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于企鹅欧洲史《竞逐权力：1815-1914》，中信出版集团。
19 世纪 60 年代后期，随着中产阶级的经济和金融势力不断增长，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反抗。他被迫同意推行一系列改革，从此开始了他统治的晚期阶段，人称“自由帝国”。拿破仑三世在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频频用兵，耗资巨大。1868 年通过了《军队法》，此后推行的军事改革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拿破仑三世兴办的公共工程项目需要巨额贷款，为此需要议会追批。
在 1869 年的选举中，反对派赢得了 350 万张选票，增加了 150 万张，政府得票440 万张。皇帝被迫罢黜几位重臣，任命了一位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首相埃米勒·奥利维耶(?mile Ollivier, 1825-1913)。奥利维耶曾是温和共和派人士，因擅长在公众场合演讲而闻名。1870 年 4 月，皇帝被迫颁布了一部新宪法，批准了“自由帝国”前几年开始的自由化进程。在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超过 80%的人支持新宪法。然而，皇帝赢得这次选举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他的独裁统治终于大厦将倾。
拿破仑三世
皇帝无休止地追求民众对他的拥戴，现在他想再次靠军事荣耀达到目的。没过多久，一个赢得法国爱国者支持的新机会出现了，那就是法国东边日益显现的威胁：德国走向统一。意大利的统一激发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1859 年成立的德意志民族协会(Nationalverein)迅速赢得了中产积极自由分子的支持。两年后，东山再起的自由派成立了进步党，其目标包括以选举而不是指定的方式成立政府和行政机构，保障公民和宗教自由，最重要的是，仿照 1848年深受温和自由派爱戴的国民自卫军模式，组建一支人民武装，取代固守传统、以反对革命的军官团为骨干、不受议会监督、对国王一人唯命是从的普鲁士军队。新军队的预算和监督权将归属民选的议会。自由派民族主义者深知，1848 年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兰克福的议会指挥不动普鲁士、奥地利及诸邦国的军队。他们决心不再重蹈覆辙。
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从 1848 年失败中学到的另一点是，沿德意志邦联边界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不可行。再生的德意志邦联的基础是1850 年 11 月 29 日的所谓《奥尔米茨条约》。奥地利恢复了它的霸主地位。法兰克福议会工作的艰难已经清楚显示，不会把波希米亚的捷克人纳入一个讲德语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同样重要的是，哈布斯堡王朝也不会允许帝国在德意志邦联内的部分领土被肢解并划给一个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1849 年，哈布斯堡王朝再次强势维护自己的利益，显示了这一点。如果德国要实现统一，就必须把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以及哈布斯堡和德意志邦联排除在外，这意味着统一的德国必须以普鲁士为首。问题在于，普鲁士不是一个自由主义性质的国家。普鲁士首相奥托·冯·曼陀菲尔(Otto von Manteuffel, 1805—1882)执掌政权将近 10 年。在此期间，他实现了政府职能的近代化，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加强警察的作用，使其成为影响社会的一支积极的重要力量，同时保护职业军队在国家中的核心地位。
