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793年，面对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提出的通商、开放口岸等要求，乾隆严词拒绝。
马戛尔尼写道：“(清朝)就像一艘破旧的战舰，它之所以没有沉没，全在于精明的船长。一旦一个无能之人走上指挥位置，它将无法承受暴风骤雨。”
不到50年，历史便印证了马戛尔尼的预言。
图左为马戛尔尼。
令人唏嘘的是，马戛尔尼作为国礼赠送给乾隆的前膛枪、望远镜、地球仪、钟表和英国最先进的110门炮舰模型等，竟被视为“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封存在圆明园的仓库里几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又被英国侵略者搬回家。
乾隆非闭塞、无知之人，他当政期间，编纂完成的《四库全书》，收入《几何原本》等29种西方科技著作。
明末清初几个皇帝，崇祯、顺治、康熙，对西方科技均较开明。特别是康熙，曾在畅春园蒙养斋开设算学馆，传授西方数学。然而，恰恰是在康乾盛世，特别是到了雍正、乾隆时期，“西学东渐”浪潮渐至悄无声息，中国错过了一次转型良机。到鸦片战争时，东西方科技水平已相差悬殊。
统治者明知科技的重要性，且有一定投入，为何还是被甩在后面?十八世纪的中国为何错过了科学革命?
《四库全书总目》透露了端倪，其中明确写道：“欧逻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
换言之，清政府只要技能，不要学术，只接受实用，不允许独立判断。在帝王眼中，没有什么科学家，厚待技术人才，不过是“倡优蓄之”。清政府敏锐地意识到：现代科技对传统体制存在解构作用，为维护自身利益，必须阉割科技的精神。
在康熙主导和一大批学人论证下，“西学东渐”被离奇地转换成“西学东源”，认为西方科技皆出自中国，想学好它，参透古代典籍即可。西方科技走向了实证，清朝科技却走向故纸堆。
从“西学东渐”到“西学东源”，一字之差，误尽中华两百年。这是一段永远不能忘记的痛史，它提醒我们：再也不能落入自我蒙昧、自我愚弄的怪圈中。
近日，著名学者刘大椿推出《西学东渐：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书，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
西学东渐比“张骞通西域”更重要
问：您将西学东渐起点定在明末，但元代大量中亚匠人来到中原，带来许多新技术，这不也是西学东渐?
刘大椿：西学东渐专指西方近现代科技传播来中国，与明末耶稣会来中国传教直接相关。
1583年(万历十一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和罗明坚获许进入内地传教。1601年，利玛窦进入北京，并于1610年在京去世。明廷特批给他一块墓地，变相承认了耶稣会的传教权。
当时欧洲天主教在新教冲击下，内部出现了维新改革的思想，耶稣会是其中代表，其中许多成员接受过严格的科学教育。比如利玛窦，他便有很好的科学素养。
耶稣会士来中国，目的是传教，他们发现，以科技为敲门砖，可大大减少阻力，因此意外地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大幕。
明末西学东渐成果卓著，耶稣会士们将钟表、望远镜、地图、佛郎机(火炮)等带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该书是西方科技的标杆。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技有两个重要来源，其一是古希腊的逻辑学，其二是文艺复兴后的科学实验方法。
中国古代也有名学，可算是一种逻辑学，但未实现符号化，未成为可操作的逻辑。比如白马非马，只可意会和领悟，无法转写成数学符号来演算。古代中医也重视实验，同样无法用数学方法来描述实验对象和实验过程。引入《几何原本》，才有了这种可能。
可见，西学东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与历史上“张骞通西域”，乃至“元朝西亚匠人来华”，不在一个层面上。元朝时，西亚匠人带来了一些新技术，但并非近现代意义上的科技，比如阿拉伯数字便没能在中国流行开来。
明清皇朝从未接受西学思想
问：明清皇帝似乎都很支持西学东渐?
刘大椿：并非如此。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教案一直存在。
初期影响较大的是1616年的南京教案，礼部侍郎认为天主教历法破坏了中国人的道德秩序，诬告传教士与白莲教有染，拆毁了一些教堂和墓地。
此后又有康熙教案，在杨光先等人诬告下，汤若望被判凌迟。
只是在明清易代期间，红夷大炮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明清皇帝在接受西方科技时较顺利，但始终不接受西方的思想。
问：为什么只要科技，拒绝思想?
刘大椿：我们的历史一直是皇朝大一统为中心的历史，儒主道辅，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这种大一统排斥各种异己的思想。
元朝、清朝之初有一定开放性，但元朝历史太短，清朝初期较开放，到康乾时，为了统治需要，又主动向大一统回归，与传统的中原王朝并无本质区别。
在这种氛围下，即使对西洋科技，也只在器物层面接受，未在精神层面接受。
问：可即使是在器物层面接受西方科技，也会动摇大一统的基础啊?
