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欧美国家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相比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在增速上被来回摩擦，但经过数百年的积累，毕竟经济基数庞大，其绝对经济增量也是非常可怕的。
不过，欧美众多发达国家虽然也在不断发展，但却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烈的力不从心。
以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为例，之所以会出现如此风起云涌的罢工和抗议运动，直接诱因是因为马克龙政府加征燃油税，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而马克龙政府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根本原因在于法国国库早已入不敷出，长期下去必然破产。
而之所以出现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高福利的支出。
作为二战的主战场，欧洲各国在二战期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为尽快恢复经济，欧洲各国陆续制定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
国家层面的社会福利制度最早源于普鲁士，当前西欧各国盛行的所谓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则起源于英国。
为抚平战争创伤，尽快实现经济的东山再起，西欧各国加大了对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因为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出现，西欧各国陆续成为美国的小伙伴。因为美国对西欧的“保护”，使得西欧各国无需将大量资金用于国防建设，因此西欧各国的社会福利水平远超美国，其中法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更是达到了空前的31.5%。
相比之下，因为美国本土没有经历二战的摧残，因此没有靠福利制度拉动经济的客观需求，所以美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只有20%左右，而且因为美国的社会福利开支严重偏向老年人和卫生保健，且主要依靠商业保险的模式，因此美国社会福利的所谓负担也远小于西欧。
应该说高福利制度的出现和不断完善对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国民为生计而忙碌奔波时，他们能够肆意追求所谓的诗和远方。
但这种美好的图景径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而无情地破灭了。尤其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1973年欧美各国出现了自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欧美各国财富损失惨重，这使得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
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欧美各国尤其是西欧国家的高福利，本质上依靠的是税收的支撑，而税收的多寡，取决于民众生产率的高低。
但问题是欧美各国的民众早已在高福利的蜜罐中迷失了自己，养成了“付出少，收入多”的懒汉思维，这不可避免的导致了生产力水平的每况愈下，并最终形成了税收越来越少的恶性循环。
在国库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政府只能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维持收支平衡，具体表现为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和增加税收，典型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大量削弱福利开支，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而这样的改革必然导致天怒人怨。
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最可怕的不是不曾拥有，而是得到了再失去，对于习惯了高福利的西欧民众而言，让它们自觉加班并少拿工资那是典型的痴人说梦。尤其是高福利制度下，挣得越多缴税越多，而且很多时候躺着比工作得到的还要多，这些懒汉们又怎能为所谓的国家利益而前赴后继?
这些所谓的懒汉，基本上都属于中产白领阶层，他们之所以敢于为自己的利益损失星火燎原，根本原因在于工会的保护。
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会在很长时间内被统治阶级定义为非法组织。但问题是势不两立的资本家和底层工人需要一个润滑剂，或者说传话筒，于是工会逐步走到台前，并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角色。
由于这些工会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工人，所以必然为了工人的利益舍身忘死，但太过强势的工会本质上是保护了那些不努力的人，而且工会过度地为工人争取所谓的权益，必然使企业不堪重负，这必然导致企业的大量外逃，最终给社会带来失业率暴涨这样自食恶果的尴尬局面。
而随着企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不断转移，社会财富也开始大量流失，尤其反映在税收水平的不断下降，这最终也是导致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的重要推手。
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高福利制度作为经济复兴的手段确实在二战后发挥了极其显著的作用。但随着社会新局面的出现，这样的高福利制度必然不适应社会发展，不仅无法帮助西欧各国更上一层楼，反而因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成为社会不堪重负的巨大负担。
而在劳动力数量本就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工会的强势又助推了企业的外流和税收的减少，使得社会矛盾愈发尖锐。
一直以来，欧洲都是国际社会的重心所在，不仅经济发达，更垄断着世界技术的核心以及品牌价值，占据着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上游。比如法国的名牌包包，仅靠贴牌就可以拿走绝大部分利润。
不过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迅猛崛起以及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回归，越来越多的技术垄断被打破，其品牌效应也越来越疲软，这使得欧洲各国“躺着赚钱”的状况逐渐一去不返。
而当欧洲无法在产业链上游作威作福，其社会危机必然越来越严重，届时这些国家的衰退也就积重难返。
