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粉教教主张天一
湖南这个省份，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历史阶段里默默无闻，无足轻重。
但近代湖南，却大不一样。
最近王志纲的一篇《湖南，霸得蛮》，文中如此描述湖南：
“近代以降，湖南却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群星璀璨，揽天下兴亡于一身。
从“无湘不成军”，到“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再到“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百年间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
平定太平天国一役，湘军打出总督14人，巡抚13位，封侯拜相，风头无两。此后每一波的社会风潮，总有湖南人挺立潮头，守旧者有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维新者有魏源、郭嵩焘、谭嗣同，革命者有黄兴、蔡锷、宋教仁……
在民族救亡图存的关头，一批又一批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赴汤蹈火，前赴后继，确实挺起了中国的脊梁。湖南政治家杨度曾写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是何等的自信与豪迈。
到了共和国开国，湖南人的表现更加卓异，1955年授衔时，十大元帅湖南人占3位，十大将湖南人占6位，57名上将湖南人占19位。”
如何解释湖南的这种突然崛起?
一、古代湖南：湖北的附属
湖南自古属于蛮荒之地，很长时间以来，地理位置都不重要。
如果我们将湖南湖北放在一起看，就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形：
(湖南湖北组成一个口字型封闭地域，唯有长江横穿两湖可东西出入)
湖南三面环山，西部是雪峰诸山，南部是南岭诸山，东部则是罗霄山，唯有北面出常德、岳阳出洞庭与湖北相接。相当于一个“U型”口袋。
而湖北西部有大巴山，北部有武当山、大洪山等，东部则是大别山，唯有南面向湖南开口，相当于一个“n”型口袋。
所以，湖南湖北刚好形成一个封闭的地域，唯一的出口就是沿着长江东下或西进。
在这样一个地理形势中，湖北的位置是比较关键的：湖北北面面的襄阳是进入中原的旋转门，而荆州则是顺江东下江南的上游。
从古代的军事地理位置上看，湖南的军事地位从属于湖北：占据了湖北荆州的军事势力，往往是顺手把长沙(潭州)占据。
而占据长沙的势力，则未必能占荆州、江陵、荆襄，征战天下。
蒙古当初征南宋，久攻荆襄不下，便试图进军云南，入湖南，绕过湖北东进，结果也没有收效。
可见湖北地段之冲要，而湖南地位之附属。
二、湖南第一次崛起： 广西种树，湖南摘桃
近代湖南的第一次走上历史舞台，是因为太平天国战争带来湘军崛起。
曾国藩、左宗棠湘军的崛起，改变了湖南人在中国的政治地位。
为什么太平天国战争一定带来的是湘军崛起?
看地图：
太平天国战争发起与广西，定都于南京。
在广西和南京之间，湖南恰恰是中间必经之路。
太平军必须由广西进湖南，打下岳阳，才能进入长江，顺江而下。
也就是说，岳阳和长沙实际上是太平天国战争的关键胜负手。
清军和太平军谁掌握了湖南，谁就掌握了战争的绝对主动权。
在这个背景下，没有曾国藩，也会有张国藩出现，湖南人在这场清朝的国运之战中扮演了宿命般的角色，归根到底还要感谢广西人。
湘军以湖南为中心，光复湖北，庇护江西，其实是利用湖南居中的地位，掐断了太平军由东到西的一字长蛇阵。
太平天国席卷了南中国10余年。
清朝的财富重地基本都在江南，而太平天国实行财产公有的“圣库”制度。可以说，其积累的主要财富都集中在了首都南京的圣库之中。
然而，最终摘桃子的是湘军。
湘军攻克南京后，全城大火，圣库财富多为湘军将领、士兵所占。
战争结束后，整个长江上都是往湖南运财富的船只来往。
太平天国战争的最大获益者是湖南人。
可以说战后整个中国江南的财富集于湖南一省，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湘军宗族子弟的教育。
教育投入的猛然骤增，再加上湘军把持晚清地方政坛近40余年，这为整个湖南下一波人才储备、崛起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曾国藩的湘军士兵大多是农家子弟。
湘军的崛起事实上为近代湖南人提供了一次集体阶层跃升机会。这在阶层固化的晚清，是不多见的。
例如毛主席所在的韶山毛氏，在太平天国时期大量子弟加入湘军，光提督就出了三人。这为整个毛氏宗族在未来几十年命运的改变都奠定了草蛇灰线的基础。
三、近代湖南第二次崛起：广东带来的湖湘辉煌
近代中国的形势的另一个变化，是广东的崛起。
鸦片战争后，广东作为口岸开放，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前沿阵地，整个中国的经济重心迅速转移到了广东。
近代以来，广东、广州成为中国与参与全球化的重要接口：
清朝，两次鸦片战争，都与贸易枢纽广东相关;
民国，黄埔军校建立，也因为广州作为港口接收方便国民党苏联援助;
共和国，改革开放，则因为广东毗邻香港，是中国对外的第一个窗口：
改变中国近代命运的几位革命、改革者，都和广东有关系：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
广东开化的影响，还波及到了广西、云南、贵州等落后地区。
西南、华南地区第一次在中国政治、军事格局上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广东崛起的一大影响，就是湖南的二次辉煌。
广东与湖南之间有南岭等山脉阻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广东势力出韶关后，只有占据湖南，才有可能由此北上，进入中国的腹心地带。
由此，清朝灭亡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主要就是北京(北洋)与南方政府(广州)间的互动。
湖南位于广东正北，广东的举足轻重造就了湖南的绝对重要。
民国时期，湖南一跃成为广东——北京互动的战略中心点：
北洋时期，湖南是南北双方争夺的要点：
南方的联省自治，湖南居于重要地位;而北方的武力统一，兵锋也直指湖南。
北伐时期，湖南是北进的必经之地。
引发北伐的导火索—湖南军阀唐生智其实实力非常弱小，但因为居于湖南地域的关系，北伐军必须借重。
由此唐生智由一个不入流的小军阀，以区区几个旅的兵力一跃而变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成了影响宁汉政局的人物，甚至敢挟汪精卫(天子)来东进问鼎国民党中央的政权，挑战蒋介石。这与湖南的特殊地理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再举一例，我党一大时，毛主席作为湖南代表与会。
湖南以一个中部省份，能够作为我党一大的代表产生地【其它有代表参加的地区为北京(首都)、上海(资本中心)，山东(连接京沪)、武汉(天下通衢)、广州(革命策源地)、(日本，留学生力量)】，与其特殊地理地位不无关系——湖南工农运动的开展对革命形势有重大助推作用。
国共合作时，毛主席作为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受到重用，也与北伐军队过境湖南需要得到湖南的必要支持密不可分。
回看近代湖南的两次崛起，都是时势使然。
近代中国经济、军事、政治、地理形势的变化，使得湖南成为了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省份，刚好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成为东西、南北的交汇中心。
也因为这种特殊性，才在那个时间点产生灿若群星的湖南人。
当代湖南，还有第三次崛起的机会吗?湖南的时势又在哪里?“霸蛮”湘军是否还能迎来一次属于自己的辉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所有人认真思考。
最后，引用一小段杨度先生的《湖南少年歌》作为本文结尾：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