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绰
这是一座塞外小城，其城市历史仅300余年，却有着丰富的多民族历史文化内涵。在满清时期还一度迅速崛起，成为第二政治中心，是满清控制蒙藏的政治中心。如今承德已发展为著名的旅游城市和避暑圣地。城市虽小，但其历史经历可谓跌宕起伏，值得一书。
该内容为腾讯独家合作内容，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承德，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燕山腹地。其地理位置南邻京津，北接赤峰市，东西与朝阳、秦皇岛、唐山、张家口市相邻，是连接京、津、冀、辽、蒙的重要节点。
承德建城历史至今为止仅有300余年，但并不妨碍其成为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虽然承德城兴起很晚，但就整个承德地区来讲，历史却十分悠久。
清以前：名不见经传的边荒弃地
根据出土文物考证，承德一带早在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就有原始人活动和居住。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即劳动、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在这里曾发现的石斧、网坠、陶鬲等丰富的历史文物，就是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的痕迹。
殷周时期，这里是山戎、东胡等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是燕侯的势力范围。战国时期，承德一带隶属于燕国设置的渔阳、右北平、辽西三郡。据《史记·匈奴传》记载，燕国曾在这一带修筑长城，现在长城遗址仍然依稀可见。秦始皇灭燕后，沿燕制不变。
西汉时期，汉武帝设幽州刺史部。历两汉、三国至魏晋，承德一代始终为幽州属地。在此期间，匈奴、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曾先后在此游牧杂居，但中央政权始终在幽州设立专门机构控制这些民族。
随着汉王朝的日薄西山，中央政府逐渐无暇北顾，这些少数民族也不断借机壮大自身实力，成为汉族政权的重要威胁，东西汉时，承德地区先属乌桓，后为鲜卑族管辖。
渔阳、北平及辽西部分区域即为今天的承德地区
东汉末年，汉室宗亲刘虞先后任幽州刺史、幽州牧，在任期间施行宽政，精简部队，平定乌桓叛乱，在鲜卑、乌桓、夫余、濊(huì)貊(mò)等外族间有崇高威望，各族随时朝贡，不敢侵扰。
《后汉书》记载：
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时处处断绝，委输不至，而虞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虞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
由此可见，幽州地处边塞，本为穷州，且因战乱交通断绝，难以调度金钱。由于刘虞的宽政，使得这一地区得以自给自足，远近原本作风奢侈的豪族，都被他感化而改变风气。在这一时期，承德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初步发展。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更加强盛，他们往往以承德地区为切入点进入幽州，并向中原发展。
《晋书》记载，晋武帝太康元年，增置郡国二十三后，幽州辖境日渐缩小。
五胡乱华后，承德地区主要被鲜卑族占据。其中，慕容鲜卑兼并宇文鲜卑和段氏鲜卑，先后建立前燕、后燕政权。在后燕极盛时期，“南至琅琊，东讫辽海，西届河汾，北暨燕代”，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辽宁的一部分。此阶段，承德地区皆归慕容部统治。
公元398年，在击败劲敌后燕后，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此时幽州仅领燕、范阳、渔阳三郡，承德地区又成为北魏之地。自东晋至南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大量迁居幽州，各族人民在这一地域进一步融合。
隋朝时期，行政区划经历了两次重大变化。鉴于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州郡县三级制已经混乱不堪，隋文帝杨坚废除天下郡置，改为州县二级制，以州直接统县。隋炀帝即位后，又罢州置郡，实行郡县二级制，改幽州为涿郡，治所为蓟县，位于今北京市境内。
此时居住在承德地区的主要是奚族、靄族及契丹人。唐武德元年(618年)，占据涿郡的军阀罗艺归降唐朝，这一战略要地为唐所得后，复改涿郡为幽州，更蓟城为幽州城，并为幽州治所。
这一时期，承德及周边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每当国势强大时，必以此区域为经略基地，用以开拓疆土;国势衰微之时，则成为军事防守的要地;国势稳定之时，成为北方的一个贸易中心，促进汉族与北部游牧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
隋朝行政区划
五代、辽、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建立强大的政权，并不断入主中原，历南宋、北宋两朝，承德地区完全成为少数民族统治的地区，并成为他们南进的后方基地。
辽代设“五京”，根据《辽史》中相关记载，承德地区大部分地域属于“中京”(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内)大定府，包括今丰宁、围场，隆化、滦平、兴隆及承德市、承德县部分地域。辽亡后，金改称其为“北京路大定府”。至元代蒙古人统一全国，承德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进一步加深。