1858 年，腓特烈·威廉四世因一次重度中风丧失理政能力(1861年他去世后，威廉亲王继位)，仇视革命的威廉亲王(Prince Wilhelm,1797—1888)摄政。他罢免了曼陀菲尔，出人意料地任命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内阁，宣称普鲁士政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同时，他试图化解议会中自由民族主义者日益增长的不满，但收效甚微。普鲁士进步党深受意大利统一胜利的鼓舞，开始积极争取控制军队，并将组建民兵的计划付诸实施。1862 年底，尽管有限选举权保证了中产阶级的进步党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组建了一年的民兵依然毫无进展。更糟的是，军队开始实行新的普遍征兵制，服役时间从 2 年延至 3 年，从而大大增加了现存体制下的军队数量和影响。进步党人于是动用了他们在议会里拥有的那点可怜的权力，即批准国家预算权，否决了政府预算。没有议会批准，无论是征税，还是为维持政府运转支出的费用，均属非法。进步党人不会批准预算，除非同意他们提出的用民兵取代军队的要求。
威廉一世起用作风强悍的俾斯麦
面对僵局，威廉一世起用了他熟悉的作风强悍、极端保守的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俾斯麦出身普鲁士大地主贵族家庭，性格阴郁，有点神经质，常常生病，但他精力充沛，胃口好得出奇。1880 年，一个去他庄园拜访他的人说，俾斯麦在享用了包括“烤牛肉(也可以说是牛排加马铃薯)、烤鹿肉、田鸫、油炸布丁”的午餐后，当晚又吃了一顿“6 道菜外加甜食”晚餐。午夜前，他又来了一份称为“茶点”的加餐。俾斯麦每餐必有葡萄酒，早餐也不例外。下午骑马时还要喝啤酒。据他自己讲，他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不少于 50 次。俾斯麦年轻时放荡不羁，多次与人决斗，后来浪子回头，婚后与妻子相亲相爱。
威廉一世与俾斯麦。
俾斯麦早年就直言吐露了个人抱负。1838 年他写道：“我要当人上人，而不是人下人。”俾斯麦嗓音尖利刺耳，不善言辞，从来不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物。他不具有格莱斯顿打动听众的能力，却是一个冷酷无情、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为达到个人目的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
俾斯麦一生热衷加强普鲁士的独立和势力。1847—1848 年期间，他所持的极端保守立场给腓特烈·威廉四世留下了深刻印象。1815 年，威廉四世派俾斯麦代表普鲁士出席德意志邦联大会，捍卫普鲁士的利益。俾斯麦出使 8 年期间得出结论：“政治是可能的艺术。”俾斯麦暮年时，思考了政治韬略的性质：“人既不能创造时代潮流，也不能改变潮流的方向，只能顺潮流而动，凭借或多或少经验和技能把握航向，以避免船只触礁。”意大利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德国的统一运动。俾斯麦认识到，19 世纪 60 年代的时代潮流正在朝着德国统一的方向迅速倾泻，势不可当。他决心确保普鲁士王国这艘航船不被这股潮流冲到自由主义的礁石上。他必须维护普鲁士的完好，包括它的核心机构，一支强大、独立的专业军队，一个专制王朝体制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和商业贵族阶层。
1862 年 9 月 23 日，国王任命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一周后，他与预算委员会正面交锋。俾斯麦直言不讳地说：“普鲁士必须积聚和保存实力，蓄势而动。过去我们几次错失良机。维也纳条约划定的普鲁士边界不利于健康的国家生活。靠演讲和多数人做出的决定解决不了当代的重大问题，必须靠铁与血。1848—1849 年犯的重大错误恰在于此。”俾斯麦为恐吓普鲁士的自由派讲的这番话可谓煞费苦心。他这番冷冰冰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从地图上可以清楚看出，普鲁士这栋房子的确东倒西歪。旧普鲁士国家的核心地区—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位于德意志邦联之外。维也纳会议后普鲁士新添加的领土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与它其他领土之间隔着汉诺威王国。
