战争中，没有什么荣誉可言。”
在黄宇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一书中，记载了时任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对《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不满，因为贸易逆差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他说：“我清楚地看到，我们将被迫对中国再发动一次打击，这个时间正在快速到来”，“把文明国家自由贸易和自由交流的权利强制推行到这个广袤的帝国的全国各地”。帕麦斯顿为了对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准备，甚至还授意《泰晤士报》，将战争的动机进行包装，“给追求利润蒙上到道德的光环”。
还有一种声音，既不赞成英国人，也不喜欢中国人。如唐纳德·马地臣在《什么是鸦片贸易?》一书中评论，“如果认为中英之间的对立是由于中国收缴鸦片引起的，学习历史的学生就会误导，因为开战的原因是深层次的，在时间上更为深远的……即中国皇帝宣称他和他的臣民远远优于其他国家的君主和人民这种傲慢自大的臆断。”
英国禁止鸦片贸易协会发言人贾斯汀·麦卡西在其所著的《鸦片战争》一书中认为，“在双方发生冲突的最初阶段，错误毫无疑问在我们一方……中华文明的整体信念是错误的和荒唐的……正像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有教养的英国人来说，不洗手不洗脸就过一天的观念不能接受一样。”
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认为：“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之为鸦片战争，英国则称之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一场战争，两个国家，两种判断。不同的制度、文化、思想的激烈碰撞。也许没有孰是孰非那么简单，本来这个世界就不是非黑即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