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路
王莽能够被当时多数士民视为“天命在身”，绝非是仅靠搞些谶纬迷信活动就能办到的，他当政以后颁行了不少德政，令士民实打实的受惠，显示出大政治家的风范，获得了大面积的支持。不过在王莽看来这些不过是他宏伟的社会改造计划的牛刀小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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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王莽开始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史称“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此外还有一个点缀其间的圣人后代孔光，可谓是“九人领导小组”。正是依靠这些人，王莽在牢牢握住手中权力的同时，终于开始推行一系列惠民措施。
从规模上看，这一时期的措施还比较零散，比之后来的托古改制，可谓微不足道。然而从效果上看，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老百姓，却实实在在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
救灾民
王莽的第一个惠民政策是对灾民和贫民的救济。
元始二年(公元2年)夏天，发生了大旱和蝗灾。时已加官太傅、号为安汉公的王莽，带头捐款100万钱，并捐地30顷，交给主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用以救济贫民。上行下效，在政府首脑的带动下，仅向灾民捐献土地、住宅的贵族和官僚就有230人之多。
在以个人名义救济灾民的同时，王莽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赈灾措施，以平帝的名义诏书全国：
如规定无灾地区凡是资产不足2万钱的、受灾地区不足1万钱的贫民，一律免税。
发生瘟疫的地区，要空出大房子来给病人治病。一家死了六人以上的，政府发放殡葬费5000钱;四至五人的发3000;两至三人的发2000。
又将皇家专用的牧马场呼池苑废罢，改设安民县(在今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县)，并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将贫民迁往居住。贫民在沿途的饮食均由各地县级政府免费提供。贫民到达安民县后，政府会分配田地和所需的生活用品，另外还对他们出租种田所需的犁头、耕牛、种子等等。
与此同时，首都长安兴建了五个里共200间廉租房小区，供贫民们居住。
为了控制灾情，王莽还下达了一个破天荒的命令：捕杀蝗虫。在我国古代，人们多认为蝗虫乃是神物，祈祷敬送者多，而敢于捕杀者少。这在谶纬横行的西汉中后期就更是如此了。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敢于下达捕蝗令的人物之一。他不仅派遣专人负责捕捉蝗虫的工作;而且还鼓励民众也起身灭蝗虫，规定民众捕捉到蝗虫后，可以去政府那里按捕获的数量领取奖金。
作为这些惠民政策的制定者和落实者，无论是王莽本人，还是王莽领导的汉政府，无疑都值得我们尊敬和称赞;我们也终于在血雨腥风之后，重新看到了过去那个志存高远、乐善好施的王莽。
这一刻，权势开始向民生倾斜了。
兴文教
王莽的第二个惠民政策是大规模兴办文教事业，实行教育改革。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下令天下郡国遍立学校，郡级的称为学，县级的称为校，乡级的称为庠，最基层的聚级的称为序。要求在学、校各设经师一人，而庠、序则各设《孝经》师一人。至此，地方学制已经整齐划一，全面兴办文教事业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第二年的八月，王莽修建太学、明堂、辟雍三位一体新太学的奏章得到批准，于是在羲和(主管文教的官员)刘歆的主持下，10万名学生与百姓积极投入义务劳动，仅仅用了20天，一座占地5.5万平米、可容纳1万人、融合教学科研功能和政治礼仪功能于一身的新太学就宣告落成了。以其工程之巨，而功成之速，足见王莽早有准备，也足见此事当时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
在新学校落成的同时，王莽对太学的师资队伍进行了大规模扩建。王莽在西汉传统的“五经”(即《易经》《书经》《诗经》《礼经》和《春秋经》)之外增设《乐经》，实现了儒家“六艺”并立的完美状况，这大体上相当于今天大学里的六个系。
随即，王莽为每个“系”配备了5名博士官作为授业经师，并配有主事、高弟、侍讲各8人作为教学助手。也就说，每个“系”有教师29名;太学总共有教师174名，其中主讲的博士官30名。这大大超过了武帝建立太学以来的师资规模。
师资的扩建，是为了太学生的扩招。早在成帝末年，就曾经有一次大规模的太学生扩招，从1000人直接扩招到3000人。葛承雍先生认为这是王莽第一次出任大司马时所为。但与王莽第一次执政一样短命，这次扩招也仅维持了一年有余，就恢复了1000人的旧制。
然而如今，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挡王莽扩招太学生的决心。王莽规定，每位博士官各“领弟子员”360人，全校30个博士，共要教授太学生10800人，比此前太学生仅1000人扩招了9倍有余。
王莽还积极为优秀毕业生解决就业问题。当然了，这种措施并不是当烂好人，而是要选拔真才实学的人才。王莽规定，每年要从博士弟子中选拔100名优秀的毕业生直接进入政府，担任公职人员。其录取比例基本上是1:100的比例，虽然跟今天国考中某些职位1:4000的录取比例根本没法比，但就当时而言，竞争已经相当激烈了。
新太学建成之际，王莽又公开招揽儒家经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语义学、天文历法、音乐艺术、军事策略以及谶纬之学等各科的能人异士，汇集到首都长安做学术研究。前前后后慕名而来的至少有上千人，大家汇聚一堂，不分日夜地交流心得，切磋技艺，讨论学问。
新太学之盛，不得不让人想起，早已被专制皇权淹没的“稷下学宫”。
这场文教事业的改革，一直延续到王莽称帝以后。无疑，这是一个大手笔，这项改革既有一个系统而长远的规划，又具备可行性。这可能是王莽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业。其时文化之昌隆，连对王莽不屑一顾的班固、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直书于史，惊叹其“制度甚盛”!