19 世纪中叶，西部的这块领土对普鲁士价值极大：那里一直是制造业和商业中心，现在又迅速走向大规模工业化。然而，这块领土不归普鲁士管辖。它有自己的一套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与普鲁士王国其他地区的交通往来自然也极其不便。直到 1837 年，汉诺威王国都处于英国国王统治之下。所幸维多利亚女王继位后，由于她是女人，根据《萨利克法》不能当德意志君主，因而割断了汉诺威与世界头号商业和海上霸主之间的纽带。俾斯麦看到了把普鲁士各块分散土地合并为一个单一国家的机会。
俾斯麦认识到，关键是策划德意志邦联的覆亡。为达此目的，只有在恶名远扬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做文章。这一问题错综复杂，帕默斯顿有一次称：“只有三个人真正了解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阿尔伯特亲王，一位德意志教授，还有我自己。第一个人已不在人世，第二个人疯了，至于我本人，早已忘得一干二净。”1848 年时，这个问题已浮出水面;1863 年，丹麦国王腓特烈七世死后绝嗣，导致这一问题再次白热化。丹麦法律允许母系一支后代继承王位，但根据《萨利克法》，诸公国所属的德意志邦联禁止母系一支后代继承王位。即位的新君主克里斯蒂安九世的确是出自母系一支的后嗣，因而不能成为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爵。新公爵必须是出自父系一支的后嗣。在这场扑朔迷离的争执背后，是德意志民族主义与丹麦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一方支持王位传给一个丹麦人，另一方力挺德意志人继承王位。不仅如此，丹麦还通过了一部新宪法损害了石勒苏益格、两公国北部以及与丹麦接壤的一个公国内说德语的土地贵族的传统权力。俾斯麦要求丹麦收回这部宪法，遭到丹麦拒绝，冲突不断升级。俾斯麦最后以德意志邦联的名义，说服奥地利一起迫使丹麦人放弃对两公国的诉求。
企鹅欧洲史《竞逐权力：1815-1914》，中信出版集团。
1864 年 2 月 1 日，普鲁士一支 3.8 万人的大军(后来又增兵 2 万人)和奥地利一支 2.3 万人的军队横穿荷尔斯泰因，越过边界进入石勒苏益格。在暴风雪中，丹麦军队被迫撤出边界一线的防御阵地，退守迪伯尔要塞。普奥两军旋即围困要塞，4 月 18 日，1 万人的普鲁士军队攻陷了要塞，双方死伤惨重。在伦敦举行的和谈陷入僵局后，德意志军队继续发动进攻，于 6 月底将丹麦军队残部完全逐出两个公国。普鲁士军队深入丹麦境内后，丹麦人终于屈服了。10 月 30 日，丹麦被迫放弃两公国，改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分别管辖。在这场冲突中，丹麦损失了将近 1/4 人口，包括 20 万名说丹麦语的居民。1848年，两公国内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曾热情支持德国统一事业，因此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者完全支持这场战争。
俾斯麦迈出的下一步争议就大了。对丹麦的战争在德意志北部造成了新的地缘政治上的不正常状态。根据 1865 年奥地利与普鲁士缔结的《加施泰因协定》，荷尔斯泰因公国南部地区归奥地利管辖。对普鲁士而言，将这一公国和石勒苏益格一并纳入自己领土符合自身利益。俾斯麦从普奥两国围绕两公国管辖问题持续不断的争端中，看到了对奥地利开战、把哈布斯堡人彻底逐出德意志的机会。奥地利吁请德意志邦联出面调停争端。俾斯麦宣布《加施泰因协定》无效，发兵入侵荷尔斯泰因。奥地利劝说德意志邦联开始动员军队备战普鲁士，得到了巴伐利亚等南德诸邦的支持，它们担心丧失独立地位，沦为普鲁士的附庸。俾斯麦马上宣布，邦联不复存在。此前他已做了周密安排，是与意大利人结成了同盟，意大利依然需要把奥地利赶出仍处于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之下的威尼斯，二是在比亚里茨与拿破仑三世会面时，争取到了法国人保持善意的中立。俄国因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表现依然怨气未消，再说俄国认为，一个强大的普鲁士是防御一个独立波兰的屏障。英国则认为这场冲突不涉及自身利益。前方道路已被扫清。
奥地利的失败