承德地区见证了辽中京的兴衰
明代，承德大部地域属于京师北平府，只有南部部分地域属于永平府。据《热河志》记载，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放弃对承德地区的直接管辖，将其赐予蒙古部落，所辖州县百姓纷纷南迁，承德一代变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隔离带，成为喀喇沁、察哈尔等蒙古族的游牧地。
直到清朝初年，该地区改称热河上营(现承德市区)，也没有设立正式的管理机构，是一个“名号不掌于职方”的小村落。由于明代与北方少数民族关系一直十分紧张，承德地区成为守卫京师，防止蒙古人向南骚扰的前沿之一。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德地区在经济上呈现出农、牧、狩猎、手工业并举的多种经营方式，文化上也表现为典型的多民族混合形态。
秦汉以后漫长的帝国历史中，这里的汉、匈奴、乌桓、鲜卑、库莫奚、契丹、突厥、蒙古等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清以后：控制蒙藏的政治分中心
清朝时期，承德地区迅速兴起，并逐渐成为了朝廷政治分中心，特别是成为了清朝处理民族事务，加强民族控制的特殊地点。为了能够更清晰地体现发展历程，我们先对清朝统治时期承德地区的大事记进行梳理：
康熙初，该地区只有两个小居民点，分别为热河上营和热河下营;
康熙十六年(1677)，在河北北部围场县一带设置“木兰围场”，用于以围猎方式进行的军事演习;
康熙四十二年(1703)，开始修建热河行宫，周边人口与日俱增;
康熙五十年(1711)，热河行宫初具规模，更名为避暑山庄;
雍正元年(1723)，设立热河厅，第二年设热河总管，统理东蒙民政事务;
雍正十一年(1733)，取承受先祖德泽之义，罢热河厅设承德直隶州，此为“承德”名称的由来;
乾隆七年(1742)，废州，仍设热河厅;
乾隆四十三年(1778)，改设承德府。统领一州五县。即平泉州、滦平县、丰宁县、赤峰县、建昌县、朝阳县;
嘉庆七年(1809)建立热河督统署。
下令建造热河行宫(避暑山庄)的康熙帝
可以看出，承德的发展是在建立皇家行宫的基础上，逐渐实现城镇化，其发展历程可谓独树一帜。
在古代，新城市往往自然兴起于经济发达或交通枢纽之地，而纯粹为军事、政治目的而设的城市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承德完成这个过程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于塞外山间突然兴起。
表面上，承德只是为皇帝提供巡狩驻跸、消夏解暑之便，实际上有清一朝，尤其是“康、乾、嘉”三代，皇帝每年几乎有半年时间来此避暑和处理朝政，接见少数民族王公及外国使节，俨然起到了政治分中心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甚至具有了“陪都”的性质。这是刺激承德这座城市勃然兴起的根本原因。
至于为何选择承德而不是其他城市，其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承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皇室提供了便利。
今天看来，承德的地理位置毗邻京、津，西邻张家口，东接辽宁，北靠内蒙、南倚秦皇岛、唐山，是燕山腹地、渤海之滨重要的区域性城市。而在当时，承德地区是“左通辽沈，右引回回，北控蒙古，南制天下”之地，具有重要的地理战略意义。
由于这里的山川、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既可消夏避暑，又可联络蒙古，巩固边防，因此几位清帝才致力于兴建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并奠定了城市之基，成为清王朝的夏都。因此，承德是一个先有皇家园林和皇家寺庙群，而后有人口聚集的城市。
其次，承德的兴起与清朝民族间关系和北方形势密切相关。
蒙古问题始终是清初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生存于白山黑水的满族，在民族统一和建立国家的过程中，与蒙古各部有着复杂的关系。
清初，康熙皇帝曾成功击退准噶尔汗国的进攻，但其势仍大，隐患始终未曾消除，为加强对蒙古的控制，同时遏制沙俄侵略，康熙以武力平叛的同时对蒙古各部采取怀柔政策，代替历代用长城进行民族隔离的办法。
因此，在承德开辟行宫，作为专门处理民族的事务的场所，能够体现出对蒙古各部的恩典，而蒙古各部大多信仰喇嘛教，因此又在周围兴建了许多大型藏传佛教寺庙，大面积的宗教建筑放在首都显然多有不便。另外相较于关内，承德的气候更接近蒙古各部居住区域的气候。多种因素相加，最终才选择了承德这一特殊地点。
因此，承德绝不仅仅是用于消夏避暑的休闲之地，作为各民族的结合部，承德还具备了两项特殊职能：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宗教活动。正因如此，承德这座城市在满清控制蒙藏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民国时期的历史，在此不做赘述。1955年12月，热河省撤销，承德市归入河北省。1993年7月1日，地、市合并，实行市管县的管理体制，承德市共辖八县三区，即为目前的行政区划。
文化遗产：避暑山庄与外八庙
前文提及，承德历来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各民族相互之间关系复杂，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之中，也留存下了辉煌的文化遗产。其中，又以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为典型代表。
承德避暑山庄，旧称热河行宫，承德人又叫它离宫，占地面积达 564万平方米，约占市区面积的一半，因其恢弘大气的建筑风格、风景秀丽的景色为人们所称奇。
