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最不凡的，他们能在自己的财产、生命遭受危难时，还像一个哲人般坦然面对，看着洋鬼子们夺走他的粮食、衣物和一切，看着家园被焚毁，看着妻子儿女被迫逃命，他却照样微笑注视着敌人，即使损失会依然惨重。他的心中一定在酝酿着下一轮对洋鬼子的抗争!”
1900年，在天津英军司令部工作的澳大利亚军官奇亚夫写下这段话。
很少有人注意到，澳大利亚曾派兵加入八国联军。1901年，澳大利亚正式独立，此时它的军人正在中国“作战”，并最终带走两个“纪念品”：一是西班牙赠给清帝的铜炮，至今放在悉尼的皇家澳大利亚海军戈登岛造船厂门口;一是当时已有300年历史的铜钟，目前在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中。
20年前，澳洲华裔学者雪珥触碰到这段历史，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给澳大利亚国防部写了信。他想，也许能得到一张清单，告诉他到去哪找史料。
结果出乎意料，雪珥收到一大包文件，都是原档复印，其中包括当年侵华士兵名录。雪珥惊叹：在历史褶皱处，竟藏着如此丰富的细节。
于是，便有了《贸易战、八国乱与倒霉蛋》(金城出版社)，一本由雪珥多年前的“旧作”整合的“新书”。这是一本驳杂的书，透露出太多令人震惊的史实：
晚清名臣张之洞曾联手日本人，试图称帝。
对华倾销鸦片的同时，鸦片也影响了当时英国人的生活，以致“每一个英国人在他们生命的某一段时期都服用过鸦片”，甚至还有婴儿专用的鸦片糖浆。
李鸿章当年接见孙中山，因孙答应(或假装答应)在海外协助刺杀康有为。
克林德被杀前一周，他死亡的消息居然已被媒体报道。
慈禧太后因收到最后通牒而决心与列强一战，可这个最后通牒竟是伪造的……
历史充满偶然，却又蕴含必然。只从道德、观念、意识等角度看问题，难免执着在“腐朽”“无能”“愚昧”等大词上，可我们又能得到什么教益?
《贸易战、八国乱与倒霉蛋》引导读者置身历史现场，将前人视为同样具备“经济人理性”的人。只是观念之外，专业度也影响着最终结果。事实证明：只有谋国之忠是不够的，还需有问事之明、行事之能，纵观近代史，经常绊倒我们的，恰恰是后两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虽着眼于细节，却饱含了大历史的关怀。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历史正提醒后来的中国人，提升问事之明、行事之能，方能实现伟大复兴。
换个人，也会像张之洞那么干
问：在很多人印象中，张之洞是忠臣、开明人士，可庚子之变时，他竟然想称帝，为什么?
雪珥：一点也不奇怪。
我认为，驱动人类行为的是“经济人理性”，没有人是笨蛋，特别好与特别坏的人也是极少数。与其从其宣称的意识形态等角度分析人的行为，不如从利益格局的角度来分析更为靠谱。
庚子之变时，天下大乱，人人都在为自己考虑，张之洞也不例外。他瞒着清廷，派长子张权、长孙张厚琨去日本，这是很大的一件事。这无法用好与坏来评价，而是利益驱动、趋利避害的结果。换了别人，若有如此资源，也会这么做。
问：为何您这么强调要从利益格局的角度去分析?
雪珥：在历史研究中，我常想：如果我是当事人，我会怎么办?这样才能理解前人的行为。比如看当时的一条政策，让人莫名其妙，可深入了解背后的利益格局、利益博弈，马上就明白了。
历史的细节看似充满偶然，因为参与博弈的各方都会相互产生作用。历史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物理学定力：历史前进的方向，是各种力量的合力方向，无论力量的大小，都对这个方向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影响。
更多地从细致分析解剖利益格局角度看历史，这本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要求。前人的情商、智商和我们差不多，这是读史者需抱持的尊重事实的基本姿态，而不应像一些穿越小说写的那样，现代人一到古代，占尽情商、智商乃至未卜先知的压倒性优势，无论战场、商场和情场都无敌于天下，这怎么可能呢?