而太学生的扩招，无疑为更多有志向、有理想、有才华、有能力的孩子，提供了一条改变命运、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至少王莽是相信并实践了这条路的——而在此之前，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的才华将随尘土掩埋，他们的一生将碌碌无为。
笔者因此而不得不怀疑，王莽终身热衷于教育事业，恐怕与他自己那段难忘的亲身经历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减酷刑
王莽的第三个惠民政策，就是从法律上，对妇女老幼采取了相对照顾的政策。
元始四年(公元4年)正月，新法令规定：如果妇女没有亲自犯法，或者年过80的男性老人、7岁以下的男性儿童，不是犯了什么大逆不道的重罪，都不允许轻易逮捕;只有诏书特批以后才能逮捕。这些无疑是对妇女老幼等弱势群体的一种人性关怀。
在推进惠民政策的同时，王莽也开始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元始三年夏，他根据儒家经典精神，重新制定了车服制度，对全国官民的着装、生活、丧礼、婚礼、奴婢、住房、土地、器用等方面，依据等级做了调整和规范。国学大师钱穆认为，这种规范当中，包含着王莽要推行限制田产、平均地权政策的准备。
两年后的秋天，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并准备实行“犯者象刑”(相传上古无肉刑，仅用与众不同的服饰加之犯人以示辱，称为象刑)的制度，以促进社会实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人打官司)、邑无盗贼(城里没有盗贼)、野无饥民(农村中没有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道路两边)”的儒家盛世气象。
王莽的一系列措施，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无不体现着一个古代帝国政府对子民少有的诚挚的人文关怀。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成、哀之世，政治腐败，朝政日非;中央政府乌烟瘴气、横征暴敛，地方官吏更是与豪强地主狼狈为奸、鱼肉乡里;老百姓纷纷破产，卖地的卖地，卖身的卖身。下层的劳苦大众固然觉得暗无天日，上层的有识之士也无不为风雨飘摇却毫无出路的政治局面忧心忡忡。
王莽的出现，犹如久旱中那一声响彻天际惊雷，尽管甘露尚未降临，却足以让那些在干涸大地上饥渴难耐、苦苦挣扎的人们，终于看到活下去的希望。
有人说，这不过是王莽收买人心的作秀。我们且不去讨论王莽是不是在作秀，即便真的是作秀，这样的秀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实惠，难道不好吗?即便是当代的民主选举，拉选票时谁又知道那是不是作秀呢?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的梦想不过是丰衣足食，日子安稳。王莽让他们觉得，自己简单而美好的梦想其实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能够同时赢得精英和草根的期许与支持，这是王莽执政以来最大的成功。但是，这也将成为他最大的失败，最彻底的失败。
治河论
我们先抛开这个话题不说，接着说王莽的惠民措施。其实就在元始四年营建新太学的同时，王莽还召集了全国上百名治河专家，专门讨论治理黄河的问题。
自古以来，黄河水患就是一个严重威胁中原王朝的致命问题，脱离河道、咆哮奔腾的黄河，不仅使数以千计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甚至葬身泥沙，更可能因此而导致一个政权的崩溃，一个王朝的垮台。甚至有人认为，能治黄河者，即可得天下。因此，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重视黄河的治理。
受到王莽召集的治河专家们深感自己责任之重，于是尽吐平生所学，无所不言。司空掾(相当于总理办公室的办事人员)桓谭最后对这些治河方案整理总结，向分管水利和建设工作的“总理”大司空甄丰做汇报，并对他说：“这些方案之中，肯定有一个最优的;只要详加考察论证，就能够选出最好的方案。定下方案后交由有关部门执行，所费资金不过数亿万钱;而且还可以吸纳那些无业流民来当河工，由政府负责解决这些河工的温饱问题。这样上可以治理好黄河，下也可以解决民生问题了。”
桓谭的见解确实是深谋远虑。在失业人口剧增时，通过政府投资公共工程来解决人民的就业问题，这样的措施不必等到凯恩斯的理论出台或是罗斯福的新政实施，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的管仲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了)。
而且，当时的“失业人口”不仅仅涉及失业问题，他们大多是失去土地的流民。这些流民最终不是投靠豪强大户，沦为依附民甚至奴婢，从而使中央政府失去大量劳动力和税源;就是无以谋生，只好打家劫舍，甚至揭竿而起。这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对汉政府都是十分危险的。
王莽本人是深知流民问题的严重性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建议，王莽却没有重视;不但没有重视，最后连治河之事都不了了之了。《汉书·沟洫志》对王莽的评价是：“但崇空言，无施行者。”
治河因为牵涉太大，虎头蛇尾了
平心而论，王莽虽然花活搞得不少，但也并不完全是“崇空言”之辈。他虽然对于政策的执行常常表现出无力甚至无能，但对于立项工作倒是一向很热心的。
依我看，王莽之所以在治河问题面前表现出了虚浮，原因在于，面对复杂的治河问题，王莽力不从心了，他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来思考应该选择哪项方案来具体执行。
此时此刻，王莽的精力，已经逐渐转移到沽名钓誉上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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