大多数观察家预料以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邦联一方会获胜。普鲁士军队的统帅是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1800—1891)。他是一位儒将，出版过一本小说，还把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一书翻译成德语(至少翻译了大部分章节)。毛奇见多识广，妻子是英国人。19 世纪 30 年代，他曾在奥斯曼驻埃及军队中服役，师从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一心想把铁路用于战争(他还担任过一家铁路公司的董事)。毛奇认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决定性的进攻是赢得战争的捷径。他把普鲁士集结的大批步兵部队拆散，编成更精干、机动性更强、战术更灵活的部队，指挥权下放给各支部队指挥官。毛奇的做法受到众多军事评论员的讥讽。奥地利的军事理论认为强调进攻是错误的，当年拿破仑一世就败在进攻上。奥地利人因此信奉防御战略，固守军事要冲和要塞。
奥军总司令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Ludwig von Benedek, 1804—1881)将军 1859 年在奥意战争中作战英勇，此后青云直上。贝内德克炫耀说，他没读过一本军事理论书，称“一位总参谋长不需要什么才能。有一个好胃口，外加好的消化功能足矣”。贝内德克说服弗朗茨·约瑟夫让他的好友阿尔弗雷德·冯·亨尼克施泰因(Alfred vonHenikstein, 1810—1882)负责制订作战计划。贝内德克器重亨尼克施泰因，不是因为他是一位战略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当家子的人，舞跳得好，又是美食家、赌徒和猎鹿人”。1848 年和新绝对主义盛行的 19 世纪 50 年代期间，奥地利军队是帝国政权的堡垒，因此受到厚待，军费滚滚而来，但都花在了奢侈品、军服和基本上没啥用处的机关部门上，而不是用于实现军备和装备的现代化。与普鲁士军队不同，奥地利军队的大批普通士兵文化水平低，缺乏训练，发育不良，身体瘦弱。
贝内德克决定把主力摆在克尼格雷茨(又名萨多瓦)要塞一线，防止普鲁士军队从西里西亚南下。毛奇迅速调动普鲁士 3 个军穿过波希米亚山隘，逼近奥地利人据守的防线。奥地利人毫无反应，依旧固守要塞。几次小规模战斗后，1866 年 7 月 3 日，两军主力在萨多瓦决战。威廉一世名义上是总指挥，实际指挥权却在毛奇手里。对毛奇而言，并非事事如意。电报通信出了问题，铁路运输临时又有了变故。
战斗打响时，3 个军只有两个赶到战场。13.5 万人的普鲁士军队迎战24 万人的奥地利和萨克森军队。开战后的战场形势对贝内德克绝对有利。
德国统一三大功臣俾斯麦、罗恩、毛奇。
一周前，意大利国王决定利用战争爆发之机入侵威尼斯。奥地利人不得不调遣 7.5 万人应对皮埃蒙特军队的进攻。若不是意大利人这次进攻分散了奥军兵力，奥军的优势本来会更大。意大利人准备不足，司令官阿方索·拉·马尔莫拉(Alfonso La Marmora, 1804—1878)承认，集结起来的 20 万人中，“只有一半人或许可以称为‘士兵’”。奥地利间谍报告说：“意军全线混乱不堪……士兵无处宿营，饥肠辘辘。”意大利没有制订战略计划体系。5 年前意大利统一以来，先后换了 6 个陆军部部长。国王请加里波第组织一支志愿军，但如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私下所说，正规军军官像吆喝猪一样吆喝这些“革命百姓”。士兵怨气横生，奥地利间谍喜不自胜地报告说：“一位王家少校被自己部下刺死。”1866 年 6 月，又一场战役在库斯托扎打响了。奥地利的优势炮火压制了对方，意大利人仓皇溃退。一名军官报告说：“道路拥挤不堪，挤满了意大利士兵、望不到尽头的大车和散兵游勇。”奥地利统帅阿尔布雷希特大公(Archduke Albrecht, 1817—1895)因己方损失惨重而不肯乘胜追击溃敌。他手下的军官怒不可遏，对他的决定感到“惊讶”。阿尔布雷希特失去了一次完胜的机会。
在萨多瓦，双方胜败悬于一线。在奥地利优势炮火压制下，部署在中央地段的普鲁士部队动弹不得。国王威廉一世哀叹道：“毛奇，看来这一仗我们要输了。”然而贝内德克不肯发动反攻，令他手下的部分军官懊恼不已。贝内德克优柔寡断，心无定见，不知道该从何处发起反攻。尽管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他却犹豫不决。普鲁士第三军的 10 万士兵在王储的率领下，冒着瓢泼大雨艰难行军，携带的大炮和装备全部陷进泥里。下午两点半，这支部队终于赶到战场，对奥地利军队的右翼发起攻击。就在贝内德克举棋不定时，毛奇运用典型的包抄战术，集中兵力突入奥地利军队中央阵地的一个缺口，同时开始从两翼收紧口袋。贝内德克随败军后撤。