避暑山庄始建于 1703年，历经三代皇帝才建成，集南北园林建筑艺术之精华，兼具南秀北雄之韵美，园中有园，胜景荟萃，被康熙誉为“自有山川开北极，天然风景胜西湖”，是我国著名的旅游和避暑胜地。
除却雅致的风景、独特的建筑因素外，其自身的历史内涵也是一大吸引力。自康熙起，历代清朝皇帝便在此处避暑，处理政事，造就了承德避暑山庄今天的历史文化价值，也是我国多民族帝国形成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避暑山庄”四字为康熙亲笔所题
避暑山庄修建以后，历代皇帝在此积极接见各地的使节，促进与各个民族的沟通和交流。从康熙到乾隆，先后接见了藏族、哈萨克族以及高山族等等少数民族的高层人物，从而实现了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同时，清朝皇帝们还在此接见了众多宗教人物。除此之外，避暑山庄还见证了清朝与国外的沟通与交流，皇帝在此接见来自各国的外国使节，将中国的文化传到世界，也获得了来自国外的诸多信息。
在避暑山庄的东北方向，如众星拱月一般拱卫着山庄的是八座喇嘛庙，因承德地处北京和长城以外，故称“外八庙”，先后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间陆续建成，这是当时清政府从事宗教相关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
清朝初年，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势力强盛，信众庞大，佛经教义可谓蒙、藏人民的精神支柱。清政府为加强对北疆的统治，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实行怀柔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蒙藏民族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以习俗为治”的方针。
皇帝每年夏秋在此处理军政要务之时，大批蒙藏等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臣都要到承德谒见皇帝，参加庆典。由此，清廷便在承德大兴土木，建造庙宇，为来朝的上层政教人物提供瞻礼和膜拜等佛事活动场所，意图达到“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功能上与避暑山庄相辅相成，互为补遗。
其中，“普陀宗乘之庙”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庙宇，该寺庙仿西藏布达拉宫修建，在汉族传统建筑的基础上融合了藏族建筑特点，是汉藏建筑艺术交融的典范。“普陀宗乘”即藏语“布达拉”的汉译。在建筑风格上，其金碧辉煌的风格，与古朴淡雅为主的避暑山庄形成鲜明对照。
呈阶梯走势的普陀宗乘之庙
地方方言：标准“普通话”的由来
关于标准普通话，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河北人说话的口音最接近普通话，而承德人又是河北各地中普通话最标准的。但在生活中，很多人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承德人说话也同样有口音，部分地区反而更加类似东北、内蒙。那么，其中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
承德，的确曾作为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1956年，国家语音工作人员曾先后两次来到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金沟屯村进行普通话标准音采集。
从方言分类谱系上看，承德方言属官话方言——北京官话——怀(柔)承(德)片，可知，承德方言与普通话极为接近。由于承德的衰落始于明末，兴起始于清初，因此我们就从明末清初开始，探究承德地区方言的发展。
前文提及，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将长城以北的今承德地区全部交由蒙古部族统辖，致使承德成为蒙古游牧区。明朝后期，汉蒙之间的局部战争更加激烈，导致承德地区一度成为“无人区”。
明亡后，承德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处于人烟稀少的境地，直至清康熙年间才逐渐恢复元气，导致传统的方言土语消失殆尽。而清初承德地区的主体民族主要是满族和蒙古族，没有其他汉人方言对本地方言的影响，使得这里的语言环境相对单纯，在语言学上被称为“方言岛”。
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稳固，从关外迁来的旗人逐渐构成了承德地区人口的主体。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爱新觉罗.瀛生指出，在清军入关直至康熙前期，满人是不谙汉语的，操的都是满语，他们所说的“官话”形成于清军入关后旗人说的东北方言与原北京地区语言的融合。
而所谓普通话，即“普遍通用”之意，只有官方认证的语言，才是普遍通用的。在清朝300余年间，最擅长说官话的就是旗人。旗人，是上流阶级的代名词，而旗人的话也逐渐被视为北京官话的楷范。语言一旦被标准化，就成为各地人模仿学习的权威方言。
另外，承德多有京师的商人、小贩、脚力等来往，承德也成了北京人的聚居地之一。由于不断地交流、同化，承德人就有了“标准的普通话”。
这种汉语不同于明代以江淮官话为基础的语言，是一种糅合满汉口音、愈发、词汇的方言，类似原北京方言，但减少了吞音、变音等。随着满汉融合，汉语逐渐占据了优势，直至清末满语式微，人们就几乎只说汉语了。我们今日所提到的普通话，便是由此而来。
据滦平县当地老人称，从清朝流传下来的方言的特点就是音准分明，语调稍硬一点，尤其是没有尾音，显得直接、清晰、明确，这与我们今日对普通话的认知极为接近。
至于今天关于普通话的种种争论，也许已经不再重要。但通过厘清历史脉络，探究不同方言形成背后的故事，却不失为一种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