贪官为何也主张严禁鸦片走私
问：从分析利益格局入手，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雪珥：以清末禁烟为例。
早在1727年，雍正皇帝便下令禁止鸦片，比英国早141年。清政府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60年间，各级政府前后下发了45道严禁贩运和吸食鸦片的命令。可禁得越严，涌入的鸦片越多。
从分析利益格局入手就能看到，当时广东海关名义上属国家，收入上缴户部。但户部拿的是很少一部分正税，此外还有杂税，归皇家所有，可广东海关太远，皇帝管不了，只好采取承包制，交够了“份子钱”之后，官员们实际上想怎么捞都可以，风险很小。
刚开始，官员们还依靠丝绸、茶叶等正常商品牟利，后来发现鸦片这种违禁品利润更大，便积极参与走私。吊诡的是，随着朝廷禁烟力度强化，鸦片交易跑到了伶仃洋洋面上交易，地方官员的庇护作用大幅减弱，英国的鸦片商人们就过河拆桥，大幅瞒报交易，少交“保护费”。地方官员“保驾护航”的利益严重受损，利益共同体瓦解，以至于其中相当一些人转而主张严禁走私鸦片。
失控才是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问：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制度问题，您觉得呢?
雪珥：不完全是制度问题，尤其不完全是体制问题，而很大程度是治理、管理的技术问题。公共机构有腐败，私企同样有腐败，任何一个机构都存在“代理人风险”，即：代理人总会试图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企业如此，国家也如此。从利益格局入手去分析，我认为能将问题看得更清楚。
比如清朝灭亡，原因有很多，但税收变化的影响不应低估。
清中期时，国税与地税保持8:2的比例，可太平天国战争时，地方政府不得不靠新增税收——厘金——来维持运转。战后，中央政府想切断这种关系，考虑到可能的后果，所以反复犹豫。
清末的厘金税票。
中央政府缺乏政治勇气、也缺乏经济实力取消厘金，经过多次博弈演变，最终只好将自己的运行费用打包成“京饷”摊派给地方，结果，这令中央与地方实际上变成了承包关系。地方只要交够钱，中央政府就不必、也不便再多管。这加剧了中央对财政的失控。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对地方军队的管控上。到后来，除高级官员任免外，中央政府的实权所存无多，大清帝国从管理角度已经成为一个空壳。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清不亡于革命，而亡于失控。
这更多是管理层面的技术问题，在国家治理的技术操盘上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国家治理的精细化，以及治理理念的与时俱进，人类社会迄今依然在不断摸索中，可以肯定的是，这绝非仅仅依通过“大革命”推翻“旧制度”就能包治百病的。
义和团运动是国际博弈压迫下的结果
问：本书对克林德被杀案的解读特别精彩，过去只知他被杀，没想到背景这么复杂。
雪珥：克林德案确实很蹊跷。他被杀前一周，西方媒体已“预报”了他死亡的消息，为什么能预言得这么准?在今天，我们已无法还原真相，从后来联军的相关审讯记录看，当事人口径完全不统一，却匆匆结案。
克林德案好比一个脑洞大开的离奇电视剧，给后人留下太多想象空间。从分析利益格局入手，有助于接近真相。
克林德牌坊落成时，长期被视为民族耻辱的象征。
克林德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太嚣张，甚至亲自几次带使馆卫队出击， 12岁的孩子因头戴义和团红带子，也遭克林德枪杀。他一度还将住在使馆区附近的大学士徐桐抓起来。包括义和团在内，各种势力都可能早就盯上克林德了。
克林德为什么这么嚣张?背后也有国际利益博弈的因素。甲午战败后，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各国怕错过机会，纷纷撤掉原先的“中国通”使节，将原驻非洲的、擅长国际间合纵连横的官员派来。这些人更多地将中国看作待宰和待切割的羔羊，根本就不讲究吃相。作为后发国家的德国，为了后发者居上，表现得更为激进。克林德作为德国公使，就是急先锋。
1949年后，将克林德牌坊剩余部分移至中山公园内，改建成保卫和平牌坊。
在1900年的乱局中，国际、国内各种力量都在算计，克林德这样的“二杆子”对于很多势力来说，都是可以利用的好棋子。
我在那本书中，写了很多细节，努力还原当时的复杂国际博弈在中国局势上的巨大影响。
问：不少人认为，义和团是劣根性的总爆发，您怎么看?