从下午 3 点起，在普鲁士军队的炮火下，撤退变成了溃逃。后来一份法庭调查报告称，成千上万的士兵“吓破了胆”，抱头鼠窜。普鲁士轻骑兵紧追不舍，挥舞军刀砍杀敌人。数百名奥地利士兵渡易北河时溺水而死。此次战役，普鲁士方面共有 9 000 人战死、受伤、被俘或失踪。哈布斯堡军队的损失超过 4 万人，其中一半以上被俘。奥地利及其盟友已经没有兵力抵抗普鲁士的进攻。毛奇攻占布拉格后，挥师直指维也纳。他的部队一路征集物资，没过多久，多瑙河北部的下奥地利地区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荒野”。丧失了斗志的弗朗茨·约瑟夫向普鲁士求和。1866 年 7月 26 日，双方在布拉格签署了停战协议，结束了这场战争。
国王威廉一世及军队将领想乘胜直捣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然后向战败的哈布斯堡王朝提出苛刻条件。亲临战场坐镇指挥的俾斯麦深知，这样做只会导致奥地利人继续抵抗，与普鲁士结仇，渴欲参加未来反普鲁士的任何联盟。俾斯麦认为，事先定下的战争主要目标已经达到。奥地利被逐出了德意志。俾斯麦显示了对传统和合法性的无情蔑视，赶走了汉诺威国王，把他的王国变成普鲁士的一个行省，从而把普鲁士国家两块隔开的领土连在一起。俾斯麦还攫取了其他德意志领土，尤其是德国的金融中心—此前一直享有自治地位的法兰克福。和汉诺威一样，法兰克福在战争中站错了队。俾斯麦本来可以借此机会削弱普鲁士议会的权力，但他清楚，从长远讲，一个现代政府需要开明中产阶级的支持。因此，他提出了《保障法案》，让议员批准他自 1862 年以来未经议会批准征税的违法行为，以这种方式承认普鲁士议会的合法性。正如俾斯麦所期待的那样，法案导致自由派分裂，少数人拒绝接受，但法案最终获得通过。该法案还排挤了持强硬立场的普鲁士保守分子，他们一直极力推动制定一部更具专制色彩的宪法。保守分子更没有想到的是，俾斯麦如今建立了一个由 22 个德意志邦国组成的新联盟，他将其命名为“北德意志联邦”。这一新联盟已具有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雏形，有一个议会，即帝国议会。令人意外的是，该议会是通过男子普选制选出的，而不像在普鲁士那样，选举权依然受到财产资格的限制。在这个问题上，俾斯麦照搬了拿破仑三世的做法，把开明中产阶级撇到一边，争取他认为忠于王室、思想保守的广大农民的支持。
俾斯麦确保了帝国议会只拥有有限权力。议会有权批准立法，但无权提出议案。它既不能任命，也不能解散政府或罢免官员。只有联邦主席有任免权，而联邦主席不是别人，正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本人。普鲁士在北德意志联邦的联邦议会中，总能获得超过其他邦国的票数，从而确保了它在联邦议会中的支配地位。联邦主席统率联邦武装力量，有权召开或解散帝国议会。地位仅次于主席的是联邦总理，根据习俗而非法律，他还是普鲁士首相，也就是俾斯麦本人。以上安排旨在确保在一个崛起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新时代中，普鲁士及其体制，首先是军队，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同时，普鲁士的统治地位意味着像汉诺威这样摇摇欲坠的落后邦国走向开放，从而赢得众多自由派人士支持新体制。
欧洲的反应
1866 年的一系列事态发展给欧洲其他地区带来了深远影响。奥地利人败于普鲁士后，认识到不能再与意大利作战。尽管取得了库斯托扎战役的胜利，但奥地利选择退让，在和平协议中把意大利北部地区让给了意大利国。19 世纪后期，一名俄国外交官在一次议和会议上嘲讽说，意大利人张口索要更多的领土，他们一定又打败了。哈布斯堡王朝深陷危机。据说逊位皇帝斐迪南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让弗朗茨·约瑟夫当国王。论打败仗的本事，我并不逊于他。”麻烦首先来自匈牙利。以戴阿克·费伦茨为首的温和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在1865 年选出的议会中占多数。哈布斯堡势力被赶出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德意志邦联后，领土内各种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在大赦后从流亡地归国的久洛·安德拉希伯爵的协助下，戴阿克抓住了这个机会。匈牙利人担心争取彻底独立会激起境内其他民族起而效尤，尤其是斯拉夫人，于是开始与弗朗茨·约瑟夫谈判。双方同意把帝国改为二元君主国，由奥地利和匈牙利两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有自己的政府、立法机构、法律和行政制度。
