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生于1130年9月15日，卒于1200年4月23日，享年70岁。今年的4月23日，正是朱熹去世819年纪念日。朱熹虽然在19岁就中了进士，但是仕途并不得志，所以他的一生主要以讲学、著书为主。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的著作等身。甚至有人认为，朱熹是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哲学家。那么，真是这样吗?
(图)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
在进入朱熹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下他所面临的时代问题。那么，朱熹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在唐代大盛，逐渐分家立派，遂有“八宗”之说。佛教的兴盛，对于儒家和整个世俗政权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之所以提起佛教，正是为了引出朱熹。朱熹的一生正是回应佛教挑战，重建儒学的一生。
佛教的兴盛为何会威胁到儒学呢?我们知道儒学是安顿世俗生活和人间秩序的一套哲学。到了宋代，北宋五子无不是“出入佛老，反诸六经”，通过吸收、借鉴佛教的一些长处来弥补儒学之短。朱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他集北宋诸儒之大成，融会贯通，开创了一种“新儒学”——理学。相比于先秦儒学，理学最大的特点在于吸收了佛教的某些东西，对于宇宙观、本体论、功夫论、心性论这些方面阐发的更为精微。吸收了佛教精华的儒学，也就是宋明理学，成功回应了佛教的挑战，重新成为了士大夫的信仰。
至于宋明理学到底讲了些什么，我们在这里不具体展开。提起朱熹，有一部书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被确立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直至1905年，达近六百年之久。
(图) 《四书章句集注》是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于一体的巨作
我们今天一提起儒家经典，就会说“四书五经”。“五经”的传统确实是孔子开辟的，但“四书”并不是历史上固有的，而是由于朱熹的发明和解释才出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四书”包括《大学》、《孟子》、《论语》和《中庸》。《论语》和《孟子》确实是历史上流传的经典，至于《大学》和《中庸》则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经过朱熹的解释，将其从《礼记》中抽取出来，成为单独的两部著作。所以，这四部经典合在一起，称为所谓的“四书”。
至于“四书”和“五经”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呢?我们不妨按照清代人的思路去理解，清人认为整个中国传统学术分为汉学和宋学。所谓的汉学就是“五经”的时代，在汉代人看来“五经”是孔子为汉所立之“法”，因此通过研习“五经”就能明白孔子之“法”，明白了这些“法”就能建构一个良好的社会。通过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一个人才能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才能成为一个道德的人。至于朱熹呢，认为再好的制度落实到实际中也无法完全发挥其功效，会逐渐变得僵化，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人心，人心不正，再好的制度也没有用。所以在朱熹看来，个人的道德修养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每一个人修养好自己，整个社会才能变成一个好社会。这种极端完美的思想也是朱熹让后世略有诟病的地方。
(图)朱熹《蓬户手卷》真迹，国外私人藏
站在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似乎认为汉代人的看法有道理，朱熹的想法未免有些理想化。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祛魅化”的世界，整个社会的规则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而“法治”之所以会如此重要，就是认为人是不可靠的，只有制度才是最可靠的。阿克顿勋爵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此言不虚，一个再好的人在权力面前也难免不会被腐蚀。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朱熹之所以会如此乐观的理解人，这和他的哲学思想史分不开的。在朱熹那里，最高的哲学范畴就是天理，所谓的“天理”在天地万物则表现为自然规律，在人身上则表现为道德。他认为每个人先天具备“天地之性”，是纯善无恶的，但由于“人欲”的遮蔽，每个人在现实中都表现为“气质之性”。从这个思路来说，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关键在于“存天理，去人欲”。
站在现代的角度来看，这种想法过于理想，对于人性的理解过于乐观。如果按照朱熹的这种理解，则只要每个人都做好道德修养，整个社会就能成为一个良好的社会。但是，我们对于这种想法表示怀疑，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好人没有好报，坏人得不到惩罚，那么这个社会还是正义的吗?所以，建构一个好的制度显的特别重要。这是朱熹的局限之处。但我们也应该重视道德，只有“法治”和“德治”两手抓，整个社会才会成为一个良好的社会。
(图)明朝科举考试
此外，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朱熹所提的“存天理，去人欲”。在朱熹看来“饮食，天理也;追求美食，人欲也。”也就是一个人追求能够满足生存所需要的部分是天理，超出了这个范围，追求享受则是“人欲”。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朱熹思想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以后，“天理”变得绝对化、僵硬化，往往会出现很多违背人情的事情，以至于戴震发出“以理杀人”的呼声。在传统社会，朱熹的强调的“追求美味，人欲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到了今天，还是否合适呢?当然，朱熹的强调在今天看来有些严厉。我们追求适度的享受是可以的，但是追求过度的享受则会为“物欲”所蔽，最终沦为“商品拜物教”的奴隶。
(图)戴震(1724年1月19日—1777年7月1日)，字东原，又字慎修，号杲溪
朱熹生前并不得志，但在其死后，尤其是到了元代，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所有考生都得按照他的理解来答题。正是由于这种影响，人们才会感慨“前有孔夫子，后有朱夫子”。
朱熹的思想当然不可能都是对的，没有负面影响。当然也不全是负面的，没有一点积极的因素。我们对他的评价首先应该回到他的时代，客观去看，具备“同情之理解”。其次，再将其放在现代的尺度来评价。否则，就是一种违背“历史主义”的做法。
历史大学堂 文：甪里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