雪珥：义和团的表现，当然有愚昧的一面，也有反侵略、反压迫的一面。我个人还是倾向于从利益细节分析角度看问题。
笼统来说，这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后，华北农村的传统平衡受到了进一步的破坏，导致了底层的反弹。尤其是德国，在强占胶州湾后，为拓展利益，后来者居上，通过发展天主教势力大肆扩张，以教会能给予的庇护相诱惑，迅速扩展“教民”的人数，“教民”得以享受超国民待遇。这就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利益平衡。
义和团员们。
中国传统乡村基本是宗族聚居，历史上本有复杂的利益恩怨，外来势力直接强行介入到农村基层，完全破坏了利益平衡。这是催生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压力与推力之一。
日本下了很大的一盘棋
问：本书引用了大量来自西方的史料，并从全球博弈的视角来解读那段历史，您为此翻了很多外国史料吧?
雪珥：确实看了很多，西方在义和团研究、太平天国研究方面有许多优秀著作。研究近代史不能只看中国，毕竟当时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影响巨大。
比如八国联军中，相对军纪最好的是日军。日军真的文明、善良?当然不是，而是在下很大一盘棋——为日俄战争做准备。
西方媒体臆想的东交民巷战斗，事实上，请正规军并未参与攻击，否则不难取胜。
日军也抢劫，但稳准狠，直接将清朝户部的三百万两存银抢走。对普通百姓，却装得很斯文。其准备工作细到这种地步——来北京前，赶制上万面日本旗，一进城，便分发给北京百姓，百姓以此做护身符，逃避列强士兵的屠杀。在如此大变局下，还能冷静地进行周密部署及细致操作，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没多久，日军便收到巨额红利——在日俄战争中，清廷上下多在暗中帮助日方。
不了解全球博弈，就很难明白，日军为什么会如此包装自己。
不仅义和团运动与全球博弈有关，太平天国失败、甲午战争等，都与全球博弈有关，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那段历史。
对于历史，应保持敬畏之心
问：如果从分析利益格局入手，闭关锁国、愚昧落后之类说法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您怎么看?
雪珥：是的。清朝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后，实际上再未闭关锁国，与欧洲、尤其英国的贸易体量很大，中国的需求对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影响很大，进而间接影响到国际政治的格局。
比如毛皮贸易，大清帝国是世界毛皮的主要消费国。追逐毛皮贸易，成为俄罗斯向东扩张的经济动力之一，成为俄、法、英在北美殖民地竞争甚至也成为新兴的美国向西扩张的主要经济推力。
昔日广州经济繁荣，是世界著名的商港口。
我一直在说，国家治理也是技术活。做一个未必恰当的比喻，如果国家是一个公司，革命解决的是股权分配问题，但无法解决内部管理的问题。如果管理松散、产品质量差、人员素质低，那么它仍是一家糟糕的公司，不论怎么革命，最终还是要回到问题的基本面，耐心、细致、逐步地去解决。
问：您强调从利益分析角度入手去认识历史，对今天读者有怎样的价值?
雪珥：我在商学院讲课很多年，学员都是企业家。他们当然不是来听评书的。，而是为了在管理上有所启发。
我在海外20年，深刻感到中国的巨大发展与进步。中国的道路，并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模本，需要我们自己不断探索，而历史的确能提供“资治通鉴”的启迪。前人也曾艰难摸索过，他们的经验与教训是一笔财富。
文/唐山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改革史、战略史学者，多家商学院授课教授，曾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出版《国运1909》、《改革都有红利吗》等著作15部。雪珥已于两年前封笔回归商界，本文为其回归商界后首次接受电话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