这一交易把掌管军队、外交和财政的大权交给了维也纳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由各部的共同部长组成。在缔结国际条约等重大问题上，必须事先征求君主国内两方的意见。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立法机构将以派遣“代表团”的方式参加谈判，君主握有最终决定权。1867 年6 月 8 日，弗朗茨·约瑟夫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并于 7 月 28 日签署了被称为《奥匈折中方案》(Ausgleich)的法律。在长达 8 年的时间里，弗兰齐歇克·帕拉茨基领导的捷克民族主义者反对并抵制管辖他们的奥地利立法机构。王国为安抚克罗地亚人做出了让步，同意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作为一门官方语言，同时允许克罗地亚截留很大一部分地方税收。1865 年颁布的《民族法》还涵盖了其他民族，包括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萨克森人等，在允许他们使用本民族语言教课的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君主控制了一个名为“帝国兼王国”(kaiserlich und k?niglich)的中央政府，“帝国”指奥地利帝国，“王国”指匈牙利王国。以上安排又延续了半个世纪，说明它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自 1848 年以来一直困扰哈布斯堡王朝的难题。
在德意志，普鲁士的胜利极大削弱了以巴伐利亚为首的南德诸邦内有分离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南德诸邦民族自由主义者的热情空前高涨，积极推动德意志的最后统一，把南德诸邦纳入北德意志联邦。然而，法国这只拦路虎横在路上。普鲁士获胜后，莱茵河右岸崛起了一个新的大国。拿破仑三世想限制它给法国造成的威胁，但苦于找不到支持自己的盟友。当时，法国依然派兵守卫教皇在罗马及四周的残存领土，意大利人愤慨不已，英国置身事外，俄国依然重视普鲁士在波兰发挥的作用。而法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开始染上战争狂热症。早在1869 年 2 月，陆军大臣就告诉巴黎的内阁：“与普鲁士必有一战，而且迫在眉睫。我国秣马厉兵，枕戈待旦。”自从伊莎贝尔女王被逼退位后，西班牙王位一直空缺。1870 年 7 月 2 日，普鲁士王室庶系分支成员、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的利奥波德亲王(1835—1905)被推上王位。法国皇帝感到再也不能袖手旁观。法国把西班牙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认为让利奥波德亲王继承王位是俾斯麦和威廉一世背后策划的结果。法国公众舆论忧惧，如此一来，普鲁士不仅从东边，还将从南边对法国构成威胁。
法国的“发难”
无论当时还是事后，俾斯麦均声称，选择利奥波德亲王继承王位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的这一说法博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格马林根档案中的相关文件才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当年西班牙初做试探后，利奥波德的父亲马上去征求威廉一世的意见，俾斯麦建议国王予以支持。俾斯麦这样做并非想挑起战争，而不过是把它当作施加外交压力的又一手段而已。法国大使樊尚·贝内代蒂(Vincent Benedetti, 1817-1900)伯爵前往巴特埃姆斯温泉疗养地与威廉一世会晤时，国王同意收回对利奥波德亲王的支持。利奥波德亲王返回自己的采邑，终其一生与王位无缘，而他的弟弟和儿子均成为罗马尼亚君主。问题似乎已经解决。普鲁士国王和法国大使一起散步时，法国大使突然发难，向国王提出了一连串新要求。威廉“断然”拒绝了贝内代蒂的“无理”要求，即普鲁士永远不得支持诸如利奥波德亲王这样的候选人。国王派自己的侍从副官转告贝内代蒂，自己不想再见到他。威廉一世身边的助手给俾斯麦发了一封电报告知此事。在公布的电报内容梗概中，俾斯麦删掉了威廉一世与法国大使谈话时使用的一些谦辞。关键是法语里的“侍从副官”一词被错译为“值班参谋”，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国王只派了一个低级现役军官 , 而不是一位亲随去打发贝内代蒂。拿破仑三世正寻找机会在海外再打一个胜仗，借此提高自己下降的威望。对他来说，这一公然侮辱足以构成宣战的理由。