刘大椿：所以才出现了西学东源说。虽然它和西学东渐只差一个字，意思却截然相反。
西学东源说能流传开来，主要是康熙在大力倡导，但这不是康熙一个人的看法。黄宗羲、钱大昕、戴震等著名学者都坚信西学中源，他们通过考据来证明西学东源。
特别是乾嘉学派，例如戴震，他是一位数学大家，但他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家，与同时期西方数学家比，取向完全不同。他的考证很细致，但其实只是对数学史有贡献。同样讲实证，西方面向现实，清朝却走向故纸堆。
在关键时刻，明清什么也没做
问：如何比较中西古代科技的优劣?能否说，在明末时，西方科技已超越了中国?
刘大椿：这种比较没有意义，因为古代中西科技二者体系完全不同，它们一直到明末耶稣会士带科技来中国前，都是平行发展的，没有可比性。我既不认同“中国古代科技在宋元之前一直领先西方”的说法，也不同意“宋元之后中国科技就被西方超越”的说法。
东西方科技本是平行发展的，西方长期以来形成了“逻辑加实证”的科技传统，中国古代主要是“技术为主、经验优位”的科技传统。
到了近代，世界变小了，二者有了交集，可以互相学习和比较了，优劣便呈现了出来。明末时，虽有西学东渐，传教士带来的器物、典藉已令人惊奇，但我们自己的传统也在前行，虽然比较慢，却还是出了一些好东西，如《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
17—18世纪时，西方出现了科学革命，中国却没有。西学东渐带来了科学革命的契机，可惜没有抓住，被我们的祖先错过了。
问：他们为什么会错过这一契机?
刘大椿：当时的知识分子被内外束缚住了，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承认西方科技的先进和强大，更未主动寻求科技转型。
一方面，科学在古代中国从没有获得过独立地位，始终从属于皇权意志。康熙喜欢数学，就开了算学馆。传教士白晋建议开科学院，他不感兴趣，便否决了。康熙死后，后来的皇帝不喜欢数学，算学馆只好停办。乾隆也曾重用郎世宁等传教士，但只是把他们视为“家臣”。而在同时期的法国，科学院做决策，法国国王也无法干预。
另一方面，我们缺乏可操作的逻辑和数学。中国古代数学也很发达，出现了《九章算术》等著作，可其中没数学公式、没符号运算，基本是提出问题，然后给出答案。他怎么算出来的，谁也不知道。宋元时代中国数学达到最高峰，后来反而有所退步。在18世纪前期，会算除法大概就被认为是天才了，因为没有可用来操作的运算方法，实在很难相除出结果。
化学刚传入中国时，译者曾将其中的符号全转换成中文，后来发现这样是行不通的，所以今天中国的化学方程式采用的仍然是西方符号系统。这并不可耻，阿拉伯数字既不源自西方也不源自阿拉伯，而是源自印度，但我们不能说现代数学是从印度抄袭的。
科技转型需要很多东西支撑，明清时是有可能尝试转型的，但事实上什么也没做。
阴阳五行为何传承千年
问：即使做了，恐怕也做不成吧，毕竟还有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的制约?
刘大椿：是的，科技转型需要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来支撑，当然，科技转型又会推动它们二者的转型。完成这三个转型，才能跨越现代化的门槛。
至于应先从哪里开始转型，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一般来说，科技转型可能相对容易一些。
问：早在古希腊时，西方已有逻辑学、几何学等，这是否意味着，西方科学从一开始就走对了路?
刘大椿：并非如此简单。
希腊已有逻辑学、几何学等，但希腊文明曾经衰亡，近现代科技并不是在这个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相关著作失传多年，后又从阿拉伯文献中转译回来，称之为文艺复兴。直到十六七世纪西方科学的实验方法成熟，二者结合，才形成科学革命。这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
古代中国没有形成可操作的逻辑，只有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意识形态，但它能满足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需要。农耕社会对技术要求不高，以技术为主、经验优位的科技方法基本够用。阴阳五行有一定解释力，且比较直观，至今仍有人相信它。
科技规范和观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问：在康熙历讼中，杨光先提出“宁可中夏无好历法，也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杨光先是数学家，为何如此狭隘?
刘大椿：在专制社会中，出现一些非常奇葩的观点不奇怪。古代专制社会的最高价值是巩固专制统治，不允许人独立思考;谁不跟着它跳舞，才是不得了的大事。
杨光先反智，因为有专制力量的支持，当时与汤若望关系密切的顺治刚去世，康熙尚幼，鳌拜独掌大权，朝廷整体氛围趋向排外，拿试图干政的传教士开刀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问：如今我们从小接受现代科学教育，但在转基因等话题上，依然出现了异常激烈的对立，很少有人去请教专业人士，这是为什么?
刘大椿：中国在现代科技转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仍有很长路要走，基本的科技规范、科技观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科学精神和对科技的认知上还存在问题。
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迷信科技，认为它万能;二是阿Q精神，认为科技没什么用，还不如老祖宗传统的东西。
这两种极端认识不是科技本身的问题，而是价值判断的问题，靠科技本身发展，是无法解决的。现代社会不能只有科技这一个维度，还需要一个真正多元的、开放的文化氛围。
对于一些新技术，在发达国家、即便在美国也有人反对，但多种声音并存，不至于这么闹腾。
我们应该培育这样的氛围：允许多元表述，尊重不同信念。否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走进这样的两难：一强调科技，便容易犯绝对化的毛病，一强调人文，又不小心滑向反科学。
文/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