奥托·冯·俾斯麦
俾斯麦为什么会如此咄咄逼人，诉诸狡诈的手段?首先，1870年 2 月巴伐利亚亲普鲁士的政府被赶下台后，一个由反普亲法的天主教“爱国党”组成的政府上台执政，德国统一进程有可能因此夭折，俾斯麦担心这一幕在南德其他邦上演。其次，法国的军事改革虽然还不彻底，但在不远的将来，已经令人生畏的法国军事力量会更加强大。再次，目前势单力孤的法国在不远的将来也许会找到盟友，拿破仑三世也的确把宝押在奥地利人和丹麦人会趁机复仇上。最后，俾斯麦感觉，现在很容易造成拿破仑三世是侵略者的印象，从而避免国际社会的干预。普法双方都开始动员军队。大多数人期待法国人会赢得战争，如同 1866 年他们认为奥地利人会胜出一样。普鲁士的毛奇把战术指挥权下放给了下级军官。法军僵硬的指挥系统却束缚了法军军官，军队行动迟缓，只能以防御为主。与法军相比，普鲁士军队的指挥系统决策果断，雷厉风行。普鲁士总参谋部是当时欧洲唯一一个总参谋部。初次交战时，法军在前线部署了 25 万人，很多部队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不足。普鲁士及其盟友在边界部署了 32 万人。法军情报不畅。
1870 年 8 月 4 日，8 万人的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军队攻陷维桑堡，一天前刚来此地视察过的法国将军闻讯大吃一惊。法军士兵缺乏训练，漫无目的放枪，彼此互不协调，完全不是纪律严明的普军的对手。法军在沃尔特和斯皮舍朗被动防守，而普军机动灵活。普军旗开得胜后，通向法国的大门洞开。普军长驱直入，直插法国腹地。欧洲各地的公舆论为之震动。奥地利、丹麦和意大利打消了干预的念头。法国政府倒台，共和派新闻记者和政治家强烈抨击皇帝。患有痛风和肾病的拿破仑三世看上去“痛苦不堪”。拿破仑终于把指挥权交给了阿希尔·巴赞(Achille Bazaine, 1811—1888)元帅。巴赞乃一员悍将，从士兵一步步升为元帅，参加过墨西哥和克里米亚战争。
巴赞举棋不定，与下属部将、皇帝和坐镇巴黎的皇后欧仁妮争执不休。3 万普军不等接到毛奇命令，直扑龟缩在法国东北部马斯拉图尔一线阵地的 15 万法军。普军轻骑兵纵马冲锋，为了迷惑法国步兵，他们高喊着“法国万岁!皇帝万岁!”用军刀劈杀法军。巴赞没有发挥自己的优势兵力下令进攻。在普军猛烈炮击下，加之担心弹药和军需品耗费太大，巴赞移师梅斯。1870 年 8 月 18 日，这场战争中首次精心策划的战役打响了。配置 730 门大炮的 20 万普军迎战拥有520 门加农炮的 16 万法军。巴赞又一次原地固守，普军得以包抄他的两翼。巴赞的部将愤怒不已，要求他调动部队迎敌，但他依然按兵不动，直到被迫下令部队后撤。战争迅速达到了高潮。就在巴赞和 14万法军后撤到梅斯要塞时，毛奇调动 15 万普军将其包围，并击退了法军唯一一次突围。拿破仑三世和帕特里斯·德·麦克马洪(Patricede MacMahon, 1808—1893)元帅率另一支法军赶来为梅斯解围。麦克马洪是爱尔兰裔，1688 年国王詹姆士二世(King James II, 1633—1701)失败后，他的祖先移居法国。前来救援的法军在博蒙受阻，随后也被20 万普军包围在色当要塞附近。麦克马洪负伤后，法国将军奥古斯特—亚历山大·迪克罗(Auguste-Alexandre Ducrot, 1817—1882)接替他指挥。迪克罗评论说：“我们现在被困在尿壶里，马上就要屎尿浇头。”在普军连续不断的炮击下，法军惊恐万状，狼狈逃窜，溃不成军，死伤达 1.7 万人(普军损失 9000 人)。
拿破仑看到败局已定，向威廉一世、毛奇和俾斯麦递信乞降。俾斯麦举起部下送上来的一小瓶白兰地，用英语向在场的所有人祝酒：“为德国统一干杯!”随后一饮而尽。为了争取宽大条款，拿破仑三世亲自骑马走出色当要塞与俾斯麦会面。俾斯麦安排他在一个小客栈的长条椅上坐下，两人用皇帝幼年时学会的德语交谈。俾斯麦告诉拿破仑，法军全军将被收为俘虏，对梅斯的围困将继续下去。皇帝喃喃自语道：“一切都完了。”“是的，陛下说得不错，”俾斯麦冷酷地回答说，“的确一切都完了。”10 万法军被迫放下武器，被送往战俘营。1870 年9 月 3 日消息传到巴黎后，街头爆发了骚乱。6 万民众聚集在协和广场，高呼：“处死波拿巴分子 ! 民族万岁!”9 月 4 日，议会宣布废除拿破仑王朝，成立第三共和国。拿破仑三世被押解到卡塞尔，最终获准从这里流亡英国。
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国王威廉一世告诉部将：“前面还有恶战等待我们。”巴赞率部在梅斯森林里挖壕固守，官兵食不果腹。至1870 年 9 月 30 日，部队已宰杀了一半军马充饥。法军派出两支各 4万人的大军出外搜寻粮草，在普军猛烈炮火下退回。普军用在色当缴获的法军步枪齐射法军，法军伤亡惨重。1870 年 10 月 29 日，巴赞带领麾下的 13.3 万名士兵连同 600 门大炮向普军投降。踉踉跄跄的法军士兵被带到战俘营，普鲁士人看到他们饥不择食的样子，惊愕不已。
一个普鲁士人评论说：“从 10 月 29 日到 31 日，法国人除了吃和谈论吃，什么也没干。”与此同时，法国国内成立了以多年反对拿破仑帝国的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 1838—1882)为首的共和国临时国防政府。甘必大决心继续战斗下去。普军对巴黎形成了合围，甘必大乘热气球逃出巴黎后，组建了 25 万人的军队。11 月初，法军血战之后收复了奥尔良。6 万法军猛攻博讷拉罗郎德，几番激战后被普军击退。原定巴黎派部队杀出城外，与城外部队里应外合，但计划落空了。博讷拉罗郎德那边传递消息的气球被风吹偏了方向，飘到了挪威。法军士气低落，开小差的人越来越多。法军残部七零八落，只剩下 40 来万人据守巴黎。
巴黎沦陷
巴黎被普军团团包围，很快粮食告罄。到年末时，巴黎市民只能靠一点点面包充饥。1870 年 11 月底，10 万法军试图突破包围圈，在维利耶和尚皮尼激战 3 天后，被普军击退，伤亡 1.2 万人。此后法军又有两次突围尝试，但都失败了。普军开始炮击巴黎市区。城内饿死的人远远超过死在炮火下的人。到 1871 年 1 月，每周饿死的人数达3 000 人。1 月 10-11 日，坚守勒芒的一支法军遭到普军偷袭，伤亡2.5 万人，5 万人临阵脱逃。南方一支 11 万人的法军溃不成军。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的士兵和马匹越来越多。加里波第率领一支仓促组建的 2.5 万人志愿军奔赴法国，为捍卫新的法兰西共和国而战，但无力回天。与此同时，战争越来越残酷。普鲁士人疯狂劫掠，尤其是葡萄酒窖。(一名目击普军行径的美国观察家说：“从色当起，一路上道路两侧的碎酒瓶子几乎连成一线。”)普军征集粮秣人员和巡逻队受到武装的法国平民和散兵游勇的伏击，后者很快获得了“自由狙击手”的称号。
普军每次受到袭击，就立即加倍报复，不加审讯处决所有被捕的武装平民。加里波第及其战友威胁说，德国人再这样做，就割掉被捕的 14 个普军俘虏的耳朵，但这没有用。俾斯麦下令放火烧掉拒绝提供粮草的村庄，吊死所有男性村民，称“杀人之事，容不得半点懒惰”。普军怀疑奥尔良附近瓦利斯、乌赛尔、阿比利 3 个村子的村民帮助“自由狙击手”，把 3 个村子付之一炬。普军攻击摩泽尔河畔丰特努瓦附近的“自由狙击手”时，放火焚烧房舍，用刺刀刺杀里面的村民。尚存一口气的人被普军扔到熊熊烈火中。1871 年 2 月 8 日，在德国人的配合下，法国举行了一拖再拖的选举。反战的保守派保王党人在选举中获胜。新议会推选73 岁的阿道夫·梯也尔任总统。此后举行的和谈中，俾斯麦和毛奇对梯也尔百般恐吓威逼。1871 年 2 月 26 日，梯也尔被迫同意在条约上签字，割让阿尔萨斯—洛林给新统一的德国，支付 50 亿法郎赔款，允许德国在巴黎大道上举行一次胜利游行。
普法战争中，法国共有 14 万名士兵战死，大约 14 万人受伤。德军阵亡 4.5 万人，受伤人数是阵亡人数的两倍。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和平条款激起法国人民对德国的仇恨，1914 年，这种情绪终于得到了释放。俾斯麦在法国人的伤口上抹了一把盐，1871 年 1 月 18 日，他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如今孤立无援的南德诸邦尽被收入帝国囊中。迪斯累里立即意识到了普法战争的政治含义，他在1871 年 2 月 9 日说：
这场战争是一场德国革命，其政治意义超过了上个世纪的法国革命……直到 6 个月前还被所有政治家视为对外关系指南的各项原则荡然无存。昔日的一切外交传统化为乌有……均势遭到彻底破坏。受害最大、对这一大变局感受最深的国家就是英国。
本文摘选于《竞逐权力：1815—1914》，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